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柯秀爾受盡嚴刑拷打，被處決前仍拒絕作假交代。"他的劊子手們把柯秀爾的十六歲的女兒帶到審訊室，當著父親的面把他的女兒強姦了。此後，柯秀爾就在所有‘交代'上簽了字，可是他的女兒被放出來以後臥軌自殺了。"〔14〕
為了使"犯人們"的精神更痛苦，斯大林在1935年想出一個舉措--這個舉措馬克思、恩格斯知道一定要氣昏過去。蘇聯政府在這一年頒布了一條新法律。該法律規定，十二歲以上（含十二歲）兒童犯偷竊等罪按成年人條例判罪，直至被判死刑（後來果然有許多起兒童槍斃案）。斯大林的這條法律是為即將開始的大清洗做準備的。他早預計到大逮捕浪潮之後必是兒童乞討流浪潮，早頒布有關法律，可以做到有備無患。不過後來的事實證明他主要還是想利用小孩脅迫大人。斯大林正確預見到在即將開始的逮捕浪潮中，一些重要的"犯人"決不會輕易就範，有了這條法律（對兒童判死刑），就可以利用他們對兒孫的疼愛、牽掛之心，對其進行精神上和心理上的折磨，讓他們願認什麼罪就認什麼罪，要誣陷誰就誣陷誰。
1936年至1938年，蘇聯"許多大城市出現了這樣一種可怕的現象：十至二十歲的青少年自殺的事件不斷發生。其中就有許多是被清洗掉的人的子女。他們在自殺前還常常給斯大林寄信訴說慘情，但這些信被加註的評語都是：把這些青少年趕出莫斯科去，以免讓外國記者和外賓看到這麼多被拋棄街頭的孤兒"〔15〕。
早期蘇共民主空氣較濃，列寧在世時黨內爭論並不是大逆不道的事。托洛茨基、斯維爾德諾夫、季諾維耶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時不時反對列寧的路線，列寧批評他們時也不客氣地"回贈"這種那種非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帽子"。但是爭論過後，列寧同他們的革命情誼都沒有受到影響。
一個奇怪的現象是，列寧從來不批評斯大林有什麼世界觀問題。列寧晚年與斯大林衝突幾次（喬治亞事件、外貿壟斷權、工農檢察院提案等等），一次也沒有把問題提到世界觀的高度來批判。為什麼列寧不指出斯大林的世界觀存在問題？如果他指出了，斯大林也許不會接班，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命運就要改寫。答案是列寧已經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勢--斯大林的世界觀不會有問題。最好的例證是列寧的政治遺囑，在列寧的"政治遺囑"中，五個政治局委員的世界觀都被評為"非布爾什維克主義"、"不是完全馬克思主義"等等，只有斯大林漏掉了這種批評。列寧對斯大林的惟一批評是"太粗暴"。我們不妨這樣說，斯大林的世界觀是受到列寧信任的。
斯大林十六歲開始讀《共產黨宣言》，十八歲開始讀《資本論》，二十二歲之後寫出一系列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如《俄國社會民主黨及其當前任務》、《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政黨》、《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等。斯大林直至去世的前一年還在寫《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斯大林堪稱一生都在學馬克思主義。1953 年斯大林死後人們從他的住房、辦公室、別墅清理出兩萬多冊藏書，其中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考茨基、普列漢諾夫、拉法格、盧森堡等人的全部理論著作，" 許多書的字裡行間和頁邊上都注滿了斯大林的強調號、評論和批語......《列寧全集》第一版他不僅通讀過，而且讀過不止一次，有些卷裡填滿了著重號、加重號、驚嘆號。從用筆的顏色看（紅色、藍色），他確實是反覆地研讀過這些著作"〔1〕。蘇聯科學院院士Ｅ．瓦爾加告訴他的朋友，他每次去看斯大林時，總看到斯大林的桌上放著一本馬克思的《資本論》〔2〕。
