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維平接受了不同的聲音主持人谷季柔的專訪。因為揭露腐敗而被關押的中國記者姜維平，在五年零一個月的刑期中，被關過三個看守所、兩所監獄。
姜維平：發明瞭一個詞，就是現在中國進入了什麼時代呢？一個狀態叫撕裂狀態；一個時代是什麼時代呢？表演時代。撕裂狀態是什麼呢？經濟上高速增長，政治上僵化倒退到了民國都不如。比如在新聞自由方面，就造成這個社會上的撕裂狀態，裂了一個口子，像火車一樣頭在前進，尾在另一個方向發展，中間這個斷裂帶就是社會的動亂。
所以，為什麼現在統治階級，從共產黨來講，一黨執政，它有那麼龐大的軍隊但是它很恐懼，因為它自己知道這是一個撕裂的狀態。
就是坐在火山口上。每一個點都充滿變數，有可能隨時坍塌下去。你再看表演時代，你看現在的中國人不管當官的還是百姓，很多人都在表演。當官的台上講一套，背後講一套，老百姓一樣，上班講一套，包括小孩，媽媽都告訴孩子‘別給老師這樣講啊'，比如說老師求孩子辦事，我們都經歷過，‘教你爸爸給我們報銷點出租票'，‘教你爸爸辦點什麼'，孩子說怎麼能這樣呢？‘別這樣說啊'。小孩從小就這個社會已經變成在一種表演時代。為什麼像春節聯歡晚會一個小瀋陽，不過是一個演員，一下吹捧成如此風雲人物。你現在問小孩子理想是什麼？很多小孩都說當演員，我要學章子怡、我要學劉曉慶。說為什麼？‘名利雙收哇'。像對角線一樣生活，走最近的那一個成功途徑：表演。所以，造成我認為的中國現在目前就進入這樣一個時代，這個時代是非常長危險的。
記者：怎麼個危險法？對中國未來長遠的影響力？
姜：一個社會的發展從理論上講，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後會出現穩定的中產階級，這個社會才會有民主法制，老百姓才有安定的生活，才能縮小城鄉的差別、貧富的差別。這樣就像鄧小平剛開始改革開放講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另一部分人富'，但現在是怎麼樣呢？一部分人富起來了，但另外一部分人根本沒帶動。而且陷入了絕對的貧困化。所以，這個就造成了社會的不安定因素，是在經濟繁榮背後的不穩定因素。現在通過一些突發事件，從瓮安事件以來越來越強烈，這就是個危險的信號，包括楊佳事件。所以，為什麼我們要用和平、民主、非暴力的方式表達願望，包括你們電臺，為什麼？我認為實際上在幫助中國，為什麼呢？因為你在把這些民怨、民情、民恨由一種途徑把它宣泄出來，社會還是穩定地轉型嘛，叫民主轉型嘛，對吧？
記者：事實上像您所寫的那些文章揭發中國的腐敗黑暗面也是同樣的工作。
姜：所以，我把我自己稱為醫生，什麼意思呢？實際上，就是社會的醫生，什麼醫生呢？我抱著善的願望，比如社會得了疾病，癌症或者是各種疾病，通過我們的文章、通過我們真實的聲音幫助它。理性、客觀、積極。所以你看我的文章，我認為我良好的願望幫助它。國保的人2006年以後經常和我談話，我也和他們講，我說我是很善意地幫助你們，因為老百姓的一些悲傷由於官員的層層對信息的過濾你們聽不到，看不到，我把真實情況告訴你們，你們可以加以改進。
我給你舉個例子罕熱縊擔?998年在香港的《前哨》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叫《黑龍江民謠顯民意》，就是黑龍江的民謠顯露出一種民意。其中民謠當中就提到了一個兩極分化的問題、官員腐敗的問題，如果那個時候統治階級，我們的執政黨能夠（我這是書生的想法）按照我當時提出的觀點來改進的話，就不會出現黑龍江後來發生的韓桂芝案，田風山案，這些人我都是很熟悉的，還有馬德案，遼寧省的張國光案，慕馬大案，吉林的米風君案，實際上它如果按照我的做，能挽救很多當官的政治生命。因為他改進了嘛，更不用說老百姓得到了好處。因為我在東北辦事處工作了五年，從縣委書記到省委書記，省長，這級別的領導幹部我接觸很多。我這篇文章我認為我是很善意很積極的。
