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批飛行人員結業不久，戰爭就結束了。我輟學至今已四年，渴望重返大學繼續攻讀英美文學。1946年9月秋季學期開學時，我成為美國印第安納州小小的曼徹斯特學院唯一的外國學生。學校的生活幾乎是清教徒式的，與軍營生活大不相同，令我耳目一新；而《聖經》和莎士比亞則使我對人類的崇高理想感到無限嚮往。言簡意賅的校訓，「信仰丶學識丶服務」，則成為我追求知識為祖國服務的指南。兩年後，我進入芝加哥大學研究院，當時已有數十名中國研究生在那裡深造。校園裡濃厚的學術氣氛使我陶醉，而芝加哥學派文學理論又為我提供了文學研究的金鑰匙。前後不到三年，我眼看就快從這所著名的學府獲得博士學位了。1950年秋天，我已開始寫博士論文，《托•斯艾略特的文藝批評傳統》。我的指導老師是傑出的羅斯•克萊恩教授。我在哥特式圖書館的書庫裡埋頭苦讀，夢想著攀登學術高峰。
但是，早在我寒窗苦讀之前，便傳來國共內戰烽火復燃的消息，使我的心境難以平靜。災難深重的祖國大地上正在進行一場殊死的大決戰。兩年來，國內親友不斷來信，對新中國的新生事物讚不絕口。和大多數中國同學一樣，我是在國難和內戰的陰影下成長的，渴望出現一個繁榮富強的中國。現在，一個新時代丶一個嶄新的社會，似乎隨著一個新政權的建立已經來到了。雖然我對國共鬥爭知之甚少，對共產主義或馬克思主義更是一竅不通，我卻從來沒懷疑過我遲早要回國，用我的專長為一個新中國服務。不過，我還有博士論文要寫，大可不必著急。
哪裡想到，1951年新年，忽然收到素昧平生的北京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的急電，請我去接替一位由於朝鮮戰事而回國的美籍教授。事情來得太突然了，在隨後的幾天裡，我翻來覆去考慮其中得失，也和朋友們商量。有人祝賀我在新中國首都一所著名教會大學獲得教職，前程似錦；我放棄在一個最富裕的資本主義社會的事業，回去為社會主義新中國服務，一定會受到對一個愛國知識份子的熱烈歡迎。也有人懷疑新政權是否會因為我曾在國民黨政府空軍工作過而找我麻煩。我認為那不合乎情理，因為我是在國共聯合抗日時期志願參加抗戰的，其實我心裏也沒把握。可是，一別七丶八年，我對故土的懷念與日俱增。那倒不是因為我有什麼特別的個人牽掛才要回去。我的雙親早已過世，我沒有結婚也沒訂婚，在同胞手足中也只有一個妹妹住在上海。我也沒有幸福的童年生活的回憶可去追尋。先母飽受封建婚姻的折磨，先是神經失常，後來在我八歲那年自縊身亡。先父兩耳板聾，從來沒親近過我。後來，當我遠在昆明上聯大一年級時，他在家鄉死在日寇手裡。可是，我總感到有一根割不斷的紐帶將我和古老的祖國連接在一起，雖然那是一個用貧困丶悲哀丶孤獨丶屈辱丶動盪和戰亂充塞我的青少年時代的祖國。投身於一個嶄新的世界，去過一種富有意義的生活，這個誘惑力遠勝過博士學位和在異國做學問的吸引力。
於是，我決定丟下寫了一半的英國文學博士論文，回國任教。熱情洋溢的歡迎信不僅來自燕京大學，而且來自人民共和國政務院。在上海的妹妹更是欣喜不已。在臺灣的哥哥和在香港的姐姐卻把共產黨比作「洪水猛獸」，但他們的迫切告誡並不能阻止我成行。在西南聯大就讀的兩年裡，我受到「進步」教授和左派同學親共思想的影響。事實上，我已成為「進步的」學生文藝團體「冬青文藝社」的積極份子，從而開始閱讀高爾基的小說和共產黨的秘密傳單。眼下我如飢似渴地閱讀美共出版的《群眾與主流》雜誌，在書店裡到處蒐羅「進步」書刊。我的行李主要是幾個裝滿了左派書刊的鐵皮箱和紙板箱。