誰能想到，如此重視理論學習的斯大林，人性之殘竟越過了任何底線。斯大林在執政的二十年間平均每兩年製造一起大冤獄。以絕對數字計，斯大林殺害的老一代革命者比沙皇政權加在一起還要多。原蘇共持不同政見者（蘇聯解體後重新加入共產黨）麥德維傑夫說："我黨和我們革命的任何一個敵人都沒有能夠給我們爭取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事業帶來比斯大林更大的危害。"〔3〕有人作過統計，蘇共一大至十七大歷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總數共二百八十四人。除去大清洗（1936∼1939年）之前自然死亡的四十五人外，剩下二百三十九人中，被槍決或死於獄中的有一百八十八人，自殺的八人，被開除出中央委員會的二十二人，只有二十一人安度"中年"〔4〕。但是安度"中年"並不等於能安度晚年，因為斯大林在1952年又在緊鑼密鼓地籌劃新一輪清洗，即各種準備工作正在就緒，前奏曲"克里姆林宮醫生案"已經奏響，貝利亞、伏羅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揚、卡岡諾維奇都已被斯大林點名批判，正陷入極度的恐慌中（赫魯曉夫不恐慌，因為十九大沒點他的名）。如果不是斯大林在1953年3月突然去世，蘇聯社會不知又要降臨什麼樣的腥風血雨。
斯大林曾授意肅反機構槍決烏克蘭的幾百名民間歌唱藝人。這些民間藝人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音樂家肖斯塔科維奇說："每當他們槍決一個民間歌唱藝人或者走方說書的藝人，幾百首偉大的音樂作品就和他一起消失了。"烏克蘭的民間歌手都是盲人，他們的歌曲從來沒有文字記錄，得靠師徒代代相傳才能將歌曲傳下去，每一個盲人歌手都有自己獨特的歌曲。斯大林是出於什麼病態多疑要消滅這些盲人的？盲人難道會威脅他什麼？只因當時農村正在開展集體化運動，富農作為一個階級已經被消滅，一些"富農"家庭在極"左"政策下絕了戶。斯大林擔心這些盲人歌手四處雲遊，唱的歌又哀哀慼慼的，誰知是不是在為富農鳴冤叫屈？"對盲人能有什麼審查制度？既不能把一份經過修改和批准的歌詞交給盲人，又不能給他下達書面指示。對盲人什麼都得用嘴說......還是把他們槍斃了比較省事，於是他們就這樣做了。"〔5〕
斯大林曾下令槍決一萬五千名波蘭軍官。德國侵略波蘭時，波蘭軍隊正在西線浴血抗敵，突然蘇軍從東線攻入波蘭國土，與德軍成夾攻之勢。波蘭軍隊本來就已不支，現在頓時潰不成軍。最後波軍選擇退向蘇聯一側，他們寧願向蘇軍投降，也不願向納粹投降。蘇聯內務部奉斯大林指示對被俘波軍進行"政治鑒別"工作，士兵們一群群被釋放了，剩下一萬五千名軍官怎麼辦？按波蘭人的看法，這一萬五千名軍官都是民族英雄。可是斯大林不這樣看，由於波蘭軍官入伍前都是專業知識份子（這是波蘭軍隊很特別之處），一萬五千名軍官等於一萬五千名工程師、教師、技術員、農藝師、醫生、會計師、作家......將這些人都釋放了，將來肯定又會為波蘭資產階級政權服務（波蘭流亡政府已經在倫敦成立了）。波蘭資產階級政府依靠他們，又會組建起一支軍隊來，這將是未來波蘭人民政權的多大的麻煩？研究來考慮去，斯大林覺得還是統統槍斃比較省事，於是命令內務部在卡廷森林等地將他們秘密處死（每人後腦打一槍），再挖個大坑埋掉。半個世紀後，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兩次代表蘇聯政府因卡廷森林慘案向波蘭人民表示誠摯道歉和深深懺悔。
