俞彪文（俞梅蓀之父），中國人民保險總公司辦公室副主任，右派份子，1957年7月22日含冤去世，開除公職，終年31歲；1979年7月，「平反昭雪」。
2008年7月22日上午10時，我從上海精神病醫院接弟弟俞頌蓀出來。他像飛出籠子的小鳥般的興高采烈。我說，今天是父親的忌日。他頓時愣住了，喃喃自語："苦命的父親啊！"
右派份子罹難，全家遭殃
家父俞彪文（1926－1957），畢業於東吳大學和上海滬江大學經濟系，在上海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中央信託局工作，1949年拒絕隨國民政府去臺灣，受中共邀請前往北京參加開國大典，參與創建中國人民保險總公司；1957年，因提出改進保險工作意見而成為右派份子，不忍屈辱，蒙冤自殺，終年31歲。在北京市保險公司工作的家母經單位批准，攜4歲的我和1歲的弟弟，回到上海市長寧區江蘇路480弄76號，投奔老年喪獨子的祖母，身為上海人民銀行黃浦區辦事處業務骨幹的祖母，因受家父株連而被勸退休（工資減半）。之後，家母又被責令回北京，到農村接受勞動改造。我和弟弟由祖母撫養成人，1969年我初中畢業，到江西農村插隊，1977年回北京接班頂替退休的母親而當工人，後來上大學，在北京從事立法工作；弟弟一直在上海，與祖母相依為命。
祖父俞頌華（右派份子俞彪文之父），1932年起任上海《申報週刊》主編1936年起任《申報》總主筆等，攝於1943年，時年50歲。祖父俞頌華（1893－1947），1919年任上海《學燈》雜誌主編，曾刊載青年毛澤東的文章；1920年，在梁啟超的支持下，和瞿秋白（俄文翻譯）赴蘇俄，採訪列寧、托洛斯基等，發回的連續報導，對當時國人瞭解蘇俄起了重要作用；後任上海《申報》總編，1937年初，赴延安採訪毛澤東、周恩來等，並在《申報週刊》連續報導，還把延安城樓的相片刊在封面，為結束長征的中共在全國擴大了影響；1945年，應周恩來之約，攜家父到重慶曾家岩中共辦事處與之會面；1928至1949年，祖父、祖母和家父，時常為瞿秋白、範長江等中共地下黨提供幫助，還保護他們秘密住在家中。
1937年5月9日《申報週刊》封底圖，記者俞頌華乘運送郵件的飛機（當時尚無民航班機）抵西安降落，前往延安。其中圖解："俞頌華西安與膚施之行......""膚施"即為延安。
家父去世後，我和弟弟從小被人看成"狗崽子"，備受同學、鄰居的歧視和欺辱，至"十年文革"更甚，被抄家被辱罵......，以致弟弟在中學畢業時自殺未遂，患了精神抑鬱症。30多年來，每隔5、6年要住院治療。家庭的不幸遭遇，使我倆從小怨恨家父帶來的苦難和屈辱，從不談及家父，連想都不願去想。
1979 年4月，中國人民保險總公司人事處長在為家父作"改正"結論時說："你父親過去犯了錯誤，現在寬大就算不錯了。"為搞清究竟是什麼錯誤，我在北京圖書館查到當年《人民日報》刊載由財政部副部長胡立教主持的座談會上，家父提出改進保險工作的意見，根本沒有任何錯誤可言。我幾經激烈爭執，使其啞口無言，終於在結論中寫入"含冤去世，平反昭雪"。這是我理直氣壯，據理力爭的結果，亦是突破中共中央對右派份子只"改正"而"不平反"的一個例外。
1947年12月7日，在上海靜安古寺舉行俞頌華追悼大會，由黃炎培（中國民主同盟主席，1949年後任副總理、副委員長）主持，他在題為《新聞界之釋迦牟尼》的悼詞中指出："先生以新聞事業為唯一終生職志，......富有愛國心與正義感，評論時政得失，一本其嚴氣正性，不稍假借而出於至誠，人無不感服之也。時時鼓勵吾人以大公至正的立場代表人民參與政治。先生自己則絕對不願參與政治，惟願評論政治。"會後，成捆的白布輓聯堆滿家中的儲藏室。1966年底，被抄家，俞頌華的輓聯和藏書全被處理，僅存祭奠者朱絳的輓聯，全文如下：