我訂好了六月中旬的船票。哪知道，曾在國際公寓同房間的美國同學比爾•伯頓和安•賴特訂在6月29日在亞利桑那州圖森市舉行婚禮，非要我當伴郎不可，我只得推遲起程了。婚禮過後，我獨自遊覽了大峽谷，然後前往舊金山，在伯頓的一位朋友家作客。伯頓夫婦和芝大同學李政道博士一起來幫我整頓行裝，政道還用端正的大字在我的行李上寫上姓名地址。
1951年7月18日早晨，陽光燦爛，我登上駛往香港的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伯頓夫婦和政道前來話別。照相留念之後，我愣頭愣腦地問政道：「你為什麼不回去為新中國工作？」他笑笑說：「我不願讓人洗腦子。」我不明白腦子怎麼洗法，並不覺得有什麼可怕，也就一笑了之，乘風破浪回歸一別八年的故土了。
八月中旬，從廣州乘火車經上海抵達北京，西語系主任趙蘿蕤博士親自來前門火車站接我。她是英語界的前輩，兩年多以前從芝大學成回國，回母校任教。朝鮮戰事爆發後，燕大美籍教授紛紛回國，她出任系主任。由於師資不足，她除了在國內延聘了俞大絪和胡稼胎兩位前輩外，又不遠萬里約我來共事。別後不過兩年多，我不無好奇地看到，她的衣著起了很大變化。當年在芝大，她總愛穿一身樸實無華的西服，顯得落落大方。眼前她身上套的卻是褪了色的灰布毛服，皺皺巴巴，不倫不類，猛一看人顯得蒼老多了。蘿蕤為我雇了一輛古色古香的馬車，車頂上堆放著我的七丶八件行李，駛往青年會搭乘校車。
這是我初次來到北京，從車窗看出去，滿目絳色的宮牆，陽光下金光閃閃的琉璃瓦，身穿草綠色制服的軍人熙來攘往，我感到彷彿闖入了這座既是古城又是新都的陌生世界，而不是回到久別的故國。上了年紀的校車，一路顛顛簸簸，足足走了個把小時，終於到達西北郊的燕大校園。燕園門口有兩頭石獅子守衛，兩扇朱紅色大門敞開著，一眼望去只見園內樹木成蔭，掩映著一幢幢宮殿式的樓房，引人入勝，而我即將在這座洞天學府裡開始我的教學生涯，私心不由得不感到慶幸。
由於我新來乍到，住房尚未分配，便先在蘿蕤家作客。蘿蕤是燕大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博士的女兒，從小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不但能詩能文，而且彈一手好鋼琴。燕大西語系畢業後不久，她就將當時以晦澀聞名的艾略特長詩《荒原》譯成中文。在芝大攻讀博士學位時，她研究的專題是亨利詹姆斯的小說。她的丈夫陳夢家教授當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詩人，後來又以考古學的成就蜚聲中外，當時在鄰近的清華大學任教。他倆住在朗潤園內一幢中式平房。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扑鼻。室內一色明代傢俱，都是陳先生親手蒐集的精品，客廳裡安放著蘿蕤的「斯坦威」鋼琴。陳先生不過四十多歲年紀，但又瘦又黑，經常皺著眉頭，走起路來弓著背，彷彿揹負著什麼無形的重載，看上去有點未老先衰了。有一天，從廣播大喇叭裡傳來一個通知：要求全體師生參加集體工間操。陳先生一聽就火了：「這是『1984』來了，這麼快！」
