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這問題雖沒有多大重要性，但倒有點興趣，後來就去查查歷史書刊，找到了一點資料。
"不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最早見於宋書的"陶潛傳"，其中說："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難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乃即日解印綬去職。""督郵"這一種官，是專門來考查縣令治績的，使做縣令的大為頭痛，可想而知。《三國演義》中記張翼德怒鞭督郵，讀者們的同情完全放在張飛一面。陶淵明沒有燕人張翼德的臂力武功，鞭他一頓是不成的，但想到此人討厭，不見也罷，於是辭官不幹了。（至於"歸去來辭"的序文中說辭官是為了妹子的逝世，大家說那是託詞，只是為了免得惹禍。）
現在北京故宮裡藏有王莽時代的一隻量器，劉復根據這隻量器推算，王莽時的一斗只合今日二市升弱。又據隋書記載，王莽的銅斛約當曹魏斛九斗七升多，兩晉南朝的斗斛之量是承繼曹魏制度的。依此推算，陶淵明那時（東晉末年）的一斗大致與今日的二市升差不多。那麼，陶淵明的五斗米，只有今日的一市斗米了。
近來我國學者的歷史研究，非常著重歷代的生產、消費、分配等等經濟生活，與從前重視帝王家譜、個人英雄、家族門第等大不相同。因之古代的經濟資料，也整理出來很多。據學者考證，東晉時地方官的俸祿一年大約為四百斛，即四千斗（古代一斛是十鬥，到南宋賈似道時才改為五鬥。廣東一帶很少用斛，但在江南，解放前"斛"的使用是很普遍的）。陶淵明的"五斗米"，如說是年俸月俸當然絕不合理，就算是日俸，也還是太少。那麼其中原因在什麼地方？
繆鉞先生發表在"歷史研究"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個很新的、也頗令人信服的見解。歷來大家都認為"五斗米"與陶淵明的俸祿有關，如孟浩然的"京還贈張維詩"中說："欲徇五斗祿，其如七不堪！"可見唐人就已這樣理解，但繆鉞先生那篇文章中卻說，五斗米是當時知識份子一個月的糧食。
他根據史書上的資料證明，南朝士大夫的食量，大概每月五斗米左右，約當今日的一市斗（這數字和今日做腦力勞動的知識份子大致也差不多，這裡一個普通家庭，成員都不做體力勞動，一家三口，一個月吃五十多斤米也夠了）。所以陶淵明說"不為五斗米折腰"，就是說"我一個人每月有五斗米也就可以飽了，再多的也不需要。我回去過田園生活，雖然勞苦些，還是可以夠吃，何必要做縣令，逢迎這些沒有品格的小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