我們要為千萬苦難文教人士向國家社會控訴
頌華先生以畢生精力貢獻給國家社會，然而國家社會給予他的是什麼呢？是揮之不去的飢寒，是欲避無方的苦難，是剝蝕了他生命的凶疾，是身後的四壁蕭條！
貧病是一般文教工作者共同的命運，而肺病更是一般文教工作者難逃的劫關，國家社會對於文教人士的待遇那麼刻薄，那麼冷漠。
我們要為千萬跟頌華先生同命運的文教人士不幸的遭遇向國家社會控訴！
我們要為千萬跟頌華先生同命運的文教人士無邊的苦難而悲憤呼喊！！！
--朱絳，摘自拙作《悼俞頌華師》一文（1947年10月7日）
海淀區民政局按照家父的行政14級副處級幹部的待遇，按1957年的標準補發撫恤金360元，我提出應該按照1979年的現行標準1500元發給，被拒絕。保險總公司發給500元補助款，家母和我用此款重新安葬家父。
每逢7月酷暑，家母都痛苦不堪，甚至要大病一場，我和弟弟格外小心，但卻從不關心家父的忌日是哪天。2003年，家母在最後一個7月（半年後去世）說，當時要把我送給大姨，把弟弟送給西安的二姨，自己要投河自盡，多次徘徊在故宮護城河邊，因不忍拋下我和弟弟而未果。她感慨道："中年喪夫，老年時兩個兒子一個得精神病一個蒙冤入獄，這輩子活得太苦太累太艱難。"我每每打斷她的話而安慰之，卻從不詢問家父的去世經過。她在晚年，常以是馬寅初的學生為榮，並欽佩其在反右派運動中堅持"人口論"的傲骨。
2007年初，我參與反右派運動50週年紀念活動，開始思考家父的事，為求真相，我去拜訪與家父在同一辦公室工作唯一健在的叔叔，到達方知其月餘前已去世。我來到舊居--北京市月壇北小街5號院1門（財政部宿舍），鼓起勇氣登上4層樓，察看家父從5層陽臺的跳樓之處；在底層101室的窗前徘徊觀望，卻沒有勇氣叩開"我家"房門。
詩人北島先生在他的童年軼事中提到："同公寓另一戶人家的男主人跳樓自殺了。那天中午聽到這消息，我懵了，好像是個猜不出的燈謎。他身後留下寡婦，還有個小我幾歲的男孩，叫俞梅蓀。那留在歷史深處的哭聲，除了在黑暗中支起耳朵的我，又有誰能聽見？多年後得知俞梅蓀為民請命的故事，看來比他父親有出息。" （北島，《三不老胡同1號》，北京《財經週刊》2008年第3期）
北島先生這段珍貴的文字敘述，撕開我懵懂的封塵在兒時腦海深處的記憶：那天中午我從院子裡的托兒所回家午飯，烈日下，見到父親躺在地上掙扎，周圍似乎沒有人；後來，母親帶我到（阜成門人民醫院）病房，見父親全身綁著白色繃帶，似靠在床上；再後來，常在夜半聽到母親那撕心裂肺的哭聲。這是我4歲開始記事的頭三個瞬間影像，至於家父的長相，在我的記憶中模糊不清。50年來我從不會想起，更不會說起，也未向母親考證。直到20年後我聽說，那天下午要召開批判家父的大會，"他經不起黨的考驗而走上絕路"，在醫院搶救3天後，家父因內臟被震錯位無法恢復而去世。之後，被開除公職。
2008年4月以來，我去醫院探望弟弟時，平生頭一次與其談論家父的事。他認真地看北島文和舊居照片，提出不少問題，我倆一起尋找那失去的記憶，探求家史真相。家父在給家母的絕筆中，要其努力把我倆養大。我倆頭一次為慘死的父親而落淚。
祭奠不予改正的大右派彭文應
出了病房，我提議去郊外祭奠彭文應先生，弟弟欣然同意。我倆乘公交車，至上海最南端的奉賢區海灣路盡頭的海邊，進入海灣寢園公墓已是正午。烈日當空，天色湛藍，海風習習，草坪樹林，亭臺樓閣，偌大的寢園，只有我倆。弟弟興奮地說："我來到了天堂啦！"我糾正道：這裡分明是地獄嘛。