1990年1月30日，前蘇聯國家安全部副主席皮羅日夫在部務會議上稱，根據現存檔案材料統計："從1930年到1953年，蘇聯全國有三百七十七萬八千二百三十四人受到政治迫害，有七十八萬六千零九十八人被處以極刑（遭槍殺）。"〔6〕
執政二十多年，七十八萬人被判死刑，數字並不高。我國一些學者據此得出結論：並不存在什麼大清洗，所謂斯大林大肅反很大程度上被誇大了。然而，這些研究者忽視的一個基本事實是，蘇聯內務部留下的檔案不能反映全部死亡人數。俄羅斯學者已經從不同角度闡述了這個問題（包括檔案被銷毀情況）。一個典型的例子是：1934年聯共（布）十七大代表一千九百六十六人中，有一千一百零八人因反革命罪被捕；他們絕大多數悲慘地死於集中營和監獄中。由於這些黨代表不是直接死於被判的死刑，他們的死亡就不能進入七十八萬這個數字中。類似的情況相當多，前蘇聯陸海軍總政治部副主任沃爾科戈諾夫上將在擔任蘇聯國防部軍史研究所所長期間"有權查閱所有檔案館資料"。他說："在1937和1938這悲慘的兩年裡，照我的看法，大約有三百五十萬至四百五十萬人遭到鎮壓，其中有六十萬至八十萬人死去是判了死刑的。此外，還有相當相當多的人並沒有被‘法庭'判處死刑而是後來在勞改營和監獄中不明不白地死去的。"〔7〕
數字沒有聲音，不論是四百五十萬還是三百五十萬（哪怕是七十八萬），誰能聽到"牽衣頓足攔道哭"？
圖哈切夫斯基的母親在集中營既哭兒子，又哭媳婦。老人家還不知道，她的另外兩個兒子也被槍決了。斯大林對每一個"政敵"的家庭都是採取斬草除根的方法，似乎從中發現了樂趣。加米涅夫被槍決後，接著是他的妻子、兩個兒子（一個尚未成年）以及他的兄弟、弟媳婦被槍決〔8〕。托姆斯基（全蘇工會主席）自殺後，他的妻子被捕入獄，三個孩子有兩個被判死刑〔9〕。沃茲涅先斯基（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被處決，他的弟弟、姐妹也跟著全都被槍斃〔10〕。圖哈切夫斯基的一家總計倒下了十個人--妻子、兩個弟弟、三個妹夫被槍斃〔11〕，母親和一個妹妹死於集中營，女兒（獨生女）斯維特蘭娜在少年監獄染上重疾，出獄不久就病死了。外甥女瑪麗娜因缺乏親人照料，很小年紀就患了肺結核，後來也病死了。三個妹妹、兩個弟媳全被判刑，其中一個妹妹在集中營裡蹲了十八年，1955 年才獲自由。侄兒安德列被敖德薩兒童保育院收養。這是一個專門收養"人民公敵"孩子（孤兒）的保育院。衛國戰爭爆發後，這個保育院的五百多個孩子被疏散到恩格斯市，到達時只剩下一百二十個〔12〕......是什麼深仇大恨需要讓每一個"前戰友"家破人亡？斯大林的殘忍已經接近了人性惡的底線。
因基洛夫一案列寧格勒州有三千二百多名黨政幹部被捕。基洛夫女秘書拉祖爾金娜原是三十歲的美麗婦女，從集中營獲釋後變成了白髮蒼蒼的"祥林嫂"，牙齒全掉光了，兩眼直愣愣的。她不管碰到什麼人翻來覆去就是這段話："我在集中營蹲了十九年......我的丈夫被槍斃了......我的兩個孩子都死在卡拉干達兒童監獄。我到卡拉干達去過兩次，仔細查過卷宗，沒有找到什麼線索，連張照片都沒有留下......我的女兒叫卡金卡，兒子叫謝瓦......"〔13〕由於拉祖爾金娜已經呆傻，還把集中營看守唆使犯人們強姦她的事告訴給人聽，赫魯曉夫同情她的遭遇（拉祖爾金娜入黨介紹人是克魯普斯卡婭和斯塔索娃），後來讓她當了蘇共二十大代表。
