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是揭開周恩來面具系列節目的第17集。在這一集我們向大家介紹周恩來在中共遵義會議上的表現，以及毛澤東成為周的副手。本次節目的部分內容來自高文謙先生的《晚年周恩來》。
湘江慘敗之後，軍中怨聲四起，群起而攻之，嚴重動搖了博古、李德一言堂的統治。博古本人方寸已亂，深感自己的責任重大，在政治上無法交待，但又一籌莫展，頹唐沮喪，甚至一度到了想引咎自殺的地步，為聞訊趕來的周恩來等人所勸阻。
周恩來此時的心情自然也十分沈重，思想上有極大的壓力。他完全清楚黨內軍中的不滿是衝著在中央主持一切的"三人團"而來的，而他本人作為"三人團"的成員之一是無論如何難辭其咎的。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周對李德在作戰指揮中的一些作法曾有不同意見，也發生過一些爭論，但看在他是共產國際派出的軍事顧問的面子上，往往最後不再堅持自己的主張，聽由李德拿主意。湘江慘敗之後，周恩來不動聲色地與博古、李德拉開了距離.
寧都會議後，毛澤東一直在伺機東山再起，但一時苦於找不到機會，毛在暫時隱忍的同時，一直在暗中活動，除了竭力保持他本人在黨內軍中已有的政治影響外，還多方做"分化"工作，收攬人心，尋找新的政治盟友。長征出發前，毛澤東有意識地與同為黨內國際派大將、但已和博古鬧翻的張聞天和王稼祥一起隨軍行動，私下商議如何把博古、李德"轟下臺"。
毛澤東的這種個人企圖，在當時的中央領導圈中並不是什麼秘密，而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如李德在回憶錄中就提到了當時被指定留守在江西中央根據地打游擊的政治局委員項英曾對此表示憂慮。李德寫道：" 他(項英)警告說，不能忽視毛為反對黨的最高領導而進行的派別鬥爭，毛暫時克制不過是出於策略上的考慮。他說，毛可能依靠很有影響的人、特別是軍隊的領導幹部，抓住時機在他們的幫助下把軍隊的領導權奪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項英的疑慮。可是我在幾天以後向博古講述這次談話時，他顯得很有信心。他說，關於黨的政治總路線已不存在分歧了；至於以前在軍事上的不同意見，由於各地的紅軍都轉入了反攻，現在也都消除了。他還說，毛澤東同他談過，毛並不想人為地製造一場會把中央紅軍的命運推向危險境地的領導危機。"
當紅軍湘江大敗之後，毛立即向博古為首的中央"三人團"發難，提出"要討論失敗的原因"，並聯合王稼祥、張聞天一起公開批評中央的軍事路線，提出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失敗是由於軍事領導上的錯誤路線造成的，要求開會檢討清算。
對於當時的情況，毛在二十多年後曾在一次中共黨內高層小范圍的談話中作了這樣的回顧： "在長征路上，暴露出他們那一套不行了。這一套是從斯大林那裡來的。每次政治局開會，我只有一票。後來我病了。王稼祥負傷了，我們兩人都在擔架上，在一起走，我就作了稼祥的工作，他同意了我的許多意見。通過王稼祥，又作了洛甫(張聞天)的工作。洛甫也轉過來了。可是以後再作別人的工作，就再也作不動了。他們死抱著斯大林的聖旨。每次政治局開會，都是三票對四票。我這一邊，我一個，稼祥一個，洛甫一個。他們那一邊，博古一個，李德一個，朱德一個，周恩來一個。老是這樣，三對四，解決不了問題。後來軍事形勢更糟了，他們那一套實在混不下去了。我就提出，我們不要老是開這樣的會了，不行了。可以擴大一下，擴大到軍團一級，這裡邊有贊成我的意見的人，也有贊成你們意見的人，開一個政治局擴大會議來決定吧!他們也同意了，這個會就是遵義會議。"
對於周恩來促成遵義會議的召開所起的作用，毛澤東似乎不大願意在類似這樣黨內高層的談話中提及，特別是49年中共建政以後更是如此，其中原因不言自明。不過，他當時曾在私下裡對妻子賀子珍表示過："那時爭取到周恩來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來不同意，遵義會議是開不起來的。"
事實也正是這樣。周恩來的政治態度在當時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湘江慘敗之後，博古、李德成為眾矢之的，他們的領導已經破產，有關軍事行動的決定權自然而然地落到"三人團"中具體管事的成員周恩來的手中。毛澤東鑒於蔣介石已經判明紅一方面軍準備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行動意圖而在通往湘鄂西的沿路設置重兵，等待紅軍自投羅網，因此力主放棄原定計畫，改向國民黨軍隊防守薄弱的貴州進軍。而李德、博古則堅持按照原定計畫與紅二、六軍團會合。雙方爭執不下，誰也說服不了誰。
