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很清楚，他們不許人訴說文化革命的罪惡，這罪惡的老戲就會新演。他們要講以人為本，結果是學生還在以師為敵。他們不准說土改、鎮反、統購、大躍進、文革那些歷史的真相，貫穿那些運動中的告密慣性與慣力，就仍在下一代又下一代身上表現與反映。他們的白皮書不是說人權狀況己很有改善嗎?楊教授公開的言論自由，仍受學生與公安的侵犯。其實，幾十年來，中共推行的所有革命運動，都是靠竊密告密作武器，冷戰時期，社會主義陣營對抗資本主義陣營時，蘇聯史大林的特工就從美國羅森堡夫婦竊走核秘密，中共今日以商業進出口公司活動於世界，暗地仍在竊取高科技秘密。一部中共史，有一條黑線貫串的就是他們稱為無形戰線的告密竊密的特工史。從蔣介石身邊有中共地下黨員郭汝瑰為他編製徐蚌會戰計畫（中共稱淮海戰役）大將胡宗南進攻延安，有中共派的特工熊向暉在身邊出謀。所以，102歲的孫元良將軍接受居美作家鄧義的採訪時要批判毛澤東那"槍桿子出政權"的說法，稱中共是特工出政權。瞭解竊秘告密在這個邪黨中的地位，就能更明白今日大學生告發老師的源流與背景了。
告密，歷來視為卑鄙小人的宵小行為，在中國這道德倫理社會，是最受譴責與不恥的。但是，在中共的辭典裡，卻是好的表現，早在1950年代的大中小學，有一個最流行的名詞叫：靠攏組織，把這名詞剝開一看，就是向黨組織匯報與反映情況，在大陸的每個人，即便未入單位，他的檔案裡，日積月累塞滿了告密者遞的匯報與條呈，文革中流傳於社會的那些檔案，曾曝光檔案裡那些對人的監控，引人憤懣。那幾十年的毛時代，反映情況靠攏組織成風，在黨內，告密，視為黨員的優秀黨性;在黨外，是入黨前表現靠攏黨組織的手段，因此，這種你告密我，我告密他，正是毛澤東在人與人之間搞階級鬥爭的條件。告密竊密使他們的黨性，人性卑劣化、小人化，流氓化了，由這麼些人形成的組織，能稱現代意義的政黨嗎?並且，把黨裡的告密，推向社會，街道派出所與居民委員會，就是收集匯報與小報告的單位，他們逼五類分子與管制分子，去匯報自己的思想與活動時，還必須匯報檢舉別人的活動與言論。利用壟斷一切生存資源的分配，如給一份工作做誘餌，給一點虛榮與小惠作獎勵，就可以在居委會指揮下，組織無知婦女為小腳老太婆偵緝隊，到處緝拿可疑現象，去密告可疑人物，在嚴密佈置情報網方面，納粹不及，蘇聯也不如吧?
1950年我進入單位;最令我驚訝的是一位中共黨員在所謂反封建運動中，為了表白自己與封建家庭的徹底決裂與背叛，把家庭隱私與父親隱私在小組會上向組織告密，受到表揚又在單位及其他單位去巡迴表演這種堅定的反封建立場。我看到幾千年的倫理社會，以忠於黨代替了忠於父母的孝，以階級關係代替父子、兄弟、朋友關係。社會開始崩裂了。
翌年，我到廣漢參加土改工作，鬥地主之前，要蒐集地主的劣跡，就又背著地主先發動農民告密與檢舉，工作組就常收到民兵與所謂積極份子的情報，捕風捉影，猜疑推斷，都成了打垮所謂地主威風的口實。傳統的禮義社會、和諧的宗族與鄰里社會，也撕裂了。
從1955年的肅反與審干到1957年的反右運動，肅反中提倡的懷疑一切由疑點寫成的那些告密材料;在反右時，都成了劃右派的依據，而大字報對人身攻擊的材料，這種告密公開化的活動，又成為打右派的手段。其實，這些手段早在1930年代的川陝蘇區，就存在了，1956 年，我出差到萬源作調查，當地民眾告訴我，33年，只要你想報私仇，去張國燾的紅軍告密，說你仇傢俬藏糧食不交，晚上， 紅軍就去殺了全家。這家的親戚不服，又去密告那告密者私通"白狗子"（國軍稱白軍，蔑稱白狗子）於是;紅軍又去捕殺告密者這一家。這種 1930年代的赤色恐怖，到了1960年代，毛澤東發動的文化革命，造反派的抓對立派別的人，懷疑是探子、間諜而用私刑懲罰，豈非老戲新演嗎?
自從中共的黨化教育進入學校，黨主一切代替了教授治校，把學生都變成黨主的奴才，以告密去討好主子，這種校風，還是從幼兒園的孩子就培養了，阿姨把向他（她）去告密的孩子視為乖娃娃，還挂紅花哩!人們說的黨化教育灌輸的狼奶，是從孩子就抓起的呵!
告密活動是由階級鬥爭發軔的，為階級鬥爭服務的，諺語說的"鶴蚌相爭，漁人得利"與"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都可解釋挑起鬥爭者的詭秘。告密正符合專制者分而治之的陰謀，今天，這陰謀己擴張到海外的華人社團與民運組織。中共用告密把人奴才化、工具化，使人在互相鬥爭與猜疑中喪失互相信任；社會千呼萬呼要講誠信，市場不要欺詐，這告密對人心理產生的病變，不根除，能恢復人良性的誠信關係嗎?華東政法大學這學法的學府，學生竟然由告密顯示對憲法中言論自由的無知與蔑視，豈非荒誕得可笑嗎?這樣的未來法律工作者，能是法制建設者嗎?告密，敗壞了中國為數不少人的素質，阻礙了現代人與現代公民的發育與成長，把社會中人與人的關係破壞，把人的真、善、美嚮往扼殺，使民族素質與精神低劣化，要獲得恢復，可能要一兩代人的努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