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忘，特別是對以往痛苦歷史的失憶，不僅不道德而且是危險的。二戰之後，德國政界學界和民間都有對納粹罪行的追討和揭發，加上國際上的壓力，德國在這方面做得很好。甚至於在納粹政權垮臺、戰爭結束後六十多年的今天，都還不斷有以前的納粹餘孽被送上審判臺的案例。十天之前，5月12日，89歲的納粹大屠殺嫌疑犯丹姆揚奴克（John Demjanjuk ）被從美國引渡到德國受審。德國司法機構指控，丹氏於1943年在波蘭境內的一所集中營擔任警衛期間，曾參與謀殺至少2.9萬名猶太人。這位老人否認這樣的指控。他的高齡並不能成為不受刑事責任的藉口。也許最後判刑後，會人道地讓他在監外服刑。然而這樣處理犯下反人類罪的個人，表現了一個自由國家的法律道德典範。德國能成為民主自由國家陣營中堅定的一員，在歐盟裡扮演中流砥柱的角色，並不僅在於它的經濟實力，也是因為整個社會從上至下的一種對自己的歷史罪責負責懺悔的態度，獲得了友邦甚至受害者的尊重和信賴。
中共政權從執政以來犯下無數的反人類罪行，官方系統化地掩蓋一路走過來的歷史真相。其中六四的大屠殺，是鄧小平和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李鵬當負全責的，開明派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5月19日在廣場上之所以十分動感情地勸學生停止絕食，是因為他已經知道這場民主運動將血腥收場。在鎮壓的事情上，他偏離了中央的鐵腕政策，被黨背棄，之後被軟禁終身。最近他的回憶錄《國家的囚徒》出版，裡面有一段話"有人斷定當時的學運是有計畫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陰謀，是有組織有領導的。現在我們要問，誰是領導呢？有什麼計畫？有什麼陰謀？有什麼證據來支持這樣的觀點？當時還有人說，學生運動的黑手在黨內。那麼誰是黑手呢？"這樣的問題由一位當時的主政者提出是至為關鍵的。
很多分析家認為《人民日報》於1989年4月26日頭版頭條刊發的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又稱"四•二六社論"）是引發六四學潮的重要原因。這篇社論裡說，"在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活動中...在西安、長沙還發生了一些不法份子打、砸、搶、燒的嚴重事件。"......"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繼續利用青年學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製造種種謠言，蠱惑人心" ..."這是一場有計畫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全黨和全國人民都要充分認識這場鬥爭的嚴重性，團結起來，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這幾段社論裡的話幾乎全盤地透露了玄機，暗示政府將不惜動用軍警流血鎮壓被定性為動亂的學生運動，這是中共高階層"有計畫、有預謀"的戰略。社論裡面首先點名提到了西安和長沙兩個城市裡的所謂"打、砸、搶、燒"的情況，然後說這是別有用心的人有計畫的動亂，為此政府就師出有名，要求黨和人民起來反對動亂。最近有一篇作者署名遠夫的文章："八九六四天安門事件確實是一個陰謀--從西安四二二事件到四二六社論的過程"( http://guancha.org/info/artshow.asp?ID=59546 )。作者當年人在西安，知道西安4月22日學運的發端和被鎮壓的全程。西安學運被武警和警察暴力鎮壓事實上是為六四的鎮壓做了一場預演，雖則後者規模更大、傷亡人眾，更為慘烈。但是政府在學生們還很和平地在西安新城廣場上遊行示威之前，就早早地跨省分調動千人以上的武警預校的學生和大批警察來控制場面。緊接著發生的卡車被縱火焚燒、服裝店被搶劫以及省高等檢察院被砸這些蹊蹺可疑的幾起事故，據遠夫的文章分析，這些暴力行為不太可能出自學生之手，它更可能是政府自編自導的戲，為的是要栽贓學生，製造動用武力鎮暴的口實。"
西安的栽贓學生施暴的陰謀當即就暴露出來，卻被那時的陝西省委書記張勃興和西安市政法委書記孫殿奇一手遮天、隱瞞扭曲，打包成為一樁學生打砸搶的典型事件上報北京，為李鵬等人作為炮製四二六社論的材料。
直到今天，中共當局一直都在為六四出動軍隊鎮壓做辯護，聲稱那是政權免遭顛覆、國家免陷於動亂而採取的必要措施。遠夫這篇文章揭露了當年西安方面的真相，但願它能拋磚引玉，讓知道長沙當年"學生打砸搶"的內幕知情人也將事實原委公諸於世，揭穿當局的謊言，讓世人知道二十年前的六四事件是中共政權有預謀、有計畫地殲滅扼殺一切追求自由民主的民間力量的暴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