記者：不過很遺憾，生病的人都諱疾忌醫，你指出了薄熙來各種貪污腐敗的行為，得到的結果是您進了監獄，他繼續陞官。
姜：他這個情況應該是一個特例。為什麼是特例呢？因為韓桂芝案也好還是馬向東也好，還是米風君，他們的能量是有限。因為中國現有的政治體製造成個人的作用尤為明顯，一個官員在地方做得怎麼樣個人品質特別重要，因為沒有約束，包括我們沒有法制的約束、沒有言論自由的約束，沒有人制止他。薄熙來是什麼呢？應該講是他父親的背景造成在京城裡有人給他擺平，在地方應該講他的外表、他的談吐很能迷惑一些人。但是他在這種體制當中使他人性惡的一面充分發揮了。所以他成為整個東北貪腐官僚當中的最後一個堡壘，到現在沒有攻克。但是最近有攻克的跡象。
隨著他爸爸權力的失去，他爸爸和江澤民交易的失去，他在地方的那些黑暗的東西越來越顯現出來。所以他這個和馬向東、韓桂芝有不同的地方，就是他的反彈能力強，非常強。那麼就我個人來講，我跟他沒有個人恩怨，因為他從1982年到大連金州，那個候我是大連日報記者，他見到我是很客氣的，那個時候他還沒有像現在這樣專制、這樣的霸道、這樣的腐敗。那麼，他有一個演變的過程，我對他的看法有個過程。我現在之所以批評他，是因為他仍然在位，因為那些貪官一個個都垮掉了。
我給你覺個例子，包括朱勝文，哈爾濱常務副市長，就是死在監獄裡自殺的那一個。我採訪他的時候，我非常清晰地記得是1995年底，我剛到《文匯報》工作的時候哈爾濱開冰雪節我採訪過朱勝文，當時他話講得很大，他說你們大連有1萬多警察，我們這有2萬5千警察歸我們管，口氣很大的。他的太太也是，講話口氣很大的。他在台上的時候也是話講得很大的。應該講顯得很有底氣，常務副市長嘛，在那個地方也是一手遮天的。
但是當他在政治鬥爭失利，當時有個副書記叫岳玉泉，把他整掉了以後，他死在監獄裡。他的太太到天安門廣場替他申冤的時候整了一個白麻袋套在身上，麻袋的背後寫的是‘朱勝文，冤、冤、冤'。你們也播了嘛，就在天安門，剛剛套上這個麻袋，不過三秒鐘，天安門的警察就把她抓起來送到派出所裡去。那麼就是說，在位的時候她沒有想到民主法制，新聞自由的重要性，當她變成了社會最底層的時候，這個時候她才知道了民主法制的重要性。
她在北京上訪的時候也找記者，也找你們自由亞洲電臺，美國之音給她報導了，我當時在監獄裡聽到的消息。當時想到當年和她見面的情景，你現在可以看到在香港文匯報查到我寫的一篇文章《訪哈爾濱常務副市長朱勝文與程道喜》，程道喜當時是政協主席，因為我們寫的比較長的文章一般來說都要給他看一下，看完之後他說‘也加一個政協主席的名字吧'，他怕得罪那個人，他是北大荒的知青，給我的印象很好的。為什麼像這樣的官員在位的時候沒有抓緊時間用自己的力量推動中國的民主法制建設，而是滿足於歌功頌德？等到自己政治鬥爭失敗，倒霉的時候才想到監獄是那麼黑暗，你看他在監獄裡寫的文章，我出來之後在網上看到他在監獄寫的詩，寫到專案組怎麼折磨他的時候他才知道了民主和法制的重要性。
記者：他們其實也需要法律的保障。
姜：所以，我本身看到這一消息的時候，我有種切膚之痛，就是我們的官員，我就奉勸他們利用你們手中的權力，在你們在位的時候一定要推動中國的民主法制，這是幫你們自己的忙和子孫後代。就像何清漣講的，現在的官員是最不負責任的。都不想你再幹那麼四年八年，為什麼不推動中國的民主和法制？你要平反六四，你這樣是為子孫後代造福，包括你自己，你不要等到像朱勝文這樣政治鬥爭失敗了，被毆打才去上訪，才留戀過去失去的時光。
記者：希望中國的高官能夠聽到您這番肺腑之言。
姜：但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