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文化名人聶紺弩案的告密風波，引起對中國知識界的許多議論。在現代社會，毫無疑問，知識份子是社會的良心和主軸，知識份子整體的素質和發展對社會有主導性的影響。聶案把我們帶回毛時代的沈重回憶。在中共統治近三十年的那個時期，如果說「階級鬥爭、無法無天」為其特徵，讓千百萬人受害的實質，就是與知識份子為敵。縱覽聶紺弩檔案可以看到，暴政下知識人的命運有如社會學家潘光旦教授去世前自我描述的四個Ｓ那樣：投降、屈服、活命與滅亡（英文Surrender、Submit、Survive、Succumb），那是受盡屈辱的悲慘的人生。從肅反、反右到文革，一路上何處不是知識份子的血與淚？甚至大飢荒死了幾千萬農民後，責任還要嫁禍到有些知識的幹部頭上。
文革之後的三十年，當局改弦易轍，知識份子大翻身，從臭老九變成中產階級，甚至名利雙收，非富則貴，這是社會轉型乃至共產黨求存的必由之道。挂羊頭賣狗肉式的資本主義經濟，當然少不了知識份子唱主角。毛澤東要求知識份子依附新政權：「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是沒有實現過的，因為毛根本不信任知識份子，今天則已完全實現。在全面籠絡、軟硬兼施之下，知識份子已經大面積地歸順、收編與屈服，依附於和國際資本掛勾的巨大體制上，組成專制政權、暴富階層、知識精英相結合的中國特色的權貴資本主義，這是一個史無前例的超級利益共同體。
從各級黨政領導層及其智囊團，到滲透家家戶戶的新聞媒體與演藝圈；從北京、上海到香港及海外僑界，中國知識份子都有光彩誘人的演出，甚至在專政系統內也有大量的專才獻計獻力，告密、統戰與特工制度，已比毛時代更為龐大、精緻與高科技。有獨立人格和理想的知識份子被邊緣化，舉步維艱。
這是一幅過去無法想像的圖景。不能忽視的是隨著公民社會的發育與對外開放的不可逆轉，中國知識份子的自由派也在成長中。無論身處體制內或體制外，他們潛在的能量和影響力都不容低估，零八憲章的簽署是一次有限的檢閱。但是，在政治高壓、拜金狂潮和犬儒主義氾濫的大環境下，自由派的成長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人們特別聚焦於在現中國舞臺中心的那一代精英，他們正處於五、六十歲人生高峰期，他們的青少年時期遭遇文革那樣一個空前激烈的運動的裹脅，因為學生的背景，他們在事後，又匆匆捲入升學和商潮之中，加以當局的掩飾，他們很多人，輕易地滑過了對文革影響的清理和反省。因此，這些年，我們不斷看到他們之中的某些出類拔萃人物，各行業領軍人物，無論在朝在野，不時露出文革的烙印或毛時代的餘脈，不僅令人遺憾、令人可笑，甚至令人感到可怕。青春期的留痕是難忘的。因此，這一代人的自覺達致價值觀的成熟，將是我們迎接可能不久將要來到的政治變革的重要準備和寄託。
（2009年3月30日 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