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時期，毛氏關注的是階級鬥爭，在一場接著一場的專政性運動之中，使對其災難性的政治、經濟、社會政策的批評胎死腹中。教育則以"培養無產階級接班人"為幌子，讓人們無從就師資、校舍等問題關心教育。因此，毛氏(華氏)統治30年，農村教育滿目瘡痍。其基本情況是：生產大隊負責小學教育的校舍、設施與師資，名副其實的"民辦教育"，連教師也被稱之為"民辦教師"；50年代一代人基本上是文盲與半文盲，60年代一代人勉強接受了小學教育，但其文化程度多數處於半文盲水平；農村小學校舍大多數是危房，部分小學連課桌椅也缺乏，基本上沒有體育器具，有的小學備課本、粉筆也得精打細算。中央大員胡啟立1984年視察江西省寧岡縣，發現那裡是"黑屋子，土檯子，泥孩子"，泥磚坯做桌椅、講臺，夏不避雨，冬不避風。
毛澤東時期，事實上貫徹著"讀書無用論"，尤其是文革期間，甚至戴眼鏡也成為了"階級敵人"的標誌，學校搞所謂學農學工學軍，語文課本則成了"毛主席語錄"的連載，數理化被忽視，代之以搞什麼"三機一泵"，英文則以河南一個學生自殺的遺言"我是中國人，何必學英文"傳達到全國。與破舊的校舍、殘缺的校具配套的是，文盲充當老師，學生畢業了仍然文盲的現象比比皆是。
1978年以後又經歷了30年。20世紀80年代、90年代，及21世紀最初8年，農村教育最頭痛的校舍危房問題始終走不出迷宮：年年公布通過新建、維修等方式解決了多少面積的危房校舍，但下一階段的危房統計，往往未少反增：因為工程的"豆腐渣" 質量。2008年汶川地震，校舍豆腐渣導致多少無辜的花季學子死於非命，這權益糾紛至今沒得到令家長滿意的"說法"。
1985年《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規定基礎教育由地方負責、分級管理。1986年《義務教育法》規定"義務教育事業，在國務院領導下，實行地方負責、分級管理。"由於"地方" 的概念不明確，在地方政府自利性的驅使下，省、地、縣、鄉層層下壓，最終把義務教育責任推卸給了村，村分攤給農民。當時籌資的途徑是向農民收取"村提留"、"鄉統籌"和"教育附加費"。一部分農村農民實在太貧窮，提留、統籌不了多少，附加費也收不了多少，因此這些地方的村小學更加破敗不堪：危房，頂開天窗，牆壁有洞，缺少課桌椅，慘不忍睹。
1986年《義務教育法》要求在20世紀末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簡稱"普九")，要求改善學習環境。隨著20世紀末的逼近，1992年國家教育委員會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實施細則》，要求省級政府做出實現"普九"規劃，市、縣政府制定具體方案並實施之。《實施細則》規定了給予未達標的責任人行政處分的懲罰手段。《湖北省普及九年義務教育評估驗收辦法》規定，校園面積標準是生均小學不低於24平方米、初中不低於27平方米；校舍面積標準是生均小學5平方米、初中9.5平方米。"普九過關"的沈重包袱壓在相關負責人肩上。全國鄉鎮平均債務1000多萬元，其中一部分是"普九"的豐功偉績，當時中西部大多數縣還上演過對教師"欠薪"的戲劇。
湖北省監利縣周溝鄉，上級要求興建完全小學18所，原書記李昌平向縣上報了建設15所的計畫，遭到了嚴厲批評。因此，李昌平根據當年現有學齡青少年數，做出了1995∼2010年1∼7歲人口模型，據此科學核算，周溝鄉每年生源在250人∼220人之間，實際上全鄉建設6個完全小學就足夠了。儘管有此模型，李昌平仍然受到了省督辦組的嚴厲批評。頂著壓力，李昌平最終還是僅興建了8所小學，因而被上級扣了"不重視教育，政治上不成熟"的帽子。在長官意志的鞭策下，全國絕大多數鄉鎮仍然按照上級要求興建了那麼多完全小學，欠下了至今未償清的債務，留下了豆腐渣工程的隱患，以及"人去樓空"、閑置廢棄的浪費。湖北省長陽縣1995年1月至1999年6月為普九欠債2285.26萬元，至今拖欠1780萬元，危房的陰影始終擺脫不了，僅2006年就投資300萬元維修D級危房。
