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隨著日軍"大本營"的直接參戰，尤其對廣大"抗日"愛國群眾實施趕光、刪光、鎖光的三光政策，發動全面的"大掃蕩"以來，形勢急轉直下，在優勢裝備的"日軍"的瘋狂進攻下，這一場決定國家民族前途命運的"抗日"運動被迫轉入地下。
儘管在"六四"二十週年這一敏感日之前，"皇軍"通過"喉舌"放出鄧玉嬌改為"監視居住"的風聲，避免兩線同時作戰的被動。然而不出我們所料，"六四"剛過，"抗日女英雄"鄧玉嬌就被"皇軍"以"故意傷害罪"起訴，形勢依然十分嚴峻。
然而"皇軍"也很清楚，雖然他們在公開場合以三光政策防民之口，然而這並不能阻止中國人民對鄧玉嬌的支持，更不能阻撓"地下火"的蔓延。如此看來，在當今中國，"抗日女英雄"鄧玉嬌已經成為了馬克西姆斯式的"角鬥士"，她的每一次抗爭都會讓"皇軍"難堪，都會鼓舞民眾的士氣，她已經成了令"皇軍"坐立不安的巨大"不安定因素"。然而陰險的"皇軍"也知道，在整死她之前，必須先整死她的在群眾中旺盛的人氣。
2009年6月5日，成都市內正在行駛中的一輛公交車突然劇烈燃燒，造成24名乘客當場遇難，更多的乘客燒傷住院，其中多人生命垂危。這一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立即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然而詭異的是關於這場造成重大傷亡的大火眾說紛紜，有乘客說起火前聞到車廂內惡臭，要求司機停車，司機置之不理，旋即釀成慘案，也有乘客說有人故意打翻可疑液體引發大火，有人說車廂內沒有救生錘導致眾多乘客無法打碎車窗逃生，官方調查組事後又說車內找到了救生錘。當然正如鄧玉嬌專案組中的一位公安部領導所說的，所有的證據都在他們手上。原本沒有的證據可以造出來，本來存在的證據也可以"清洗"掉，所謂的"證據"正如三鹿奶粉的出廠檢驗報告一樣，要它是什麼就是什麼。然而不管怎麼說，這一場死傷慘重的大火賺足了民眾的眼球，其起因的撲朔迷離更是為它平添了許多神秘，成功地將民眾原先對鄧玉嬌一案的關注轉移到了公交車的起火原因上。
那句話怎麼說來著？"高！實在是高！"
李莉群是成都市動物園的一名員工，公交車燃燒時，她離車只有四步路，之前曾多次提醒公交車司機車輛已經冒煙，並參與了搶救行動。李莉群向記者描述了該公交車從冒煙到燃燒的整個過程，她說："七點半的時候，在陸軍總醫院那裡，我說這車子怎麼在冒煙，我就喊，趕快停下來，車子冒煙了。"
記者問："車停了嗎？" 李莉群說："司機沒聽，我騎著電瓶車，追了兩(公)裡多地，快到動物園的時候，一個小夥子用他的電瓶車擋住9路車，車才停下來。"然後最詭異的一幕出現了，司機非但不停車檢查，反而罵他們，"管空事，瓜娃子！"(管閑事，傻孩子)，接著又開走了，煙冒的越來越大，好多人喊，趕快停下來，接著又開了6分鐘，車就燒起來了。李莉群趕緊打119求救，然而她非但在電話中挨了119的罵，而且消防車半小時後才姍姍來遲，那時候整輛車已經被燒得差不多了。在場的群眾都罵119是瓜娃娃，怎麼過了這麼久才到，然而他們都沒有想到那遲到背後的冷血與險惡。
事後官方的調查組聲稱該公交車的司機參與了搶救，然而李莉群一語道破天機，她說司機："跑脫上了一輛小車走了，我沒有看到他救火。"
從整個過程看，該公交車司機的行徑極其反常，當群眾好心提醒他車子已經冒煙時，他非但不停車檢查，反而對提醒他的群眾惡語相加，好像群眾的提醒礙了他什麼事似的。當車廂起火後，他不僅沒有迅速打開車門讓乘客逃生，反而自己跑脫了。更離奇的是，現場還有一輛小車接應他撤離。對於一個公交車司機而言，小車接應撤離之類更像是電視劇《潛伏》中的情節。然而當這種電視劇中的情節出現在現實中的時候，尤其出現在造成重大傷亡的公共安全事件中的時候，我們不能不問："對於這位司機同志，組織上交給了他什麼樣的重大任務？"
