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以什麼樣的方式記錄那段歷史？
科隆東亞系舉辦的中國記錄片節上，關於文革的記錄片《我雖死去》是其中最具有震撼力的一部影片。這部拍攝於兩年前的記錄片其實應該成為中國人瞭解歷史、瞭解自己的一部經典影像教材，就像"文革博物館"不應該只存在於呼籲中，而應該落成並成為反映中國現代史不可或缺的一面明鏡。
科隆大學東亞系現代中國專業的大學生們10月23日至28日舉辦了一個"素顏中國－中國記錄片電影節"，共放映了11部電影，其中除了最後一部是劇情片"安子"，其它10部都是記錄片。11部影片中，除了"北京798藝術工廠"為德國人弗里克製作，其它均為中國獨立電影人作品。這些影片在中國基本上屬於"小眾"電影，幾乎不會在電影院裡看到，因此能在德國看到，實在要感謝那幾位組織了這一電影節的漢學專業德國學生。每晚放映前，都有一位學生為觀眾介紹一下影片所涉及的歷史與社會背景，從而使那些對中國不太瞭解的德國觀眾能更好地看懂影片。介紹《我雖死去》的那位德國小夥子說："我相信今晚你們沒有白來，這是一部看了不會讓你後悔的電影。"
《我雖死去》是獨立電影人胡傑第二部關於文革中個人命運的記錄片，第一部《尋找林昭的靈魂》就已經引起很大反響。《我雖死去》講述的是前北京師大女附中黨總支書記、副校長卞仲耘女士文革中被摧殘致死的事件，影片的主要敘述者是卞仲耘的丈夫、今年已經87歲的王晶□老先生。王晶□老先生收藏了有關他妻子遇害的大量歷史證據，影片就是通過他的敘述、回憶和展示，重構了40前(影片拍攝於2006年)一個生命個體、一個家庭如何在人性喪失的瘋狂時代被毀滅的。
影片雖然是站在今天的位置回看歷史，但採取的是黑白片的形式。編導胡傑應該更多的是出於對死者的尊重和對血腥的不忍再現，才採取了黑白兩色，而不是刻意營造一種歷史片的效果。1966年8月5日，也就是毛澤東寫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的著名歷史一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卞仲耘在校內被造反的女學生活活打死，她也是文革中第一位遇害的教育工作者。學生打老師是文革的標誌性暴力特徵，因為它標誌著對講究"師道尊嚴"的中國傳統文化道德的根本性破壞。卞仲耘是被一群女學生用人格侮辱的方式活生生打死的，是什麼把花季少女轉眼變成如此殘暴冷血？這是這部電影提出的一個沒有得到解答的問題，也是中國官方迄今迴避和拒絕尋找答案的問題。
當時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做研究工作的王晶□在妻子遇害後，用老式120相機拍攝了卞仲耘的屍體和喪事處理過程，也用照片記錄了紅衛兵抄家時貼在他家裡的語言下流惡俗暴戾的大字報。影片一開始就平靜地展示出一幅卞仲耘半裸屍體的照片，效果卻十分震撼。在那樣的時刻還顧得上用心地攝記錄慘不忍睹的一幕幕，乍看上去王晶□似乎有著超乎常人感情的克制與冷靜。但是隨著影片敘事的展開和深入，觀眾理解到，王晶□在看到血淋淋的妻子屍體那一刻，心就已經在悲慟中死去了，因此他是帶著死而後生的勇氣，直面痛苦，為歷史為後人留下證據。卞仲耘在屈辱中暴死給老人留下了什麼樣的心理與心靈創傷，在影片中有一個鏡頭表現得最清楚。王晶□將胡傑的攝影鏡頭引向當年舊居的書房兼臥室，他指著窗口說，他在妻子遇害後的頭幾年，每天都盼望妻子熟悉的身影能出現在窗外樓下，就像她活著的時候每年上班下班那樣。說到這裡，老人痛哭失聲，一個85歲的老人的痛哭！
在王晶□和死者的教師同事林莽老先生的回憶與陳述中，卞仲耘被屈辱虐待致死的細節過程漸次剝開。王晶□將塵封了40年的箱子在鏡頭下展開，一件件晾出妻子的遇害時粘滿血跡和糞便的衣物和隨身用品，那個在外力作用下變了形的手錶的指針停在下午三點四十分，那是一個鮮活的個體生命被暴力無端扼殺的時刻，那是一個家庭生離死別的時刻，那是一個人性扭曲畸形的時刻，那是中國被釘上歷史屈辱十字架上的時候。這是他40年來第一次打開箱子。打開箱子，無異於撕開傷口。曾經在學生時代就投身革命的知識份子王晶□對著鏡頭說，妻子死後，本來是無神論的他開始對基督教的畫像有了個格外的熱愛和理解，他感覺身上揹負了一個十字架，揹負著中國人承受的苦難和集體罪惡。他堅強地活下去，就是為去揭露這段歷史。無獨有偶，胡傑第一部文革記錄片中的林昭也是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稱自己是"為奉著十字架作戰的自由志士"。人性的淪喪和宗教精神的缺失是否有某種必然的關聯？看過胡傑的兩部文革記錄片，就不能不去思考這一問題。
文革時北師大女子附中可謂是"貴族學校"，學生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是中共最高層幹部的女兒，毛澤東和鄧小平的子女都曾在這裡就學。2007年，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即原北師大女子附中舉行90年校慶活動，當年紅衛兵造反派頭頭宋彬彬為毛澤東獻紅衛兵袖章的照片被當成學校輝煌歷史來炫耀，而這件文革象徵性事件發生在宋彬彬的校長被打死後兩週，宋彬彬本人也是紅衛兵暴行的主要責任人之一。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校慶活動中，宋彬彬的照片和受難者卞仲耘的照片一併刊登在《校史》和《圖志》中，前者被冠以"知名校友"的榮譽光環，後者只被輕輕一筆帶過。王晶□老人給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校長袁愛俊寫了一封抗議公開信，但並沒有得到任何回應。在胡傑拍攝這部記錄片時，當年的參與過施暴的女學生中沒有一人願意接受採訪，時至今日更沒有一名當年的女學生出面對卞仲耘之死表示過道歉，與事件有關的責任人中更沒有一人被追究過法律責任。
文革歷史的傷痕並沒有癒合。沒有反省，沒有懺悔，沒有道歉，沒有紀念，這就是中國對待文革的態度。凡是看過這部記錄片的人，肯定都會感到悲傷、憤怒、無奈和迷惑。王晶□老人執著探尋的是中國人的集體靈魂和良心，尋找的是正義和人性。然而，文革中失去的人性並沒有真正回歸，而沒有人性回歸的現代化，必然是一個靈魂、情感和心智都不健全的現代化。從這個意義上說，《我雖死去》應該成為中國人必看的一部影像教材。被於丹通俗演義了一回的孔老夫子說過"不知生，焉知死"，其實這話反過來對今天的中國也許更有意義：不知千百萬中國人是如何死去的，怎知現在的中國人是怎麼活的？！
影片快結束時，老人表示要將他收藏的遺物和證據都交給文革博物館。但文革博物館在哪裡呢？它什麼時候能建成呢？它還會有機會問世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