計畫生育的強力推行，以及農民外出務工，導致了20世紀末、21世紀初農村生源劇減。以湖北省長陽縣為例，1998年義務教育階段學生79141名，2008年就下降為42799人。這意味著滿足79141名學生的校舍近一半被閑置。長陽縣先後建立了76所希望小學，目前仍然辦學的僅18所，另外58所或村委會辦公，或讓村民種莊稼、養豬養雞，或者任其一片荒蕪。
1985年，中國內地農村有小學83萬多所，至2007年，僅34萬多所仍在運行，48萬所農村小學被停辦。最糟糕的是20世紀90年代"普九"興建的農村小學，債務沒有償清，危房沒有"轉危為安"，維修費在繼續支付，學校卻由於生源太少不得不撤銷、空置。
中央集權的黨天下體制，導致全國農村教育的"一刀切"，政策猶如聖旨，基層官吏盲目地執行。毛澤東簡直是以知識份子為敵，視教育功能單純的一個"洗腦"。毛氏一心一意地堅持國家資本主義路線，把農民打入"農奴"的地獄，生死也不顧，還管你有不有文化？鄧氏以來，全心全意地走官僚壟斷資本主義道路，名義上的"義務教育"搞了20多年，卻通過教育亂收費搜刮民脂民膏，美其名曰的"普九"運動，典型的一個中央出政策、農民買單的挂羊頭、買狗肉的欺騙行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縣鄉財政與農民負擔》課題組2001年發表的調查結果顯示，農村義務教育的投入，鄉鎮負擔78%，縣負擔9%，省地負擔11%，中央負擔2%，而鄉鎮負擔的78%基本上轉嫁給了農民。
2006年開始，滯後整整20年之後，中共名義上開始實施"真正的"義務教育了，取消了學費，陸續取消雜費。現在的問題是：小學自然是招收小學生的，接受6∼12歲的學齡兒童，如今離校遠了，怎麼辦？中央政府、省政府、市政府、縣政府可沒有定政策、出計畫、施行動解決這一問題：寄宿制小學的校舍投資、生活輔導教員、心理輔導教員的配備，寄宿費是公費還是家長繳費，等等，都沒有個"說法"。
呼和浩特張五四先生給媒體的來信中說：90年代的農村小學撤並，是幾個村集中為一校，近鄉鎮的村則集中到鄉鎮政府所在地，"那一年我國對農村中小學實施第一次撤並，村裡上學的孩子只好往鄉里趕"，"幾個孩子在婉蜒起伏的山路上匆匆走著，他們最小的不到7歲，最大的也剛剛10歲。他們是趕著去上課。早晨去，下午回，每天來回十幾公里。"2005年，"又聽到農村中小學撤並的消息，農民的孩子要到縣城上學了"，"那一年春天，我在呼和浩特一個遠郊縣城裡走訪了一條街，這裡的居民家家都有出租房，租房者都是農村來上學的中小學生。許多房屋低矮陰暗，小的住五六人，大的住十幾人"，"小學生不要家長來陪讀，他們的負擔就更重。儘管國家減免了學費書本費，還有了伙食補貼，但一個學生一年的伙食費依然要花去大約1000多元，如果加上交通、租房等費用，一個中學生的花銷大約2000元左右"。
那沒有"陪讀"經濟條件的呢，無奈只有一個"輟學"了之。內蒙古約60萬小學生輟學，15%的初中生已經輟學。
失學，輟學，大量的農村少年兒童因為貧困與教育質量低劣而被迫放棄了學業。1986年至2000年間的15年間，1.5億農村貧困兒童放棄了學業。平均每年1000萬。而當前，在前兩個原因之上，又增加了一個小學距離遠的因素，失學、輟學的悲劇仍然在千千萬萬個農村家庭上演。這就是世界上最大比例的文盲在中國的原因。這就是共黨折騰農村教育的悲慘惡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