後來，他們搬到燕東園一座兩層的西式小樓上層，樓下住的是另一位英語副教授吳興華，也是個單身漢。興華比我還小一歲，身材瘦長，面有病容，戴一副深度近視眼鏡，終日手不釋卷。見面後不久，他就把過去發表的幾首新詩拿給我看，和幾十年來流傳的中國新詩大不一樣，真是相逢恨晚。興華從不自我標榜。秋末，老友周煦良教授從上海來北京開會，便道探親訪友，我才聽他說起當年他在上海主編一個文學刊物，最先發表了興華的詩作。當時詩人年方二八，而主編在編者按裡卻說，這是中國新詩的轉折點。後來他又發表了不少新作，我又找到一些讀過，可惜「解放」後他就決定不寫詩了。興華為家傳的肺結核所苦，在本校畢業後錯過了到美國深造的機會，而他在英美語言文學方面的造詣卻是有口皆碑的。他還精通義大利文，當時已開始用詩體翻譯但丁的《神曲》。
我們的客廳裡有個壁爐，初冬寒夜，我倆常在爐火前席地而坐，喝杯咖啡，或呷杯本地產的「蓮花白」酒。不論他背幾首古詩，或讀幾首他的舊作，無不讓我感到滿心的喜悅。週末，陸校長有時來串門兒，聊聊天，打打橋牌。陸先生是芝大三十年代的心理學博士，對語言學又很有研究，國學方面也有極深的造詣。他們兩位都是橋牌高手，談吐更是出口成章，妙趣橫生。怎料到，這樣的日子不久就一去不復返了。
我利用上課前的幾天時間忙裡偷閑趕到市內去看望一些西南聯大的老同學和老師。當年朝夕過從丶談詩論文的幾個同學竟都在市內工作，趙全章在北大外語系任教丶詩人杜運燮在新華社搞英文翻譯丶散文家汪曾祺在北京市文聯編《說說唱唱》，久別重逢自然不亦樂乎。他們顯然心情舒暢，意氣風發，讓我感到欣慰。在老師中，我最惦念的是沈從文先生。我雖然沒上過他的課，但從和他的交往中得到難忘的教益。一到北京就聽到他遭逢不幸的傳說，我懷著不安的心情摸到中老胡同三十二號去看望瀋公和師母。他們住的幾間小平房，和當年昆明文林街上的陋室相彷彿，不過當年的陋室四季如春，而這「長安居」雖在盛夏卻蕭瑟如三秋。先生和師母依然談笑自若，問長問短，言談之中，沒有流露出絲毫的怨艾。我從未忘過他那獨特的聲音，如今時隔十年，重新面對著他的童顏，傾聽他那平靜如流水行雲的聲音，聽他含笑說到「門可羅雀」，真感到「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一位門生故舊遍天下的大師，難道在新中國從此就只能這樣塵封土埋了嗎？
二
到校後不到兩週，我就上課了。蘿蕤安排我教「英國文學史」和「高級作文」，都是四年級的課。我從未教過書，只有十來天備課，而且沒有課本可用。蘿蕤鼓勵我試用馬列主義觀點講授英國文學史，而我對「馬列」一竅不通。我帶回的幾百本書中，有《資本論》的英譯本，有英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科德威爾研究英國文學史的理論著作《幻覺與現實》，還有美國「進步」作家法斯特抨擊西方現代派文學的論文《文學與現實》。我只得臨時抱佛腳，每天在手提式打字機上寫講稿，用生吞活剝的「階級鬥爭」之類的新概念丶新名詞裝扮英國文學史，其中肯定有不少驢頭不對馬嘴的地方。好在全班二十幾個男女學生大多心不在焉，有的忙於談戀愛，有的忙於搞「進步」政治活動。也有幾個真正熱愛文學的男生找上門來，談論《正午的黑暗》和《1984》之類的作品，或是借閱我帶回來的美國小說。那些「思想進步」的積極份子也找上門來，問我的個人經歷，問我對新中國的印象。儘管蘿蕤和興華都提醒過我，跟學生談話要小心，我還是無拘無束地和他們交往，怎麼想的就怎麼說，因為我還沒學會講假話，也沒料到實話實說會有什麼後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