我倆來到彭文應先生的全身銅像前，他揮著手，似乎正在講演憲政民主，基座鐫刻著1950年周恩來在上海對陳毅市長說："要記住這個朋友"。這是我國唯一的右派份子銅像。
彭文應，早年留學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為政治學碩士；1932年回國從事抗日運動，反對政府"剿共"，曾資助當時被通緝在逃的周恩來；1947年以後，領導上海民盟的地下鬥爭，迎接中共取得政權；1949年以後，歷任民盟中央委員和上海市副主任委員、市政協常委、市人大代表；1957年5月，響應中共號召，積極參加整風，呼籲發展民主與法治建設，遂被定為"章羅聯盟"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集團的骨幹分子，人民日報、解放日報、文匯報、光明日報等載文批判，因拒不認罪而被定為極右份子，撤消一切職務，剝奪工資，監督勞動，全家被趕出花園洋房而住進斗室，其夫人猝死，就讀於上海師院的次子自殺身亡； 1962年初，致信毛澤東和周恩來："建議在全國範圍內結束反右派鬥爭，摘去所有右派份子的帽子，團結起來，建設社會主義。"同年底，他在貧病交加中去世，終年58歲。
1980年6月，中共中央關於右派複查請示報告的批復中指出："擬維持反動派原案（即不予改正）的5人：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彭文應名列第三；1989年12月，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部長在彭文應85歲誕辰座談會上指出："彭先生的一生是愛國的，進步的，值得緬懷和紀念。"
彭文應是江西省安福縣人，與羅隆基、王造時同鄉，都畢業於清華大學並留學美國；1932年起，3人都積極反對蔣介石獨裁，大力支持中共；1957年都被定為右派份子被迫害致死，成為"安福三傑"。
在彭文應夫婦和兒子的三人合葬墓前，其夫人鄧世瑢終年44歲，我注意到她卒於1957年7月19日，正是家父的跳樓之日。弟弟注意到，其子彭志平終年19 歲，而痛心不已。我說：他是自殺的，你在20歲時也3次自殺：通電把手掌灼傷；服了大量安眠藥；服下敵敵畏，半夜被我發現，灌水洗胃後送醫院；幸好每次都搶救及時，躲過死神。可見，青少年在成人之際，如被社會不容，往往導致精神崩潰。
在弟弟提議下，我倆深深的三鞠躬，並代表幾位委託致意的師友，向被反右奪去生命的三位英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天上人間的家人團聚
之後，我倆在墓地裡倘佯，這裡安葬著不少名人，墓碑或塑像製作精美，造價昂貴，其中有我倆平日喜愛的作家，還有劇作家右派份子吳祖光的雕像，也有一些極盡奢華的商人之墓。看到不少亡者年紀甚輕，惋惜不已。弟弟感慨人生苦短，要珍惜生命，要寬大為懷，與世無爭，不應有恨。
1997年，我冤獄釋放，母親帶我倆去八寶山革命公墓西6室，她要我倆向父親墓鞠躬後，仔細擦拭骨灰盒，痛哭不止。由於我一向對父親的行為不理解，曾多次拒絕去掃墓，要不是弟弟說起此事，我已忘得一乾二淨。50年來，陸怡（祖父的學生、文匯報右派份子）和家父在上海的兩位右派摯友，有時來探望祖母和我倆；家父在北京的一位老上級一直關懷我們，均已作古。我倆幼年在上海江蘇路幼兒園的陳老師夫婦，一直關心愛護我倆到如今，近年多次去醫院探望弟弟。
