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9-01-01 05:23:00作者：程風
2008年11月底歐洲已經轉寒，魏京生先生風塵僕仆地從美國來到德國首都柏林。因為是臨時決定，他在德國的朋友匆匆與議會各黨派聯繫，在兩天內就獲得了德國政治家們熱情的確認。在柏林的三天行程中，魏先生分別拜訪了德國議會各黨派的五位議員和外交部，就德國對華政策和德國之聲廣播電臺事件，與政治家們進行了討論和磋商。
11 月26日中午，德國政府的人權專員岡特·諾克先生（Guenter Nooke）在外交部的國際餐廳與魏先生共進午餐。陪同的還有諾克先生的秘書阿斯童博士（Dr. Jurij Aston）。諾克先生代表德國政府參加中德人權對話,剛從中國回來。他上世紀80年代中期在東德參加過民主運動，所以見到魏先生如故友相逢。他告訴魏先生: 在1989年北京發生「六·四」血案時，他寫了抗議信發給中國政府，可惜被東德政府截留。會談中魏先生介紹了中國內部社會矛盾的尖銳，同時介紹了歐美各國對華政策的變化，希望德國政府在人權問題上繼續保持對中國政府的壓力。
諾克先生是德國之聲廣播電臺監事會17位成員之一。所以魏先生向他介紹了近年來中共收買海外華文媒體、滲透西方主流媒體的情況。還介紹了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臺防止中共滲透的措施。中共對海外媒體的滲透，已經不亞於其對西方外交、軍事領域的滲透。諾克先生非常有興趣地傾聽了魏先生的敘述。作為當年東德反對黨的成員，對共產黨的滲透活動他十分熟悉。他表示一定會將魏先生的意見帶到次日召開的德國之聲監事會的討論會上，不希望德國之聲中文部成為中共在海外的傳媒。
11月26日下午，魏先生拜訪了基督教民主聯盟的外交政策發言人埃卡德·馮·克拉埃頓先生（Eckart von Klaeden）。同時在座的有他的資深外交政策顧問亨利·克萊夫特博士（Dr. Heinrich Kreft）。克拉埃頓議員於2007年11月代表基民盟主持撰寫和發布的「亞洲外交政策新戰略」,成為該黨和德國政府的亞洲政策大綱。報告中提出的價值觀外交的新概念，即德國要與亞洲的民主國家加強政治與經濟交往的政策，震動了中國政府。
魏先生首先感謝基督教民主黨主席梅爾克出任總理後，在對華政策上作出了一系列調整。尤其將促進中國民主與人權看作是自己的責任，不像前任總理施羅德那樣推行赤裸裸的利益外交。魏先生與克拉埃頓先生探討了即將上任的美國總統歐巴馬的中國政策，交換了他們各自所感受到的美國對華政策的可能動向。魏先生談到了在目前的金融危機下，中國和世界政治與經濟可能發生的變化。當魏先生介紹中國政府的金融救市、尤其是中國政府可能還掌握的外匯儲備時，克拉埃頓先生笑著說，和他們估算的基本相符。在談到德國之聲中文部直接或間接地負面評論梅爾克總理及其外交政策時，克拉埃頓先生表示一定要親自過問此事。並請求魏先生的朋友幫忙收集相關的文章直接交給克萊夫特博士。克拉埃頓先生表示，維護梅爾克總理的國際形象和價值外交觀,是他不可推卸的職責。
