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伯鈞是頭面人物，聶紺弩是知名人士，毛澤東政權對他們不放心，要派暗探對他們進行臥底監控，應在情理之中。但是，像我這樣一個螻蟻不如的二十來歲的小小摘帽右派學生，以及和我有同樣遭遇的芥末微塵之類的人物，毛氏政權是不是就放心了我們呢？答案是否定的。
在"改正"後與同類相聚時，大家都談到幾十年來的辛酸與苦難，其中的共同之處就是身邊幾乎都有臥底者，我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一句不經意的言談、玩笑，乃至動作、表情，黨對我們都瞭如指掌，成為整治我們的依據。開始時我們都莫名其妙，在吃了許多次虧之後，我們終於明白，我們身邊暗藏著臥底的宵小之人。其中只有一個黃姓難友因禍得福，派在他身邊的臥底者通過觀察瞭解，發現他不僅不是什麼"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妖魔鬼怪，而是品性高潔，學識過人，一表人才的優秀青年。臥底者終於良心發現，終止了罪惡，還把自己的一位親戚介紹給這位右兄當老婆，這大概是右派中絕無權有的一例。還有一位陳姓好友，無論出身、表現都是我等可望而不可及的。但是幾十年後相聚，他仍是一個不黨不群的平頭百姓。原來他畢業後分配到某地一所知名學校教書，黨支部為了培養他入黨，分配給他一項"光榮任務"，就是監視同寢室的另一名右派老師的言行，及時向黨支部匯報。好友覺得這是對他人格的侮辱，說："這不是叫我當特務嗎?"就拒絕了這項任務,由此得罪了黨支部入不了黨，他也沒有再把"共產主義戰士"的虛名作為追求的目標。可見臥底在毛澤東時代是一種十分普遍的存在。
如果說階級鬥爭是毛澤東治理國家的基本國策的話，那麼臥底告密則是毛澤東統治臣民的基本策略。試想一想，在毛澤東時代，上至國家主席下至每個庶民百姓，哪一位逃脫了毛澤東的監視與監控呢？哪一級黨組織不對他的下屬進行"階級分析"，確定依靠對象、團結對象、和孤立打擊對象呢？哪一位黨員不明白周圍人群的左、中、右而對右派進行監視呢？可以說臥底、告密，甚至秘密搜查，早已是毛澤東時代公開的秘密。
就個人的經歷來說，1957年暑假，雖然當時還沒有戴右派帽子，但是假期結束返回學校時，發現我原來銷著的抽屜已被撬開了，席子下面的鋪草也被翻得一片狼藉，信件、日記之類已被拿走。這件事，西南師範學院生物系60級2班住李園一舍105寢室的同學大概不會忘記吧？這種偷偷摸摸又十分野蠻的搜查，是哪能家人的手法？
1960年春，在西南師範學院生產部右派學生勞動隊勞動改造兩年之後，我摘帽復學。此時我以為自己"回到了人民內部"，可以像一個正常的學生一樣堂堂正正地讀書了。殊不知來到一個陌生的班級，我馬上就感覺自己是一個可卑的異類：沒有歡迎，沒有招呼，更沒有笑臉，幾十雙警惕的眼睛注視著我，絕非看西洋把戲似的好奇，我就像遭受了機關鎗的攢射一樣不敢抬頭，此時我感覺到當老鼠的優越性，如果我是老鼠，一定就閃電般鑽到地洞裡......