我倆說起，五四運動時，祖父撰文呼籲營救陳獨秀、傅斯年等被捕師生；辭去中國駐蘇俄特使的日文秘書，投身於清苦的新聞事業，終生為業，一生不參加任何黨派。祖母晚年懷念祖父，弟弟為其朗讀祖父的旅俄回憶文。弟弟還說，祖母曾對他說："你哥哥的眼睛長得像爺爺。"這使我很榮幸，當以爺爺的大公至正的目光來看世界。
亭子周圍是小橋流水和鮮花樹叢，空曠靜謐，沒有任何人。大嗓門的弟弟高談闊論，放言無忌，我倆盡情交流各自知道的往事和信息。我取出食物，被連連回絕，他有太多的話要訴說了。一小時後，經我再三催促，他依依不舍地起身，挽著我的手臂，自言自語道："我到了天堂。"我附和道，這裡真是天堂啊！
我倆漫步在公墓牆外的海堤，面對碧波蕩漾，一望無際的杭州灣，我唱起："大海啊，就像媽媽一樣，走遍天涯海角，總在你的身旁......。"不覺流下眼淚。1997年夏，我陪母親返回溫州老家之後，回上海航行在杭州灣，我對著母親，唱起這首歌。
傍晚，我倆乘上歸途的末班車，送弟弟回醫院，問其有何感想？晒得滿臉通紅的他開心地說，今天一日游，是此生最高興的一天。又問對父親有何感覺？他說，願父母親的在天之靈安息吧。我想，一家四口，今天終於溝通而融合，在天上人間團聚了。我倆說好，每年此日都要追思父母。
分手時，我一陣心酸，忍住眼淚，未讓弟弟覺察。前幾次分手，我都淚流滿面，甚至還抱著他痛哭不止。他卻反而安慰我。
漫漫維權路
天色漸黑，我獨自出了醫院，經由市區返回浦東新區川沙鎮的臨時住地，又回到悶熱污濁，浮躁壓抑，爾虞我詐，弱肉強食的上海灘。我要為弟弟討回住房而努力。
1997年底，由於祖母去世，弟弟隨我到北京與母親暫住生活，上海的祖居住房閑置，被曾去醫院探視過我弟弟的"知青朋友"惠進德借用，無償居住一年後，他極盡花言巧語，以保留我倆的永久居住權和日後監護我弟弟回上海住院為由，提出廉價轉讓我家祖居的部分使用權給他。2002年弟弟回上海住院，他迴避對我倆居住權的承諾，使我倆陷入困境；2007年初，他又拒絕醫院發去的我弟弟出院通知，完全不理監護之職，與祖居部分使用權轉讓之前，判若兩人。
2007年底，弟弟滯留在醫院已6年多，深感住房被佔出院無望而成"無期徒刑"，在絕望中要尋死自殺，被電休克治療，每每昏死過去而喪失記憶。為此，我向這位已擔任長寧區政協委員的工商界代表惠進德討還我弟弟的房子，卻被斷然拒絕。他還對我從事反右維權之事嗤之以鼻，並告誡我"要識時務"。
俞頌蓀在精神病院給律師的維權信:
尊敬的賀律師：您好！
我的住房被惠進德侵佔，他不讓我回家，使我滯留在精神病醫院近7年，度日如年，生不如死！
您為我主持公道，提出法律意見很好，使我看到了希望！
非常感謝您！
此致敬禮！
俞頌蓀敬上2008年9月19日
於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顓橋分院
無奈，我只好求助律師，經其調查，驚悉我家祖居早在10年前就已被惠進德買通房管人員暗箱操作，冒用我弟弟的名義並偽造其簽名而退掉房子，非法過戶，又利用離婚，進而把房子過戶給其"前"妻，使其成為第三方"合法"戶主，我弟弟卻成了有戶籍居住地卻無住房的黑戶。當初，我冤獄落難又遭人暗算，陷入欺詐陷阱，我家三代居住64年的祖居被悄然奪走，如今要收回卻很複雜艱難。
一年來，為照顧弟弟，我在上海流浪，時而住旅館，時而借住朋友或外地打工仔家中，時常把弟弟接出來小住幾天，使他回歸社會而恢復正常。偌大的上海灘，已無我倆的棲身之地。
慘烈遭遇何止我一家