放火，然後栽贓，愚弄民眾，製造仇恨，這一類伎倆"組織上"已經反覆玩弄過多次了，無論是"六四"期間燒軍人軍車，還是製造"天安門自焚事件"嫁禍法輪功，還是去年派便衣在拉薩殺人放火，都是為了釀成傷亡，煽動仇恨，為打擊異己製造藉口。而這次"皇軍"要燒掉的就是"抗日女英雄"鄧玉嬌的人氣，為給鄧玉嬌定罪掃清障礙。
為什麼"皇軍"非要給鄧玉嬌定罪不可？因為她是"抗日女英雄"。如果不給"抗日女英雄"定一個罪名，那就等於承認"抗日無罪"。對此，"皇軍"是絕對不能接受的，否則也不是"皇軍"了。如果抗日無罪，林嘉祥和黃德智們就不會繼續為"皇軍"賣命，沒有這些人的效力，社會如何"和諧"？中國如何"共榮"？河蟹還怎麼橫行？因此站在"皇軍"的立場，無論如何非要給"抗日女英雄"定罪判刑不可。
然而站在中國人民的立場，"抗日"何罪之有？如果鄧玉嬌被定罪，那就意味著"抗日"有罪，那就意味著歷朝歷代那些為維護女人的尊嚴和貞操以死抗爭的烈女有罪，那就意味著五千年來維繫中華民族的禮義廉恥的傳統道德有罪，那也就意味著為保衛自己的同胞姐妹而與日寇浴血奮戰的抗日將士有罪，那同樣意味著"天賦人權"的普世價值有罪。
"抗日女英雄"鄧玉嬌一案，看似簡單，其實非同小可，因為它關係到中華民族禮義廉恥的傳統道德，關係到全人類"天賦人權"的普世價值，關係到那麼多貞節烈女和抗日將士們生命的尊嚴和意義。正因為如此，共產黨才非要給鄧玉嬌定罪不可。
五千年中華文明，足以傲視全球，也讓我等炎黃子孫深深引以為榮。然而在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中華民族飽經風霜，歷經劫難，其間也有過智竭力盡的時節，也有過時窮勢蹙的年代，有過"零丁洋裡嘆零丁"的淒涼，也有過"有心殺賊，無力回天"的悲壯。然而始終支撐著我們這個民族屹立不倒的，不正是禮義廉恥的傳統道德嗎？不正是"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民族氣節嗎？不正是那麼多烈女和壯士們用鮮血和生命所守護的那一份堅貞不拔嗎？沒有了這一切，中華民族必將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
然而今天，共產黨卻非要判這一切有罪。除了反社會的偽法律，還有哪一種法律會判鄧玉嬌有罪？除了反人類的偽政權，還有哪一個政權會判鄧玉嬌有罪？
被反動警察抓走之時，鄧玉嬌留下一句話，"那些人是畜牲"。
5月28日，採訪鄧玉嬌一案的《新京報》女記者孔璞和《南方人物週刊》記者衛毅在當地遭到野三關鎮政府人員的圍攻和毆打，施暴者有恃無恐，他們說："別他媽的以為老子們是好欺負的，共產黨還沒有倒。"
這幫畜牲還威脅記者說："這女人（意指鄧玉嬌）不判死刑，老子們也要整死她。你們（記者）再來鬧，也整死你們。"
今日之中國，豺狼當道，河蟹橫行。正如唐代奇書《推背圖》中所預言的，"豺狼結隊街中走，撥盡風雲始見天。"
我們不禁要問，究竟是什麼讓豺狼們的氣焰如此囂張？究竟是什麼讓河蟹們如此橫行無忌？難道不是過去的二十年裡中國民眾的一再退讓嗎？難道不是這些年來中國社會對暴行的無視和對受害者的冷漠嗎？難道不是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失落了歷代相傳的正義和勇氣嗎？
1989年，當共產黨血腥屠殺請願群眾的時候，許多中國人想："幸好自己沒有爭取民主"。