在這樣的班級中生活，除了被孤立，被歧視，被拒於千里之外，你還能有什麼感覺？不久政治輔導員就叫我去談話，她說："你為什麼說你不是右派？"
我的天！我認錯悔罪還來不及，哪裡敢不承認是右派？這是翻案啊！我說："我沒有說過啊。" 話音有些顫抖，就像伊索寓言中羔羊在狼面前提心吊膽地辯解一樣。
她說："那你為什麼要向別人說你被劃為右派的事呢？"
這時我才想起兩天前有同學問我為什麼當右派，我便把我如何寫信揭發家鄉生產隊長長期姦污女地主的事告訴他們。這是實話實說，我絕沒有想到這就犯了罪。我對輔導員說："他們要問我，我就把實情告訴了他們。"
輔導員嚴正地訓斥我說："問題是你沒有批判你的右派言行。沒有批判就是放毒，你懂不懂？就是放毒！"
後來我知道，進入這個班級那天起，我的一言一行都有人監視。
好不容易才把這個有如牢獄般的大學讀完。畢業後我被分配到大巴山下一所鄉村中學教書。那裡，窮鄉僻壤，山高路遠，學校很小，只有6個班30來個教職工，除了睡覺時各上各的床之外，辦公、開會、吃飯、聊天、休息乃至上廁所，教職工們幾乎都在一起，人與人之間三頭對六面，一言一行幾乎沒有什麼隱私。這樣的環境該不會有人臥底，不會有人打小報告了吧？可是我又錯了。
當文化革命開始，工作組進駐學校的時候，平時與我一起聊天、打球的z君，迫不及待地拋出了大字報專欄《一個右派份子的嘴臉》劈頭蓋臉地向我殺來。大字報言事之具體，時間、地點、場景、言論，樣樣俱全，讓我目瞪口呆又無法否認；有的是談過即忘的小事，有的是毫不在意的議論，有的是相互交談中的某一句話，沒有想到都被他掐頭去尾記錄下來，上綱上線成了"反黨"的鐵證！例如他不知什麼時候記下了我說"流沙河其實很有才氣"，"西師的右派學生多得很"，這就成了" 為右派份子喊冤叫屈"，"說反右運動整錯了學生"。
因為z君還給許多教師寫過大字報，因而激起眾怒，當學校批判工作組的"資反"路線時，他遭受造反派的搜查，從繳獲的筆記本上，看見他幾乎記錄了每一個人的"反黨"言行。這樣的臥底者，真讓人不寒而慄。
還有一位h君也是臥底者。h君雖然出身"硬梆梆"，但他的表現不盡人意，群眾關係也不好，正在"接受組織考驗"。他深知組織考驗最重要是"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而立場的堅定則表現為"對敵鬥爭的堅決"。這樣他就在周圍的人群中尋找"階級敵人"，暗暗警惕著、監視著這些人的言行，當機會（政治運動）來臨的時候，就把這些人踩在腳下當成上爬的墊腳石。而黨也正是要利用這種人來監控人們的思想言行。文化革命開始時他正在外地搞四清運動，但絲毫也沒有妨礙他對我等"階級敵人"的"關心"，不遠數百裡寄來成捆的大字報進行檢舉揭發，而大字報的內容就是平時他臥底的種種記錄。這是文化革命中的事。
後來我調到另一個地區的另一所學校教書，在這裡，臥底告密之事仍然層出不窮，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例如有一位c 老師就被他的鄰居告密，說他唱歌時故意把毛主席"萬壽無疆"唱成"萬臭無香"，從而遭受殘酷的批判鬥爭，並被開除工職，押去農村管制勞動。還有一位d老師還在讀高中時就被他的親嫂嫂告發，說他書寫"反動標語"，直到該案告破才還他以清白，可是考大學的機會卻喪失了......此類出賣靈魂告密的事情不知有多少，真是難以盡說。
隨著毛澤東的死亡，四人邦的覆滅，和文化革命的結束，黑暗的政治出現了一絲光明，臥底告密之事減少了許多，以整人為職業的人，以打小報告取悅領導以求晉升的人，在一段時間內不那麼吃香了，冤假錯案不像毛澤東時代那樣大批量的生產了。但是幾千年來封建專制所建構的，幾十年來毛澤東暴政所強化的告密文化，決不甘心退出歷史舞臺，它們還有深厚的社會土壤，一旦有了適宜的政治生態環境，還會瘋狂地生長。
幾年前，我和幾位老師受退休教師的推舉參加維權活動，為退休教師爭取集資建房（集資建房是建造不以盈利為目的，帶有福利性質的低價住房）的權利而上下奔走時。不料一位退休教師悄悄向黨支部告密說："其實我們大家都沒有什麼意見，就是一個右派和一個反革命跳得高。"這裡所說的"右派"指的是我，而"反革命" 是指上述被他嫂嫂告密的那位d老師。這位告密的退休老師，在享受了我們為他爭得了集資建房的權利的同時，卻昧著良心出賣了我們。可見告密這種文化心態，已經根植於某些人的靈魂之中，是何等的可悲、可嘆而又可恨！更可以看出，臥底告密這種人類的醜行，在我們這樣有著深厚專制傳統的國家，還遠遠沒有結束。
以上是我個人的一些經歷，沒有什麼傳奇，也沒的悟出什麼深奧的道理來，只不過因為最近網上關於告密問題的討論十分熱烈，寫幾句話來揍熱鬧而已。從網上的討論可以看出，有人認為告密是人性的惰落，有人認為是制度的怪胎。而我認為，是制度促進了人性的惰落，而惰落的人性又支撐了大量滋生怪胎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