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國界記者介紹記者姜維平的一組文章，共有四篇。姜維平記述了自己的職業生涯-1982年開始從事記者工作，2000年被捕，2009年流亡到加拿大。
無國界記者表示：「姜維平是位有勇氣的記者，是記者的楷模。他毫不遲疑地譴責中國共產黨高層的腐敗。通過記者們的工作，中國大眾才能夠瞭解一些官員的不良行為。像姜維平這樣的記者們的工作能夠讓中國言論自由的情況發生變化。」
姜維平在80年代開始在新華社做記者的工作，在90年代初，他擔任香港《文匯報》中國東北地區辦事處主任。1999年，他為香港雜誌《前哨》寫了一組有關某些中國共產黨高官貪污的文章。
2000年12月，姜維平被大連當局（中國東北地區）逮捕，2001年5月，以「危害國家安全」，「泄露國家機密」的罪名被判八年徒刑。最終在2006年獲釋。
2009年2月，姜維平獲得了去加拿大政治避難的許可。現在，他和妻子生活在多倫多，身為書法家的他仍然繼續做獨立記者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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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記者生涯
姜維平
我在少年時代即有一個夢想，做一個著名媒體的記者，但那是在1966年，當時我10歲，正身處腥風血雨的文革動亂之中。我最崇拜的媒體是人民日報與大連曰報。後來在1982年，即在我從遼寧大學歷史系畢業之後，我被幸運地分配到大連曰報文藝副刊工作，我做了記者兼編輯，後在1987年調新華社大連支社，90年代初又調香港文匯報駐東北辦事處工作，總之我經過多年的努力，把少年時代玫魂色的夢想終於變成了現實。我可能是中國僅有的具有上述三個不同媒體工作經驗與資歷的記者，一個是大連基層的小報，一個是國家級名牌通訊社，一個是境外的大報。但不論如何，都無一不在中共的嚴密監控之下，記者並非無冕之王。我少年時代的玫瑰色中原本應當不存在專制的陰影，從這個意義上講，在我2009年2日4月移居多倫多之前，我設有真正地實現我的夢想。
不過我不後悔，雖然我結束了18年的黨報記者生涯，並飽受了5年零1個月的鐵窗之苦，但我畢竟為新聞自由奮鬥過，畢竟用自已的筆，真實地表現了底層百姓的生活，披露了東北高官的貪腐惡行，為了實現我真正的夢想吶喊過，追求過，我深感欣慰。
1991年我冒昧地寫信給香港文匯報總編輯劉再明自薦，亦始於這種天真的夢想，當時我在深圳旅行，在大連老鄉創辦的一家餐廳牆上看到這張總部設在香港，但在大陸有十幾個記者站的著名報紙。我想像它應當是真正意義上的自由媒體，我並把自已的少年之夢與其連在一起，但1993年我真的應聘到了該報東北辦工作後不久，我才恍然大悟：它同樣不過是共產黨在香港及誨外所設的一個宣傳陣地而已。然而即便如此，在人們觀念落後信息封閉的90年代初期，在東北一個小城市大連，籌建一個境外的媒體的分支機構，亦是石破天驚之舉。我清楚地記得，當我第一次把蓋有香港文匯報公章的公文，遞交大連外經貿委相關部門註冊審批時，那個女性工作人員以為該報是反動報紙，立即驚恐地請示上級，而且此後以雙重身份與我談話與接觸的秘密特工不下10人。這說明，在中共一黨獨裁統冶下新聞媒體記者的處境是何等尬尷，政府是多麼恐懼香港及海外媒體的記者！香港文匯報東北辦的成立，是中共官員矛盾心理的產物，一方面他們擬通過海外媒體宣傳自已招商引資，一方面又害怕記者正視現實向境外揭醜。這個巨大的社會痛苦，是由中共對外開放，大力發展經濟而又拒絕政治體制改革造成的。我個人的命運與悲劇詮釋了這一觀點。
由乾大連市公安局在當地第一個給我辦理了多次往返港澳的通行證，我持有這個證件，可以奔走在資本主義的香港與社會主義的中國之間，我有機會把這種一國兩制的生存環境加以比較，兩種價值觀亦發生了碰撞。對於一個記者來說，設有什麼能比新聞自由更重要，翻閱香港街頭公開叫賣的《前哨》等雜誌，我讀到不同干國內媒體一色粉飾現實的文章，聽到了不同的然而是真實的聲音，我的精神為之一振，為什麼國內12億人口，56個民族，不可以有不同觀點的存在，為什麼生活中充滿矛盾，底層弱勢群體有冤屈與訴求，但記者不能真實表達？難道我只能用謊言換取物質生話，而虛度一生？我為此痛苦地思索了很久。雖然，我按照《前哨》雜誌上刊登的電話與地址，主動去拜訪了社長劉達文先生，但撰寫與投稿還是猶豫與推遲了很長時間。
