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大危機，都會帶來對當時主流理論與既有體制的檢討。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和平協議的經濟安排極不合理，導致了上世紀三○年代的經濟大恐慌與隨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當時主流經濟學者為了維護其所堅信的自由市場的優越性，竟然將極高的三成失業率歸因於失業者的自由選擇，而不是市場失靈！凱因斯即時提出了新理論，指出投資行為的非理性及自由放任之不可恃，以及國家干預經濟的可行性與必要性。二戰後歐美體制結合凱因斯的總體經濟管理理論，與中間偏左的社會政策，建立了著重福利的社會民主體制，也帶來了戰後初期廿多年先進資本主義的發展黃金時代。
不過，到了七○年代，這體制的發展在經濟政治社會各方面都遇到瓶頸。要如何脫出困境引發了左右派激烈的理論爭議，不過，最終右派取得全面勝利。在政治上英國柴契爾與美國雷根上臺，新保守主義取得政治主導權，在經濟思潮上贊成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義取得全面性主導地位。
因此，從上世紀八○年代開始，美國經由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在全球落後地區推動被稱為華盛頓共識的"自由化、私有化、財政緊縮"政策。併進一步在九○年代成立世界貿易組織，主要是要落後國家進一步開放市場，尤其是對先進國的金融服務產業開放。因此，近年來所謂的全球化，其實是這種特定形式的全球化。
與此同時，從八○年代開始，在自由放任思潮下"去管制化"蔚為趨勢。美國金融產業卸除束縛後開始急速擴張，如索羅斯所言，啟動了這一波持續卅多年的金融大泡沫。在這過程中，美國金融業被描述成一個充滿創新的尖端產業，一波波"創新的"、"避險的"衍生產品不斷出爐，據稱可以不斷提升效率促進成長，而這光鮮高報酬的行業也吸引了最優秀的人才。
金融產業因此成為美國最重要最先進最具國際競爭力的產業，而美國政府也不吝於運用政治力量，包括單邊壓力及世貿組織規範，全力為它開道，逼使各國開放金融市場。因此金融全球化的速度是指數成長，譬如，全球商品貿易佔ＧＤＰ比率在一九七五年約一成，至世紀末仍不到兩成，而美國證債券跨國交易量佔ＧＤＰ之比率，則從一九七五年的百分之四升為一九九八年的百分之二三○。
與此平行的政治方面的發展，一方面是美國全球霸權地位達到高峰，一方面則是其政府治理能力的走下坡。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為獨強其權力缺乏制衡，在處理國際事務上常為所欲為，同時國內治理能力大幅下滑，在此次金融危機已清楚顯現。
一九九七年東亞金融危機時，各方就已呼籲需要有新的全球性組織，來監督金融全球化的系統性風險，但西方政經領袖並無人承擔起此責任。再譬如，此次點燃危機的是美國次貸風波，次貸就是貸款給應該是還不起貸款的窮人，金融業者與其監督者竟然認為把次貸證券化就可以取消風險，自欺欺人不說，更是監督者嚴重失職，這恐也顯示至今美國政商界的生態。危機發生後美方處理能力也處處顯示其不足，還需追隨英國率先國有化銀行的領導。
在經濟理論方面，雖然此時此刻西方又回去依賴凱因斯理論及其管理總體經濟的技能，但其實從七○年代至今，向右走的經濟學正經過一個"去凱因斯"的過程，凱因斯建立的總體經濟學現已拋棄凱因斯，繞個圈子又回到自由放任的原點。因為大恐慌，凱因斯迫使經濟學者承認市場失靈。經濟學界藉由資本主義的榮景拋棄凱因斯，迎回自由放任。現在歷史又將再次重複，大危機又將來整頓經濟學。
危機也是轉機。過去卅年來主導全球的美國自由放任模式，並不是美國成為超強的原因，但卻因其超強地位迫使全球追隨這模式。此次危機顯現了美國領導地位的動搖，顯示這正是個好時機，來全面檢討這個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