於是，周氏作出了大概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由他主持在黎平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打破僵局，採納了毛的建議而與李德徹底鬧翻，會議並決定進入遵義地區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中軍事失利的經驗教訓，解決領導層內部的爭論。
關於周恩來同李德在黎平開會鬧翻一幕，他當時的警衛員範金標後來對此有生動的回憶，說："黎平會議是在一個晚上召開的，吵得很厲害。總理(指周恩來)批評李德，總理把桌子一拍，擱在桌子上的馬燈跳了起來，燈也熄滅了。我們馬上去把燈點上。開會解決什麼問題，當時不知道，後來才曉得，爭論的焦點是向敵人防守薄弱的貴州前進，還是與紅二、六軍團會合。"
由於周是當時黨內最高領導核心"三人團" 中的成員，周恩來態度的轉變,著實給了博古和李德致命的一擊，頃刻之間瓦解了他們的抵抗.。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在貴州遵義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檢討總結自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隊指揮上的錯誤。會上，博古作了反圍剿的總結報告，強調客觀原因，為軍事失敗作了辯護，周恩來則不動聲色地與博古的說法拉開距離，在副報告中則更多地強調了主觀上的原因，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上戰略戰術和錯誤，並從軍事指揮執行者的角度作了自我檢討。周的舉動，與博古、李德劃清了界限，致使黨內最高領導核心"三人團"最終解體。
接下來，多數與會者主張改變領導，撤換博古，解除李德的指揮權。對此，博古想不通，李德堅決不接受，此外，時任政治局候補委員、黨內"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的凱豐表示反對，認為把全部責任推到博古一個人身上不公平。雙方為此頂起牛來。
最後，周恩來打破了會上的僵局，主動請求中央撤換他本人的職務，同時推舉毛澤東出來指揮紅軍作戰。周的這一手十分老到，既作出了高姿態，使得博古，李德陷於孤立，促使會議形成了最終的決議。同時，他本人也由此得到多數人的諒解，在政治上渡過了難關。
在中共官方的黨史中，遵義會議的歷史意義一直被作為確立了毛澤東黨領導地位的標誌而大書特書。特別是當毛在世時更是如此，對歷史真相諱莫如深。
毛澤東死後，隨著歷史真相逐步被披露出來，這一定論發生了疑問。中共官方說法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改為遵義會議"在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我黨的領導地位"，理由是遵義會議恢復了毛對紅軍的指揮，而軍事指揮權在當時是最為重要的。但是，即使是這個說法也大有問題。
關於遵義會議所作出的決定，現存的歷史文獻是陳雲手寫的《遵義會議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其中寫道：
(一)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
(二)指定洛甫(張聞天)同志起草決議，委託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中去討論。
(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由此可見，毛澤東雖然通過遵義會議在政治上打了個翻身仗，根本談不上"已經確立了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當時黨內負總責的仍是博古，稍後改為張聞天。在軍事指揮上，由周恩來取代了李德。毛只是作為中央常委開始參與中共的領導核心，並根據常委的分工，參與處理軍機大事，但還是作為周的副手。關於這一點，陳雲在會後起草的傳達提綱說得很清楚： "擴大會完畢後中常委即分工，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應該說，中共在遵義會議後的領導格局又恢復到了寧都會議以前的狀況，黨權與軍權分離，毛澤東參與軍事指揮，但最後仍要由周恩來拍板定奪。像這樣的謊言在中共黨史中比比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