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八二年開始，我這個剛留校的助教就擔任了七九級專業課的答疑老師。那時師資青黃不接，學校希望對我們施以拔苗助長之法，好早日補上文革十年所造成的大"窟窿"。但文革前歷年留校的眾多老師們剛晉升為講師或付教授，連一次主講課的機會都還沒撈到，正排著隊兒候選呢。在教研室倒金字塔結構下，作為七七級留校的唯一助教，自然成了答疑老師的不二人選。
八三年初，七九級的同學正在做畢業設計。畢業後的去向，自然是每一個畢業生的頭等大事。我因與同學們混得熟了，晚上也到他們寢室聊聊天，談論畢業的事兒。有一位同學已向系裡申請，要求分配去邊遠地區。我和他開了句玩笑：你的覺悟真高。
大約一個月後，系裡召開教職工大會。系總支書記不點名地批評了一位青年教師："一個為人師表的教師，對面臨畢業分配的同學不僅不鼓勵，反而用諷刺的口吻打擊先進同學的積極性"。坐在小馬扎上的我，心裏有鬼，臉便不自覺地紅了。不點名比點名還讓人難受！心裏那個悔喲，直把腸子都悔青了。平日裡我本不是多言多語之人，居然還是吃了嘴巴的虧。古人云"禍從口出"真是一點不假。原來這位積極要求進步、打算在畢業分配戰役中火線入黨的同學向組織反映了我的不當言論。
平心而論，作為一名教師，如此說話確有不妥之處。能夠主動奔赴邊遠地區的畢業生，不管其動機如何，都應該受到鼓勵。開玩笑也應該看人、看場合。
八三年下半年，我"考"入了部辦英語培訓班（英語考試）。此班之目標瞄準ＥＰＴ考試，進而選派出國進修人員。不曾想英語培訓班結束後，從全國各地來的學員無一例外，均參加了ＥＰＴ考試，唯獨我一人因系裡不同意報名而被排斥在考場外。半年後，好不容易讓我參加了下一次的考試，且考試成績不錯（據說為部裡第一名），又恰好本專業正有一名赴荷蘭的進修名額。同事中的"消息靈通人士"告訴我，這個赴荷蘭名額非我莫屬。但等了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總是"泥牛入海無消息"。無奈，八四年底又參加了研究生考試，終被定為出國研究生。後來系裡一位較年輕的領導告訴我，這次定我為出國研究生，系裡的阻力也是相當大。只是分數懸殊太大，研究生部不同意換人，最後系裡才勉強同意。這麼多曲曲彎彎，我不知是不是"諷刺"事件的後遺症，至少也應該是影響因素之一吧。
一晃，在國外已混了二十多年。早過了"不惑"，知了"天命"，耳朵也慢慢地"順"了不少。不是楊師群事件引起，可能已經記不起這碼子事兒了。不知當年主動要求分赴邊遠地區的七九級同學生活工作順利否？昔日的答疑老師遙祝你合家歡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