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一位學歷史的碩士生，去年他的畢業論文就在盲審中被"槍斃"了。盲審結果返回學校以後，他著實有幾天沒有睡著覺。也許是病急亂投醫，他曾經把評審人的評語拿給我徵求意見。
他的論文是研究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國民黨土地改革的實踐。這些實踐雖然後來被日本侵華中斷，但是確實在試點區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國民黨也確實曾經在那個時期創造了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黃金時代"。本來論文寫到這裡就該結束了，但是出於國內歷史專業的某種"慣性"，他又在後面有意加上了國民黨土地政策的一些所謂"不足"，通過"對比"論述了當時共產黨土改政策的"先進性"。而評審人的評語也恰恰是針對這一畫蛇添足之舉："明顯不符合史實。不建議此論文參加答辯。"
我看到這裡就笑了："‘明顯不符合史實'，這位評審老師就差直接寫上你‘胡說八道'了。你知道那個時期共產黨在幹什麼嗎？它的‘土改'就是打著‘消滅剝削階級'的旗號，為了籌備經費和軍需在明目張膽的燒殺搶掠，所謂的‘革命根據地'到處屍積如山，血流成河。這哪點能比上國民黨土地政策‘先進'？小夥子，現在的老師可是敢說真話了，可不是原來那個昧著良心‘唱讚歌'的年代了。"
當然，我和這位研究生關係不錯，我笑可不是因為幸災樂禍，只是想讓他放輕鬆一些。因為雖然不大瞭解這個"盲審制度"，但是我知道，在中共的社會裏，歷來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他的學校和導師為了自己的顏面，一定會想辦法幫他"搞定"的。後來事情的發展也確實如此。
我能笑出來，也是因為內心一份真心的欣慰：中國的知識份子，已經開始找回久違的良知，走出對中共一味逢迎的漩渦。這位評審老師既然敢於在如此"敏感"的專業裡公開直抒己見，那麼他在面對正義與邪惡、大是與大非的時候，必然能夠做出正確的選擇。中國的知識份子，已經太久太久沒有這樣的勇氣了。
中共幾十年的暴政，上山下鄉、反右、六四中對知識份子的壓制和屠殺，使得本該"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份子，除了少數甘當鷹犬的敗類之外，絕大多數對社會政治早已噤若寒蟬。對社會問題三緘其口，在公開言論中對中共有意無意的曲意奉承，一度成為知識份子"明哲保身"的最高哲學。或許，還不止如此。
幾年前，我認識一位大學老教授，一貫的表現是淡泊名利，與世無爭，在學校裡有著很好的口碑。然而，當我跟他談起法輪功問題的時候，他卻表現的異乎尋常的反感："法輪功在參與政治。而政治是最骯髒的，不參與政治是我幾十年的信條。" 雖然只有幾句話，但我卻從中讀出了全部的含義：沒有社會的責任感，沒有是非的判斷，有的僅僅是維護自己明哲保身的"清高"。
這種心理的變異，表現的比那些販夫走卒還要讓人失望：一般的底層民眾，在表達完對"政治"不感興趣之後，往往還要加上一句："我一個小小的老百姓，說那個有什麼用啊。" 或者是："XXX，我要是有槍，就把共產黨那幫當官的拉出來一個個槍斃！"也就是說，他們最起碼在內心還要承認自己的怯懦和無能。而某些高知識份子們，卻一定要在思想中建立一套理論，給自己的奴性套上一層"理性"而"清高"的光環，把掛在自己脖子上的鎖鏈美化成"閃閃發光的飾品"。甚至，當有人鼓起勇氣，奮起反抗社會的不平和中共的暴政，反襯出他們這些"飾品"的虛假的時候，還要出自"本能"的對這些勇者進行醜化和攻擊。我不得不佩服"犬儒"這個名詞的發明者，因為這個名詞用在這些知識份子身上，簡直太貼切了。
就在前幾天，我又遇到了這位老教授，和他進行了一場長時間的"辯論"。不過，這次"辯論"的主題卻讓我異常的驚奇：我們這一次跳過了"法輪功是否參政，是否合法"的問題，直接進入了"法輪功的‘真、善、忍'信仰和倡導退黨運動能否真正的結束中共暴政，引領中國走入和平公正社會"的問題。之所以能直接進入這個論題，很顯然，幾年來他對法輪功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瞭解，法輪功弟子們對社會、對眾生強烈的責任感和不懼生死的勇氣已經觸動了他的內心深處。言談中，他告訴我，他現在經常登錄一些國內外的"政治性"網站。
古人講：江山易改，本性難移。老教授的思想在短短几年內不可能自己發生如此的變化，我可以肯定，這和法輪功弟子們堅持不懈的講真相、傳《九評》、促三退是分不開的。從他的轉變中，我看到的是：掌握了一切國家資源、擁有所有暴力機構的中共，通過幾十年不斷的屠殺和洗腦，在人們心中築起的隔離正義良知的高牆，手無寸鐵、和平善良、只在"業餘時間工作"的法輪功弟子們，拆除它卻只用了短短几年。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
幾千年的歷史中，知識份子一直是社會的脊樑。雖然在中共的變異社會裏，知識份子已經失去了他們原有的地位，但是，他們的思想在某種程度上還是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我相信，犬儒時代的結束，必將是中國社會開始全民覺醒、擺脫中共的標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