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都知道，這位前第一把手喜歡高談"與時俱進"，但為什麼對"實事求是，秉筆直書，以史為鑒，與時俱進"的《炎黃春秋》不滿意呢？為什麼對孫振的那篇文章不高興呢？這要從孫振的文章說起。
孫文描述了趙紫陽1976年在四川農村搞調查的幾個小故事。當時的中國正在轟轟烈烈地學大寨，種了幾輩子土地的四川農民，在學大寨的指令下，不知該如何種地：本來只適合種兩季糧食的地方，上級命令種三季；只能淺翻的土地，上級要求深翻。而趙紫陽調查後告訴農民，怎樣種地怎樣翻地，由你們自己決定。
孫振的故事點出了在那個政治帽子漫天飛的時代，趙紫陽"亂時謀改革"的艱難與風險。胡錦濤最近視察的安徽鳳陽小崗村的包產到戶經驗，實際上早在四川先行了一步，那就是因為趙紫陽為那裡的農民先鬆了綁。文章並沒有說趙紫陽是中國改革的先驅，但哪一個讀者不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呢？
在改革三十週年之際，肯定這樣一個歷史事實，竟然會讓那位前第一把手不爽！這位因趙紫陽下臺而上臺的前第一把手，對趙紫陽的功績和影響，非常不以為然。他和後來的繼任人，在過去的19年中，非常成功的把趙紫陽從國人的記憶中抹去。他們以為這樣就可以按照他們的願望任意撰寫歷史了。可是在中國幾千家媒體，幾萬種書報雜誌都啞口無言的時候，還有一個《炎黃春秋》要為趙紫陽正名！
當然《炎黃春秋》敢於報導，是因為它有其它媒介所沒有的特殊優勢。首先，該雜誌是由一批中共體制內的開明派老人創辦的，它的百餘名核心作者中，都是前中共高官、理論界、文化界、新聞界的"大腕"。其次，這個雜誌在人事上和財務上完全自立，中共宣傳部門即不能在資金上卡它，也不能在人事上管它。再者，杜導正主張的政治改革"碎步前進"，胡溫當局沒有理由拒絕。以他們的算計，《炎黃春秋》的存在，可以作為中國言論開放的樣板，來搪塞海外的批評。
《炎黃春秋》儘管這樣得天獨厚，在最敏感的領域，它和其它雜誌並沒有什麼兩樣。譬如，多黨制不能碰，軍隊國家化不能碰，六四事件今年不能碰，法輪功不能碰，現任中央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問題，包括他們的家庭和案件都不能碰。用楊繼繩的話，他們通常非常小心，避免犯碰觸這些現實問題的"低級錯誤"。但是問題是，上邊一心要掩蓋歷史事實，而要"實事求是，秉筆直書"的《炎黃春秋》，躲得了初一能躲得了十五嗎？
杜導正和楊繼繩都是樂觀派，他們相信如有人要改變雜誌編輯方向，共產黨裡面的健康力量會堅持原則，也相信胡錦濤的要廣開言路的承諾，更相信中國民主能夠碎步前進，可是中共黨內開明派，自從"六四"以後，差不多就成了黨內的弱勢團體，沒有實權，沒有資源。這次與宣傳部門的博弈，到底能不能繼續在當局容忍的邊緣保持平衡，恐怕難以讓人樂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