1999年，當共產黨開始殘酷迫害法輪功的時候，許多中國人想："幸好自己沒有煉法輪功。"
2009年，當反抗共產黨員強暴的鄧玉嬌被關進精神病院遭受折磨的時候，中國民眾才普遍認識到"我們都可能成為鄧玉嬌。"
長年以來，許多中國人對民運和法輪功避之唯恐不及，這正是共產黨所希望的，這正是黨的河蟹社會得以繼續存在的社會基礎。無論是對暴政的退讓，還是對暴行的無視，這些人無不希望以此換來自身和家人的安全和幸福。然而他們忘記了一個基本常識，那就是在邪惡面前，犧牲他人的安全和幸福非但無助於維護自身的安全和幸福，反而會讓邪惡更肆無忌憚，變本加厲。
無論是過去的高鶯鶯、楊代莉還是今天的鄧玉嬌，她們都是最普通不過的女孩，既沒有爭民主，也沒有煉法輪功，然而那些畜牲並沒有因此而放過她們。如果這樣的河蟹社會得以繼續，那些畜牲將來也不會放過你們的妻子和女兒。
倘若當初中共屠殺學生和市民的時候，倘若當初中共開始迫害法輪功的時候，中國社會的民眾表現出如今支持鄧玉嬌這般萬眾一心，同仇敵愾，今天邪惡何至於如此肆無忌憚，中國社會又何至於如此腐敗黑暗？
鮮血所寫成的教訓是最深刻。這一切慘痛的教訓正讓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認識到：中國不能沒有民主，中國人不能沒有人權，中國社會不能沒有真善忍的信仰。
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曾說過："忍不是懦弱，更不是逆來順受......忍是可以為真理而舍盡一切，但忍不是寬容已經沒有了人性、沒有了正念的邪惡生命無法無天的敗壞眾生與大法在不同層次的存在，更不是對殺人放火的無視。"
以2004年末《九評共產黨》的問世為開端，憑藉"評中國共產黨的暴政"、"評中國共產黨的邪教本質"、"評中國共產黨的流氓本性" 等一系列摧枯拉朽的強大思想武器，廣大法輪功學員走上了傳《九評》，勸三退，和平解體中共，結束迫害的道路。時至今日，已經有超過五千五百萬的中國人勇敢地站出來，公開發表聲明退出中共邪黨及其團、隊組織，與之徹底決裂。
這場傳九退三運動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它已經形成了一股浩浩蕩蕩的歷史洪流，正在徹底改變著我們多災多難的祖國，而這種改變絕不是任何警棍和狼狗、任何機槍和坦克、任何導彈和原子彈所能夠阻擋的。只要有更多的炎黃子孫匯入這歷史的洪流，我們就一定能更早地結束暴政、更快地改變中國。
中國人，該是我們改變這一切的時候了，該是我們大膽地吐露心聲的時候了，該是我們為自己和同胞勇敢地去爭取人權的時候了。
鄧玉嬌無罪！
抗日無罪！
禮義廉恥的傳統道德無罪！
天賦人權的普世價值無罪！
鄧玉嬌的抗暴是人類社會的道德底線，是公道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這道防線的後面就是無底的深淵。為了從深淵的邊緣拯救我們中華民族，每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每一個還沒有淪落為"畜牲"的中國人都已經無路可退。
中華民族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但願鄧玉嬌──這個弱女子的奮然一擊能夠喚回我們內心久違的正義和勇氣，讓我們每個人都發出最後的吼聲──"我要三退，鄧玉嬌無罪！"
選擇三退，就是選擇正義和希望。
存中劍
2009年6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