11月27日上午，魏京生拜訪了自由民主黨議員克利斯朵夫·魏茨（Christoph Waitz）。魏先生回顧了當年與自民黨老主席蘭勃斯道夫伯爵的許多交往，感謝自由民主黨對西藏問題和中國民主運動的關注。魏茨先生表示，儘管德中貿易交流總是赤字，但從自由民主黨倡導自由經濟和自由貿易的基本理念出發，他不讚同德國和中國雙方採取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魏先生則表示，美國將上任的總統歐巴馬提出的對華經濟政策非常值得自由民主黨借鑒：即德中雙方應當排除貿易障礙，尤其是排除中國方面由於官僚、腐敗和行政干預所造成的各種不利於中德經貿交流的障礙，這對兩國的經濟發展都有利。魏茨先生也非常關心在金融危機下中國經濟的發展和德資企業在中國的出路。雙方就金融危機下的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交換了各自的觀察和分析。會談時間已經大大超過了預定的時間，離議會記名投票只有十分鐘了，秘書只好進門要議員趕快結束會談。魏茨先生拿出他的投票牌笑著對魏京生說，非常高興有這樣一次開誠佈公的交流，他的投票牌都已經事先放在口袋裡，現在要跑步去議會大廈參加投票了。
告別魏茨辦公室後，魏先生又與社會民主黨議員約翰內斯·弗魯克（Johannes Pflug）的辦公室主任於爾根·洛倫茨（Juergen Lorenz）在菩提樹下大街的一家特殊餐館喝咖啡。非常巧的是，德國前總理施羅德和前內政部長席利兩人剛好也座在相鄰的餐桌上。施羅德向這邊看了幾次，但魏先生不想與他打招呼。
議員弗魯克是德國議會中國組的組長.。魏先生與洛倫茨談論的主題當然也就是德國的對華政策。魏先生開玩笑說，和辦公室主任談話可能更有用.因為許多政治家的決策都是秘書們幫著做出的。洛倫茨說確實經常如此，但也不盡然。他勸弗魯克放棄明年二月再赴巴基斯坦,但議員一定要去。弗魯克在議會中負責世界危機地區的調停，亞洲地區的巴基斯坦、朝鮮和緬甸等都是麻煩地區，所以議員希望能得到中國的協助。但魏先生卻說，他經常勸各國的政治家們在解決危機地區紛爭時最好不要去找中國。如果把中國政府拉入談判圈，這個地區就永遠不會得到安寧。朝鮮、緬甸、巴基斯坦的危機就是例子。中國政府的謀略就是希望巴基斯坦的兩股力量互相衝突，最終雙方都依賴中國政府。西方國家前來調停，又得向中國政府支付條件。這些衝突就成了中共手中的牌。所以西方聯盟應該探索一條擺脫中共所控制的聯合國的解決衝突的模式。魏先生認為,從科索沃戰爭以來,這一新的模式正在形成之中，雖然並不順利.
11 月27日傍晚，魏先生拜訪了基民盟議員斯特凡·埃瑟爾博士（Stephan Eisel）。他是科爾總理的辦公室副主任，常年擔任基民盟的阿登納基金會的部門負責人，並長期參加國際大赦組織的活動。埃瑟爾非常熱情，魏先生一進門就問是否可以與他一起照張像，並問能不能公開發表。魏先生欣然同意。埃瑟爾的秘書馬上拿出了事先準備好的相機。埃瑟爾說，他已經閱讀了魏先生的履歷，非常感動.我們生活在民主國家的人都不會珍惜自由，只有看到專制國家人們的痛苦，才會想到自由的寶貴。我們要為專制國家的人民獲得自由盡一份心。他說，三年前他曾去過中國，驚嘆北京的豪華。但當他們驅車赴邊遠地區時，居然不讓他下車，全程有"陪同"。但他們通過車窗看到的農民的破草房,實在是慘不忍睹.