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柯秀爾受盡嚴刑拷打，被處決前仍拒絕作假交代。"他的劊子手們把柯秀爾的十六歲的女兒帶到審訊室，當著父親的面把他的女兒強姦了。此後，柯秀爾就在所有‘交代'上簽了字，可是他的女兒被放出來以後臥軌自殺了。"〔14〕
為了使"犯人們"的精神更痛苦，斯大林在1935年想出一個舉措--這個舉措馬克思、恩格斯知道一定要氣昏過去。蘇聯政府在這一年頒布了一條新法律。該法律規定，十二歲以上（含十二歲）兒童犯偷竊等罪按成年人條例判罪，直至被判死刑（後來果然有許多起兒童槍斃案）。斯大林的這條法律是為即將開始的大清洗做準備的。他早預計到大逮捕浪潮之後必是兒童乞討流浪潮，早頒布有關法律，可以做到有備無患。不過後來的事實證明他主要還是想利用小孩脅迫大人。斯大林正確預見到在即將開始的逮捕浪潮中，一些重要的"犯人"決不會輕易就範，有了這條法律（對兒童判死刑），就可以利用他們對兒孫的疼愛、牽掛之心，對其進行精神上和心理上的折磨，讓他們願認什麼罪就認什麼罪，要誣陷誰就誣陷誰。
1936年至1938年，蘇聯"許多大城市出現了這樣一種可怕的現象：十至二十歲的青少年自殺的事件不斷發生。其中就有許多是被清洗掉的人的子女。他們在自殺前還常常給斯大林寄信訴說慘情，但這些信被加註的評語都是：把這些青少年趕出莫斯科去，以免讓外國記者和外賓看到這麼多被拋棄街頭的孤兒"〔15〕。
布哈林、季諾維耶夫、皮達可夫（蘇聯重工業部副部長）、拉狄克（蘇聯《消息報》副主編）、葉戈羅夫（蘇聯元帥）、埃德曼（蘇軍上將、伏龍芝軍事學院院長）、丘巴爾（蘇聯人民委員會副主席兼財政部長）、艾赫（蘇聯農業部部長）的年幼的孩子們（他們都已經成為孤兒）都被"格伯烏"（國家政治保衛局）收容了。這些孩子不斷向蘇共中央寫申訴信已經讓"上面"感到很頭疼。"上面"經研究，最後決定將他們送交卡申科兒童精神病院暫時"託管"。該精神病院隸屬"格伯烏"，"人民公敵"的孩子們在這裡繼續受到各種虐待。這些孩子經常因"違反院規"而遭到毒打，不少兒童在精神上受到了嚴重的摧殘。著名記者帕尼佐夫斯基的孩子在"治療"中被治瘋了，皮達可夫的孩子因對參觀團說"你們看到的都是假的"被毒打後轉院送走，後來下落不明。最可憐的是布哈林的養子安德列·布哈林。十三歲的安德列在布哈林夫婦被捕時因攔救他們被保安人員打傷，送卡申科時身體非常衰弱。"當安德列得知他的養父已被槍決時，他在廁所裡上了吊。這孩子已經預見到了他的早亡。"安德列決心去死的那天晚上把全體同伴叫來，向他們說了這樣一段話："我，反正是活不長的。如果你們當中有誰能夠從這個罪惡的國家逃出去，要告訴所有、所有、所有的人，蘇聯是個什麼樣的國家，甚麼是蘇維埃政權......"〔16〕拉狄克的侄兒鮑利斯·索貝爾松的個人悲劇僅次於安德列·布哈林。鮑利斯·索貝爾松是個非常純真的孩子，他在卡申科反覆說要相信黨和斯大林最終會瞭解我們的冤情的，"他提議給斯大林同志寫一封詳細的‘公開信'，另抄一份寄給《少年真理報》編輯部......"鮑利斯·索貝爾松在1957年獲得平反，他收到平反通知書的第二天就自殺了〔17〕。
如果悲劇只限於高級黨政幹部的家庭，那還不能證明斯大林人性已經變異。沃爾科戈諾夫說："根據我在檔案館發現的一大堆並非總括性的而是‘中間的'數字，我作出如下的統計。在1929年到1933年間進行的農村‘革命'（註：指消滅富農運動和強迫集體化）中，農民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有八百五十萬到九百萬農民被鎮壓。......從1929年到1953年總共有一千九百五十萬到二千二百萬蘇聯公民成為斯大林鎮壓的犧牲品（不包括戰爭年代）。其中不少於三分之一的人被判處死刑或在勞改營和流放地死去。"〔18〕
這些數字不包括由於1932年至1933年大飢荒所造成的農民大量死亡。
這些數字不包括由於民族強迫遷徙而造成少數民族的大量死亡。
......
