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4年至1978年，中國向阿共提供援款75筆，協議金額為100多億人民幣。在中國三年困難時期，經濟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中國把自己最新最好的設備、機械、拖拉機、車輛等提供給阿，僅糧食就達180萬噸......在上世紀60年代初，中國不但把大批糧食、物資運給阿爾巴尼亞，同樣也運給朝鮮、越南......[2]
雷茲*於邁爾*馬利列60年代任阿爾巴尼亞駐中國大使，據其《我眼中的中國政要》一書披露：1962年，在阿方的要求下，航行在大西洋上的幾艘滿載著運往中國的小麥輪船，改變了航向，駛抵阿爾巴尼亞港口並卸了小麥。就這樣，阿爾巴尼亞人民依靠中國的慷慨援助，度過了因乾旱再度加重了的缺糧危機。[3]
時任駐阿大使耿飈說："從1954年以來，我們給阿的經濟、軍事援助將近90億元人民幣（協議金額100億），阿總人口才200萬，平均每人達4000多元，這是個不小的數字。我們援阿的化肥廠，年產20萬噸，平均一公頃地達400公斤，遠遠超過我國農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數量。而軍援項目之繁多，數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國防的需要。"[4]
據《中國統計年鑑》（1983），1959年，中國徵購糧食674萬噸，出口糧食高達415.75萬噸。1960年，中國仍然徵購糧食510萬噸，出口糧食272.04萬噸！
要說自然災害，中國哪一年沒有？1962年"七千人大會"，劉少奇再次提出災難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5]
時任外貿部副部長的林海云："一九六○年......必須從國外進口大量小麥。在嚴重危機面前，如果我們在國際市場上拋售黃金，以解決外匯緊缺問題，也不是不可以，但周總理不贊成這樣做。他說，黃金不能賣！我們不僅沒有賣黃金，而且還利用金價比較便宜的機會，每年買進幾十萬兩黃金，年年買進，一直買到一九七○年。"[6]
至於蘇俄逼債更是無稽之談。1961年，經周恩來提議，中國向蘇聯提出，就近向蘇聯的遠東借二十萬噸糧食，用以解東北的燃眉之急。儘管兩國交惡，蘇聯還是如數借給了中國，"使東北糧食困境及時得到緩解"。[7]
1961年4月中蘇在莫斯科舉行貿易會談，對於中國因農業遭災而在1960年貿易業務中產生的對蘇聯欠帳問題。蘇聯方面表示充分諒解，並向中國政府提出，上述欠帳在五年內分期償還，不計利息。蘇聯還建議，在這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應中國五十萬噸糖，以後在 1964-1967年期間歸還，不計利息。[8]
秉持人道主義的國際社會從未施行糧食禁運，美國甚至主動提出願向中共出口糧食。從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進口糧食，中共都得到了較為優惠的條件。
根據中共歷年預算決算報告，1959~1963年對外援助支出高達23.62億元。1964年，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我們還拿出了比這個時期償還的外債數額要大得多的資金和物資，支援社會主義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有不少的人在國內問題上積極鼓吹什麼"三自一包"（指多留自留地、多搞自由市場、多搞自負盈虧企業，包產到戶）、"單干風"（指恢復個體經濟）、"自由化"、"翻案風"以及在統一戰線方面的投降主義，在國際問題上宣揚"三和一少"（指對帝國主義、反動派、現代修正主義要和，對各國人民革命鬥爭的支援要少）。他們用這些資產階級觀點、修正主義觀點，來同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和對外政策總路線相對抗。[9]
真是恬不知恥！
由於缺乏新聞自由，餓死3775萬人的真相直到數十年後才得以浮出水面。慘劇之所以發生，完全是"大躍進"、"反瞞產私分、高徵購"等一系列政策失誤，和獨裁製度本身的缺陷，以及毛澤東在斯大林死後想當國際共運老大，不顧大陸人民的死活瘋狂援外等等人禍所釀成。
有一個流傳甚廣的"神話"：毛澤東得知人民群眾生活困難，難過得把最喜歡吃的紅燒肉都給戒了。事實上，毛澤東的驕奢淫逸、浪費無度，堪比帝王：
1956年~1966年，毛澤東是杭州飯店、中南海等舞會上的常客。一個女演員回憶："那時候天天都有舞會---- 舞會中間有一盤盤的炒杏仁兒、大香蕉和其他水果點心，都是平常吃不著的東西。十一二點舞會散場，夜宵很豐盛，有魚有肉。這一切，對於我們這些每頓飯只買半個菜的女孩子們來說，都非常美好。"[10]
1959年，各省市為毛澤東（許多地方還加上政治局常委）大造別墅，一些中等城市如包頭、鞍山等也競相傚尤。據外交部當時的總務司長等人從各地觀摩回來後說，有些地方裝修標準竟在北京釣魚臺賓館之上。有些別墅是毛澤東親自交辦的。除廬山"美廬"旁的一處外，1959年 6月回韶山時，毛提出在滴水洞造點房子，說以後可以來此辦公、休息。這座別墅，連修公路、美化環境在內，1962年才竣工，正是三年困難時期，毛只於 1966年6月去住了12天。[11]
毛六十年代初一度喜吃西餐。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員會同廚師給他訂製的一份西餐菜譜中，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即魚蝦類、雞類、鴨類、豬肉、羊肉類、牛肉類、湯類。毛澤東喜吃色蝦，魚蝦的製作方法也豐富多彩：蒸魚卜丁、鐵扒桂魚、煎（炸）桂魚、軟炸桂魚、烤魚青、莫斯科紅烤魚、吉士百烤魚、烤青菜魚、菠蘭煮魚、鐵扒大蝦、烤蝦圭、蝦面盒、炸大蝦、咖喱大蝦、罐燜大蝦、軟炸大蝦、生菜大蝦等等。[12]