他一聽到德國之聲事件後就非常關心，不僅召見了德國之聲臺長，而且親自與張丹紅談了三刻鐘，他要仔細研究這一事件。埃瑟爾博士還表示，他就是德國之聲所在地波恩的議員，他立即決定組織德國議會與異議人士的正式會談。他當場就翻日曆，初步定在12月17日舉行議員與中國異議人士的政治餐會並與負責魏京生先生活動及旅程的黃慈萍女士取得了聯繫。（由於這個活動與魏京生先生作為歐洲議會薩哈羅夫獎獲獎人參加12月17日在法國斯特拉斯堡的20年薩哈羅夫獎大慶的衝突，後被延遲到18日並升級為在議會的聽證會。）告別時埃瑟爾博士再三表示，以後異議人士有事情，不用任何外交禮節，隨時與他聯繫。
11 月28日上午是魏京生先生在議會拜訪的最後一站。拜訪的是綠黨議員、議會外交委員會的烏西·愛特博士（Dr.Uschi Aid）。愛特女士是綠黨第一代政治家中僅存的現任政治家，上屆紅綠黨執政時期擔任經濟發展部副部長，同時擔任聯合國一個委員會的副主席。她非常高興地與魏先生進行了交談. 她說，她所關心的一個是環境保護，一個是人權，而且去過中國幾次。中國現在飛船都能上天了，還需要我們什麼經濟援助？她去看了那些貧困地區，尤其是那些小型火力發電廠，對環境的污染程度簡直不可想像。環境污染毀壞的是整個地球，整個人類都深受其害。所以在她任內，她還是撥出巨資改善那些貧困地區的火力發電技術。魏先生談到，在這樣一個專制的社會中，官商結合，既沒有法制，更沒有道德，為了暴利根本不顧普通老百姓的生存，所以專制體制是中國一切災難的禍根。
在談到德國之聲問題時, 魏先生說國內民眾要收聽的是海外的自由的聲音，而不是與中共廣播電臺唱一個調子的電臺。愛特女士介紹了議會外交委員會和文化委員會對這一問題討論的進展。她也談到:現在議會各黨派都對德國之聲中文部不滿，只有社會民主黨想含糊過關。她與德國之聲臺長約談時，那些從來不關心文化政治的社民黨議員莫名其妙地都來旁聽，搞得她都感到很奇怪。當然，德國之聲臺長是社民黨的，據說一位德國之聲中文部的編輯的丈夫也是社民黨的，簽署那封公開信的德國政治家基本也都是社民黨的。她笑著說，她要在社民黨中去尋找"同盟者".作為議員，她要在議會中為中國異議人士遊說。
匆匆三天的行程就這麼過去了，這期間魏京生還接受了法蘭克福匯報、明鏡週刊和德國廣播電臺的專題採訪。28日下午魏京生先生飛往米蘭，參加在那裡舉行的三天活動。然後他將途經巴黎、飛往布拉格。在布魯塞爾和斯特拉斯堡參加活動後，他還會在12月18日再回到柏林在德國議會舉辦的聽證會上作證。
11 月26日中午，德國政府的人權專員岡特·諾克先生（Guenter Nooke）在外交部的國際餐廳與魏先生共進午餐。陪同的還有諾克先生的秘書阿斯童博士（Dr. Jurij Aston）。諾克先生代表德國政府參加中德人權對話,剛從中國回來。他上世紀80年代中期在東德參加過民主運動，所以見到魏先生如故友相逢。他告訴魏先生: 在1989年北京發生「六·四」血案時，他寫了抗議信發給中國政府，可惜被東德政府截留。會談中魏先生介紹了中國內部社會矛盾的尖銳，同時介紹了歐美各國對華政策的變化，希望德國政府在人權問題上繼續保持對中國政府的壓力。
諾克先生是德國之聲廣播電臺監事會17位成員之一。所以魏先生向他介紹了近年來中共收買海外華文媒體、滲透西方主流媒體的情況。還介紹了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臺防止中共滲透的措施。中共對海外媒體的滲透，已經不亞於其對西方外交、軍事領域的滲透。諾克先生非常有興趣地傾聽了魏先生的敘述。作為當年東德反對黨的成員，對共產黨的滲透活動他十分熟悉。他表示一定會將魏先生的意見帶到次日召開的德國之聲監事會的討論會上，不希望德國之聲中文部成為中共在海外的傳媒。