斯大林是典型的"世界觀完整、人性缺失"的例子。將斯大林這樣的革命者推上最高領導層，對社會主義的損害極大。蘇聯紅旗落地時沒有人民挺身捍衛，車臣與俄羅斯的民族仇恨至今結成了死結，俄羅斯轉型期大部分國有資產被寡頭們瓜分了，俄羅斯的新納粹人數居全世界第一位，許多前共青團員成了新納粹......凡此種種，據說都是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的錯。這說不通--這些惡果的種子在斯大林時期已經埋下了。
童年時的斯大林是很不幸的，兒童可塑性最大時期的斯大林生活在無愛環境中。他的父親是一個整天醉醺醺的鞋匠，一喝醉酒就毒打老婆和年幼的孩子。母親"不得不日以繼夜拚死拚活地幹活，勉強養家餬口"。斯大林從小嘗夠社會的勢利眼，除了母愛，這個社會沒有給過他其他愛。如果他的童年始終生活在母親身邊，他的幼小的心也許會多些溫暖，冷酷的種子也許在他的心靈扎不下根。可是母親的一個錯誤的決定抹去了這種可能性。為了讓心愛的"索索"（斯大林小時的愛稱）"能夠出人頭地"，母親將九歲的他送進了兒童教會學校（寄宿制）。十九世紀俄國的東正教學校是非常愚昧落後的，這種學校與其說是培養對宗教的熱愛，不如說是培養對宗教的仇視。死記硬背、體罰、禁止讀課外書（包括所有文學名著和進步書籍）、動不動關禁閉......東正教沒有經歷基督教新教那樣的宗教改革是俄國的不幸（東正教在二十世紀初才開始"精神更新"）。因此，"索索"在教會學校沒有學到對世人的悲憫，卻學到了更多對世界的恨......一顆幼苗在歪歪扭扭地成長。
投身革命運動本來對斯大林來說又是一次受教育的機會。早期革命者中不乏人格高尚的人，斯大林與他們耳濡目染，心靈自會受到熏染。不幸的是斯大林剛涉足革命一兩年就借到了一本惡書，它的書名叫《革命者教義問答》。這本書大名鼎鼎，一度被稱作"俄國革命的聖經"。斯大林才翻兩頁，就像中了魔似的被它吸引住了。這本書到底講些什麼呢？中國沒有人看過這本書，據俄蘇問題專家藍英年先生說，列寧在十月革命勝利後曾極力主張重印《革命者教義問答》。不知為何列寧的願望沒有實現，使得蘇聯自建立至解體始終沒有重版過《革命者教義問答》。大概現在除了克里姆林宮檔案庫外，全世界沒留下幾本《革命者教義問答》。不過它有一些零星觀點或片斷語言散落在不同的書籍中（筆者早年見到，惜乎沒有做筆記），阿夫托爾漢諾夫的《黨治制的由來》、拉津斯基的《斯大林秘聞》、藍英年的《尋墓者說》各有摘錄，我們試用概括的方式將這些內容綜述如下：〔19〕
革命者是注定要滅亡的人。革命者必須拋棄掉身上的一切感情。他的惟一的熱情只有兩個字：革命。為了革命勝利，他可以同一切社會公認的道德法則決裂。......如果飢荒、水災、地震能促進革命勝利，那麼讓飢荒、水災、地震來吧；如果同盜匪結盟能加速革命勝利，那麼不妨結盟吧；如果人民不覺悟，設法加重人民的苦難，促其起義......一個組織嚴密的革命家組織在關鍵時刻搞一次成功的密謀，可以奪取國家政權......革命者奪取政權之後必須全力培養一代新人。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進程中，大多數舊居民都要被消滅掉，以免妨礙新一代俄國人全速奔向社會主義光輝未來......