毛澤東對西菜中雞的做法很是推崇。60年代初，工作人員制訂西餐菜譜時列出了一般人聞所未聞的西菜名稱：黃油雞卷（雞排）、軟煎雞徘、雞肉餅、雞肉元、大王雞肉餅、雞肉絲、罐燜雞、紅燜雞、蔥頭燜雞、青菜燜雞、紙包雞、雞丁敏士、椰子雞、奶油雞等等。[13]
工作人員考慮到毛澤東不大喜歡牛羊肉，特別為其安排了小乳豬，這樣便能做到肥瘦適中，面面兼顧。毛澤東吃過的西菜中有下列豬肉類：烤豬排、烤豬腿、炸豬裡幾、炸豬排、餾豬排、法國豬排、意式奶豬等等。毛澤東吃過的西菜中的牛羊肉有：羊肉串、烤羊腿、烤馬駿、白燴羊肉、煎羊排、煎羊肝、牛扒、煎牛肉、咖喱牛肉、伏太牛肉、酸牛肉，燴牛尾等等。[14]
毛澤東喜歡喝湯，幾乎每頓飯菜中都有一小碗湯，各具特色風味：奶油湯、牛尾湯、紅菜湯、雞雜湯、腰子湯、蔥頭湯、紅花雞湯、餃子湯、紅魚湯、卜菜泥湯、巴粒米湯、什錦湯、雞蓉鮑魚湯、雞湯蓉湯、意國麵條湯、龍鬚菜湯等等。[15]
嗚呼，紅燒肉，想起來真是辛酸！有個笑話說，叫花子說他發了財，就買兩大碗豆漿，喝一碗、倒一碗。在老百姓和乞丐的想像中，紅燒肉、豆漿已經是了不得的佳餚了。
人相食、餓浮遍野的年代，毛澤東等中共大佬依舊酒池肉林、夜夜笙歌！不是選票選出來的領導人，不對民眾負責，又怎能真切地感受民間的疾苦？！
餓死那麼多人，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封鎖消息、嚴禁民眾逃荒。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關於制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嚴厲制止農民進城，由交通部門嚴格檢查，民政部門負責遣返"盲流"，公安機關嚴格控制城市戶口，糧食部門不得向"盲流" 供應糧食；用人單位一律不得擅自招收工人和臨時工。1959年2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指示》；3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緊急通知》：所有未經許可離開鄉土、"盲目流入"城市的農民都是"盲流"，不僅要制止農民外逃，還要將"盲目流入"城市和工業礦山地區的農民收容、遣返。
有了嚴厲管制"盲流"的尚方寶劍，中共各地大小官員有恃無恐，以餓死上百萬人的河南信陽為例：不到1959年底，大批公社食堂斷糧停夥，地委第一書記路憲文怕真實情況傳到外界，指令各縣，"不准農民生火做飯，不准外出逃荒要飯，不准向上級反映情況。"[16]
中共信陽地委讓郵局扣留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為了防止飢民外出走漏消息，各縣縣委常委分片包干，分頭佈置，嚴防死守。縣城四門持槍守衛，公路要道設崗把關，縣境沿邊流動巡邏，汽車站由警察把守，長途汽車要求黨員隊長駕駛。各公社按縣裡要求，派民兵在村頭設卡，如發現有人外出，就奪走隨身攜帶的東西，甚至剝下衣服，進行拷打。信陽靠近鐵路，南北有兩個火車站。鐵路公安局兩個局長，分別把車站看住了，農民只能在家裡等死。信陽市設立了數百個收容站，先後共堵截外流人員19萬人，被強制收容後又不給飯吃，飢餓、拷打和虐待，使各收容站人員大量死亡。[17]
河南省當時至少有二十五億斤糧食庫存，而臨近的湖北省，至少有十三億斤糧食庫存。如果開倉放糧，僅動用這兩個省的庫存，根本不會餓死人。即使在信陽，在大量餓死人的時候，當地的糧庫裡就存有糧食。信陽的飢民看著糧庫裡的糧食，坐在糧庫旁邊喊："共產黨，毛主席，救救我們！"有人就餓死在糧庫旁邊。國家千方百計的增加糧食庫存，準備用於何處？為什麼見死不救？[18]
瞧，餓得奄奄一息，出外乞討都沒門，黑洞洞的槍口和暗無天日的收容站等著你。糧食倒是有，但不是給屁民吃的！
大飢荒的真相深刻地揭示了中共的慘無人道，缺良心、自由、民主，啥都缺，就是不缺錢和糧：錢多得可以每年買幾十萬兩黃金並大量無償援外，糧食多得每年都在出口。
註釋：
[1]《"三年自然災害"國家檔案解密死亡原始數據3755萬》，《爭鳴》，2005.11。
[2]王洪起《中國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炎黃春秋》，2008.10。
[3]星星索《令人欲哭無淚的報導》，天益社區，2001.4.26。
[4]王洪起《"山鷹之國"親歷》，新華出版社，2008.1.1。
[5]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6。
[6][7]《不盡的思念》，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12。
[8]人民日報《中蘇貿易會談公報》，1961.4.9。
[9]周恩來《1964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人民日報》，1964.12.31。
[10]徐寶鳳《和中央首長跳舞的日子》，《華夏》，1998.11。
[11][12][13][14][15]韶山毛澤東同志紀念館編《毛澤東遺物事典》，紅旗出版社，1996.11。
[16]丁抒《從"大躍進"到大飢荒》，《隧道》，sd9710c。
[17]楊繼繩《墓碑》，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8.5。
[18]柴子文《專訪：〈炎黃春秋〉副社長、大飢荒研究者楊繼繩》，亞洲週刊（二十二卷 二十九期），2008.7.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