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在一九七九年與胡耀邦有過一次深談。一九七九年，我和一些朋友創辦民辦刊物《北京之春》。當時的代主編呂普和作為副主編的我，去拜會一些共產黨內的開明派領導，希望推動他們接受民辦刊物，並對國家政治體制進行政治改革。我們到胡耀邦的家時，恰好他因為牙疼在家休養。他沒有接受會見民辦刊物的代表的說法，而是以長輩見晚輩的說法與我們進行了一場坦率和善意的談話。
我們的談話內容很豐富。我開門見山，提出幾個問題，最重要的是兩個：一是要中共進行政治改革；二是不要迫害魏京生。關於第一個問題，耀邦從王安石變法和自己的經歷談起。他說，在中國改革，必須考慮既要實現自己的理念，還要注意不要翻車。他要我不抽象談論改革，而是告訴他評估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中國怎樣才能改革更好。關於第二個問題，他沒有正面回答，而是拿出貴州省委的一份報告，其中介紹他們對啟蒙社先抓後放，從思想上和生活上關心他們的做法。耀邦說，他贊成這樣的做法。最後，耀邦告訴我，年輕人有理想，有熱情，有知識，但是缺乏經驗，有時思考不夠全面；但希望在年輕人。
那次談話對我觸動很大。我看到一位滿懷理想熱情、追求正義、敢於探索，勤于思考的政治領袖。
幾天後，我們又拜會了胡喬木。我們自始至終一直辯論。胡喬木對反腐敗等建議一概否認。他提醒我們，沒有哪個朝代能真的消除腐敗，不要天真。那次談話，我很憤怒和沮喪。
這兩次會面，在我心中建立起中共高層內部的政治動力機制的印象。這種印象，一直影響我的政治選擇，直到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在這個圖示中，中共有心胸開闊、平等善意、銳意進取和理性負責的改革者，也有沉穩幹練、世故自私的現實利益追求者。憑心而論，胡喬木並不像今天的中共領導這樣官氣、霸氣和匪氣，但是七十年代後期中國青年人的良知無法接受他。基於這樣的印象，整個八十年代，我選擇的是創造有利於改革者的民間輿論壓力、推動中共進行改革，不計較自己的政治得失。
一九八九年，當耀邦逝世，我感到一種震撼，一種不吐不快的悲痛。我知道，這會是許多正在積極政治行動的人的共同感受，中國會由此發生大事件。為了參與和應對這個大事件，我立即從寧夏趕回北京。的確，不僅民主運動的參與者，而且像喬石等直接指揮控制運動的人，甚至那些曾經反對耀邦的人，都在鎮壓上遲疑。這多少是由於這是悼念耀邦的民間運動。
政治家的人格感染力，不完全是理念，更重要的是心靈和精神的感召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