《革命者教義問答》的作者是俄國民粹派革命者涅恰耶夫。此人是十九世紀著名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經以他的真實故事為藍本，寫了著名小說《群魔》。馬克思、恩格斯極其厭惡涅恰耶夫，這與馬、恩後來同情民粹派的其他活動家簡直是天壤之別。不過涅恰耶夫也獲得思想界不少人的肯定。俄國思想家別爾嘉耶夫認為涅恰耶夫並非如《群魔》中所描寫的那樣是個為了實現個人野心和慾望不擇手段的魔鬼，相反，"他是一個真正的禁慾主義者和獻身於革命理想的人"。英國思想家伯林認為涅恰耶夫的政治主張與車爾尼雪夫斯基、列寧、托洛茨基有相似之處〔20〕。伯林甚至認為涅恰耶夫與另兩個俄國革命家特卡喬夫、皮沙列夫"都成為列寧的先驅 "〔21〕。
涅恰耶夫的名聲最早是在青年中傳播開來。1871年，涅恰耶夫因凶殺案（指揮殺害地下組織中的動搖分子）受審。在法庭上，涅恰耶夫高喊："千百萬人民站在我的一邊！打倒沙皇！打倒專制制度！自由萬歲！"在法庭外等候的青年們與他一起高呼口號。中學生查蘇利奇（即十多年後馬克思寫信給她的那個查蘇利奇）為了尋找自己的"一盞明燈"關在何處，曾與涅恰耶夫的妹妹（兩人都是十六七歲的少女）一道，天天去眺望彼得堡各個要塞的窗口。這個近乎天方夜潭的舉動居然獲得了結果，一天涅恰耶夫將一張寫有"我關在一個不為人知的地方"的字條從牢房窗口扔出去，居然被查蘇利奇拾到。涅恰耶夫關在何處的消息傳開後，使得青年學生們紛紛來到要塞前瞻仰"涅恰耶夫之窗"，慌得沙皇政府趕緊將他轉移到另一個更秘密的要塞去。因為涅恰耶夫特別能喚起群眾的崇拜情緒，他在彼得保羅要塞坐牢的十年間，獄卒們爭先恐後地為他傳遞密信，彷彿他是要塞的司令官，換了多少批都無濟於事。
可想而知，斯大林一邊學馬克思主義，一邊學涅恰耶夫著作，這是多麼奇怪的組合。
陀思妥耶夫斯基稱涅恰耶夫是"黑暗旗幟"，"涅恰耶夫世紀"俄羅斯將籠罩"無邊的苦難"。別爾嘉耶夫認為涅恰耶夫是"一個真正的禁慾主義者和獻身於革命理想的人"。列寧認為，因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寫了一部《群魔》，革命者就忘記了涅恰耶夫不公平，以致"完全忘記涅恰耶夫具有組織者的特殊才能，到處都能進行秘密工作的特殊技巧，把自己的思想納入震撼人心並永生不忘的表達的本領"〔22〕。
三個人都在評述涅恰耶夫，一個是文學家，一個是思想家，一個是革命家。他們之中誰的思想更深刻？今天看得很清楚，文學家的思想最深刻！
革命的最終目的是什麼？如果為了崇高的目的，無論多惡的手段都允許採用，那麼"革命"的合理性又體現在哪裡？革命應否從一開始就要注意人性？涅恰耶夫對後代的負面影響不容忽視。
註釋：
〔1〕〔6〕姜長斌、郭建平、王堅紅、左鳳榮：《斯大林政治評傳》，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20、546頁。
〔2〕〔3〕〔14〕（蘇）羅·亞·麥德維傑夫著，趙洵、林英譯：《讓歷史來審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42、553、422頁。
〔4〕（蘇）阿·阿夫托爾漢諾夫著，晨曦、李蔭寰、關益譯：《黨治制的由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77∼888頁。
〔5〕（蘇）所羅門·伏爾科夫（記錄）、葉瓊芳譯、盧文校：《肖斯塔科維奇回憶錄》，外文出版局《編譯參考》編輯部1981年出版，第291頁。
〔7〕（蘇）沃爾科戈諾夫：《勝利與悲劇》，世界知識出版社1990年版，第550頁。
〔8〕〔10〕〔18〕（俄）沃爾科戈諾夫：《斯大林》，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版，第573、1241、1246頁。
〔9〕〔11〕〔12〕（蘇）波·梁讚採夫著，於今、江淮編譯：《圖哈切夫斯基妹妹的辛酸回憶》，求實出版社1989年版，第48、9、9頁。
〔13〕〔16〕〔17〕（以）列奧納得·根得林著，明宇、舒會譯：《受害的一代》，群眾出版社1986年版，第26、101∼102、103頁。
〔15〕杜力、肖桐編：《世紀大災變》，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57頁。
〔19〕（美）拉津斯基著、李惠生等譯：《斯大林秘聞》，新華出版社1997年版，第34∼36頁。此處內容還可參見藍英年《尋墓者說》第260頁和阿夫托爾漢諾夫《黨治制的由來》有關章節。
〔20〕〔21〕（英）以賽亞·伯林著、彭淮棟譯：《俄國思想家》，譯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52、255頁。
〔22〕藍英年：《尋墓者說》，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8年版，第261頁。
《書屋》二〇〇五年第十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