11月26日下午，魏先生拜訪了基督教民主聯盟的外交政策發言人埃卡德·馮·克拉埃頓先生（Eckart von Klaeden）。同時在座的有他的資深外交政策顧問亨利·克萊夫特博士（Dr. Heinrich Kreft）。克拉埃頓議員於2007年11月代表基民盟主持撰寫和發布的「亞洲外交政策新戰略」,成為該黨和德國政府的亞洲政策大綱。報告中提出的價值觀外交的新概念，即德國要與亞洲的民主國家加強政治與經濟交往的政策，震動了中國政府。
魏先生首先感謝基督教民主黨主席梅爾克出任總理後，在對華政策上作出了一系列調整。尤其將促進中國民主與人權看作是自己的責任，不像前任總理施羅德那樣推行赤裸裸的利益外交。魏先生與克拉埃頓先生探討了即將上任的美國總統歐巴馬的中國政策，交換了他們各自所感受到的美國對華政策的可能動向。魏先生談到了在目前的金融危機下，中國和世界政治與經濟可能發生的變化。當魏先生介紹中國政府的金融救市、尤其是中國政府可能還掌握的外匯儲備時，克拉埃頓先生笑著說，和他們估算的基本相符。在談到德國之聲中文部直接或間接地負面評論梅爾克總理及其外交政策時，克拉埃頓先生表示一定要親自過問此事。並請求魏先生的朋友幫忙收集相關的文章直接交給克萊夫特博士。克拉埃頓先生表示，維護梅爾克總理的國際形象和價值外交觀,是他不可推卸的職責。
11月27日上午，魏京生拜訪了自由民主黨議員克利斯朵夫·魏茨（Christoph Waitz）。魏先生回顧了當年與自民黨老主席蘭勃斯道夫伯爵的許多交往，感謝自由民主黨對西藏問題和中國民主運動的關注。魏茨先生表示，儘管德中貿易交流總是赤字，但從自由民主黨倡導自由經濟和自由貿易的基本理念出發，他不讚同德國和中國雙方採取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魏先生則表示，美國將上任的總統歐巴馬提出的對華經濟政策非常值得自由民主黨借鑒：即德中雙方應當排除貿易障礙，尤其是排除中國方面由於官僚、腐敗和行政干預所造成的各種不利於中德經貿交流的障礙，這對兩國的經濟發展都有利。魏茨先生也非常關心在金融危機下中國經濟的發展和德資企業在中國的出路。雙方就金融危機下的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交換了各自的觀察和分析。會談時間已經大大超過了預定的時間，離議會記名投票只有十分鐘了，秘書只好進門要議員趕快結束會談。魏茨先生拿出他的投票牌笑著對魏京生說，非常高興有這樣一次開誠佈公的交流，他的投票牌都已經事先放在口袋裡，現在要跑步去議會大廈參加投票了。
告別魏茨辦公室後，魏先生又與社會民主黨議員約翰內斯·弗魯克（Johannes Pflug）的辦公室主任於爾根·洛倫茨（Juergen Lorenz）在菩提樹下大街的一家特殊餐館喝咖啡。非常巧的是，德國前總理施羅德和前內政部長席利兩人剛好也座在相鄰的餐桌上。施羅德向這邊看了幾次，但魏先生不想與他打招呼。
議員弗魯克是德國議會中國組的組長.。魏先生與洛倫茨談論的主題當然也就是德國的對華政策。魏先生開玩笑說，和辦公室主任談話可能更有用.因為許多政治家的決策都是秘書們幫著做出的。洛倫茨說確實經常如此，但也不盡然。他勸弗魯克放棄明年二月再赴巴基斯坦,但議員一定要去。弗魯克在議會中負責世界危機地區的調停，亞洲地區的巴基斯坦、朝鮮和緬甸等都是麻煩地區，所以議員希望能得到中國的協助。但魏先生卻說，他經常勸各國的政治家們在解決危機地區紛爭時最好不要去找中國。如果把中國政府拉入談判圈，這個地區就永遠不會得到安寧。朝鮮、緬甸、巴基斯坦的危機就是例子。中國政府的謀略就是希望巴基斯坦的兩股力量互相衝突，最終雙方都依賴中國政府。西方國家前來調停，又得向中國政府支付條件。這些衝突就成了中共手中的牌。所以西方聯盟應該探索一條擺脫中共所控制的聯合國的解決衝突的模式。魏先生認為,從科索沃戰爭以來,這一新的模式正在形成之中，雖然並不順利.