2007年，要不是參與反右50週年事，我不會反思家父的遭遇，在家父50週年忌日，我徹夜難眠，致電郵老友馬文都先生，收到回信如下：
時陽曆七月二十二日，余在香山蝸居，因見俞兄祭父短文，難於暢懷，吾輩乃血性男兒，難為父親申冤，佇立門前，仰天悲愴！
憶家父之情尤勝俞兄，父亦已歸道山，當年情形尤歷目中，而父子之樂，已無從尋索，思之淒婉，不能釋懷，感慨之餘，發文祭掃，為祭俞兄之父而作。
與俞同憶五七年，慈父在，合家圓。光陰荏苒，又是七月間，慈父已居陰間地，天倫歡，今難全。
吾輩坎坷恍數年，又怎堪，一揮間。夢中常見，相顧兩無言，物是人非不忍觀，空垂念，淚難干。
馬文都亦因反右而失父，其生父李玉祥，1938年參加八路軍115師（師長林彪），後為東北野戰軍，歷任班、排長，作戰英勇，多次被嘉獎；1949年，隨 70軍南下解放廣東，任連長，榮立三等功，由軍政委甘渭漢（1955年中將）作媒，與其母（師部幹事）成婚；1951年，隨40軍赴朝鮮作戰，腿被炸斷，其母也在戰爭中失去半個手臂，都成傷殘軍人，一同分配到遼寧鐵嶺榮譽軍官學校工作，分別為營職和連職軍官。
1957年，其父反思朝鮮戰爭第五次戰役，近萬名優秀指戰員被俘，佔整個朝鮮戰爭被俘人員的75％，回國後都被清洗出部隊，淪為賤民，為受到不公正對待的戰友鳴冤叫屈。他指出，這一失利是指揮失誤所致，責任在指揮員。為此，他被打成右派份子，又因地主出身而被定為反革命罪，判刑20年。（現據史料介紹，當時志願軍司令員彭德懷因指揮失誤而向中央檢討，第3兵團代司令員王近山赴京請罪。）
其母迫於軍校壓力，與其父離婚，並被清除出部隊。當時28歲的母親把3歲女兒送給鐵嶺一家工人，攜3個孩子回北京投奔外婆家，又把5歲的大女兒送給一家平民，把3歲的馬文都送給親戚，自己帶著週歲的小兒子，改嫁理髮師。
馬文都在親戚家不願寄人籬下而受虐待，4歲出走，流浪街頭，兩年輾轉十多戶人家，最後由姓馬的工人收養。1978年，他看到西單民主牆的勃勃生機而參與《探索》刊物，被關押在功德林監獄3個月，養父母迫於警方壓力，與24歲的馬文都脫離關係，逐出家門。
1975年，其生父在吉林省白城子監獄減刑3年獲釋，被安置在當地農村監督勞動。他通過多方查尋，只找到在北京的小兒子，其它3個孩子杳無音信；1983 年，76歲在白城子農村含恨去世。1987年，馬文都找到弟弟，得知父親已故；1990年，他回鐵嶺軍校尋根，找到失散33年的雙胞胎姐姐，那裡的人都閉口不談其父事，很迴避，他深感其中必有隱情。
我詢問其父當時被判刑的依據，後來是否被改判和改正，要為這位不屈的軍魂留下一點文字，竟一無所知，其父連一張相片也沒留下。上述這些資料，是他從弟弟追憶30年前其父到京時的隻言片語。
我曾遇到不少右派老人及其子女，他們至今境遇很差，仍被歧視，被欺辱，被侵權，有的住房被侵佔，多方上訪，求告無門，在貧困中掙扎。在上海，給我以多方關照和資助的黃女士，其父是右派份子，勞改20餘年獲釋回家，其祖居住房已被人佔去，無處說理，只能借居他處，不幾年就在貧病中客死他鄉。現居成都84歲右派份子黃紹甫（1943年赴印緬作戰的抗日遠征軍老兵），勞改20餘年獲釋，回原單位又被陷害坐牢12年（累計坐牢34年），1996年出獄，其祖居住房早已被人侵佔，孤身一人，長期借居，如今靠每月120元低保金維持生存。可見，反右而慘烈遭遇的何止我一家，家家都有血淚史，令人痛心的是，時至今日，反右派運動的危害仍未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