11 月27日傍晚，魏先生拜訪了基民盟議員斯特凡·埃瑟爾博士（Stephan Eisel）。他是科爾總理的辦公室副主任，常年擔任基民盟的阿登納基金會的部門負責人，並長期參加國際大赦組織的活動。埃瑟爾非常熱情，魏先生一進門就問是否可以與他一起照張像，並問能不能公開發表。魏先生欣然同意。埃瑟爾的秘書馬上拿出了事先準備好的相機。埃瑟爾說，他已經閱讀了魏先生的履歷，非常感動.我們生活在民主國家的人都不會珍惜自由，只有看到專制國家人們的痛苦，才會想到自由的寶貴。我們要為專制國家的人民獲得自由盡一份心。他說，三年前他曾去過中國，驚嘆北京的豪華。但當他們驅車赴邊遠地區時，居然不讓他下車，全程有"陪同"。但他們通過車窗看到的農民的破草房,實在是慘不忍睹.
他一聽到德國之聲事件後就非常關心，不僅召見了德國之聲臺長，而且親自與張丹紅談了三刻鐘，他要仔細研究這一事件。埃瑟爾博士還表示，他就是德國之聲所在地波恩的議員，他立即決定組織德國議會與異議人士的正式會談。他當場就翻日曆，初步定在12月17日舉行議員與中國異議人士的政治餐會並與負責魏京生先生活動及旅程的黃慈萍女士取得了聯繫。（由於這個活動與魏京生先生作為歐洲議會薩哈羅夫獎獲獎人參加12月17日在法國斯特拉斯堡的20年薩哈羅夫獎大慶的衝突，後被延遲到18日並升級為在議會的聽證會。）告別時埃瑟爾博士再三表示，以後異議人士有事情，不用任何外交禮節，隨時與他聯繫。
11 月28日上午是魏京生先生在議會拜訪的最後一站。拜訪的是綠黨議員、議會外交委員會的烏西·愛特博士（Dr.Uschi Aid）。愛特女士是綠黨第一代政治家中僅存的現任政治家，上屆紅綠黨執政時期擔任經濟發展部副部長，同時擔任聯合國一個委員會的副主席。她非常高興地與魏先生進行了交談. 她說，她所關心的一個是環境保護，一個是人權，而且去過中國幾次。中國現在飛船都能上天了，還需要我們什麼經濟援助？她去看了那些貧困地區，尤其是那些小型火力發電廠，對環境的污染程度簡直不可想像。環境污染毀壞的是整個地球，整個人類都深受其害。所以在她任內，她還是撥出巨資改善那些貧困地區的火力發電技術。魏先生談到，在這樣一個專制的社會中，官商結合，既沒有法制，更沒有道德，為了暴利根本不顧普通老百姓的生存，所以專制體制是中國一切災難的禍根。
在談到德國之聲問題時, 魏先生說國內民眾要收聽的是海外的自由的聲音，而不是與中共廣播電臺唱一個調子的電臺。愛特女士介紹了議會外交委員會和文化委員會對這一問題討論的進展。她也談到:現在議會各黨派都對德國之聲中文部不滿，只有社會民主黨想含糊過關。她與德國之聲臺長約談時，那些從來不關心文化政治的社民黨議員莫名其妙地都來旁聽，搞得她都感到很奇怪。當然，德國之聲臺長是社民黨的，據說一位德國之聲中文部的編輯的丈夫也是社民黨的，簽署那封公開信的德國政治家基本也都是社民黨的。她笑著說，她要在社民黨中去尋找"同盟者".作為議員，她要在議會中為中國異議人士遊說。
匆匆三天的行程就這麼過去了，這期間魏京生還接受了法蘭克福匯報、明鏡週刊和德國廣播電臺的專題採訪。28日下午魏京生先生飛往米蘭，參加在那裡舉行的三天活動。然後他將途經巴黎、飛往布拉格。在布魯塞爾和斯特拉斯堡參加活動後，他還會在12月18日再回到柏林在德國議會舉辦的聽證會上作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