後來大約在1998年，有兩件事的發生震動了我的靈魂，有一次我應約去見原中共遼寧省委書記聞世震與省長張國光，主要目地是報導遼寧省國企改革情況，從大連驅車300多公里，進入省城瀋陽要穿過一條位干市區的鐵路，我駕駛的汽車在軌道附近受阻，原來數以百計的下崗工人，為了抗議廠長的貪腐與企業的變賣而臥軌求訴，他們說，阻斷鐵路才能讓北京鐵道部以至江澤民知道他們的困境，只要知道了就能為咱們工人講話。由此我想起以前在大學黨史課的教堂上聽到的故事，我還看到文革中的一幅油畫《毛主席去安源》，毛主席去安源幹什麼？是因為那裡的礦工和現在臥軌抗議的工人一樣飢寒交迫，為什麼共產黨有了權，也像資本家一樣不關心工人的疾苦？……我後來見了省裡領導，但他們都大講國企改革的成績與大好形勢，一慨迴避這一敏感問題。我還受到省委宣傳部外宣處官員的委婉的警告，當然香港文匯報只能刊發讚揚他們的專訪，並滿是溢美之辭。
另外一次突發事件情況更為嚴重，它激起的心底的波瀾，至今還在憶想之中拍打我的思索，當我正與東北大慶市委的一位主要領導談話時，我們所在的辦公樓卻被大慶毛巾廠的100多個失業工人憤怒地圍困，工人們拉起白底黑字的橫幅，上面的文字訴求很筒單：我們要吃飯，我們要工作！高呼的口號是：打倒貪腐的廠長！原來，企業轉型，對外合資，外商要精減人員，工人們不知何去求職。市委門前的警察封堵了入囗，我們只能從後門走出，但工人們看到我手中的相機，就欣喜若狂地大喊：記者，記者，彷彿是見了救世主。然而，我們聽過他們焦慮的訴求之後，即使撰寫了稿件，也無處發表，香港文匯報只能刊登我們肯定與讚美大慶官員的文章，這令我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除了向香港非親中的報刊投稿，別無它途。
雖然，中國憲法上明明寫有言論自由的條款，毛澤東也講過言者無罪，但這都是謊言，中國刑法中設有與之矛盾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條款，還有建國以來多如牛毛的文字獄，證明了中國政府的殘暴與偽善。這已給香港文匯報投下了巨大陰影，所以它不得不自律。報社領導劉永碧多次警告我不能給其它報刊投犒。否則將承擔嚴重後果。不過那時我過高地估計了中共地方官員的階級覺悟，我還認為他們原本代表工人階級，會理想我批評他們的良苦用心，並天真地相信國家最高領導人，能夠接受我溫情批判的善意，與理性客觀的文字代言，並為我做主。為防萬一，我使用與變換了不同的筆名，從90年代後期開始，我在《前哨》與《開放》等香港雜誌發表了多篇記實調查報導，一方面我以《馬向東澳門賭輸3000萬》，《薄熙來冶下大連市民叫苦連天》，《薄熙來抓廉政抓小放大》等為題，無情地揭露了東北官員的貪腐與偽善的惡行，一方面又以《黑龍江民謠示民意》為題，真實地表達了東北底層百姓的困苦狀況與兩極分化的社會危險趨勢。當時，我想像的最不好的結果，可能是被報社辭退，失了他們為我配備的高擋房車與可觀的薪水獎金等等，或許還會坐牢，但我義無反顧，因為我想一個社會的進步，總是需要一些人做出犧牲付出代價，努力地去一點點地推動，特別是對待像中國這樣具在5000年封建傳統的大國，別無它法。雖然一兩篇文章，聲音太小，作用不大，但會有更多的人匯入我的聲誨，就可能推進國家的民主進程。我想起了陳天華，鄒容，章大炎等人，倍受鼓舞。但是我估計官方會因為調查等司法程序，而不得不延後行動，而此間我仍然會不間斷地刊發文章，繼續發出我自已的聲音。我剛剛找到了一點點無冕之王的感覺……
然而不幸，中共秘密警察的技術手段不為常人所知，它的效率極高。原來，早在1982年我走進報社大樓，成為一名黨報記者那天開始，我就已經處於一種嚴密的被監控的視線之中。於是2000年12月4日，在大連一個風雪瀰漫的陰泠的早晨，在我寓所附近的停車埸上，我忽然被8名便衣特工粗暴地綁架，其現埸指揮者便是被我批評的大連市長薄熙來的秘書車克民，此人時任大連國安局黨委書記。隨後我被秘密押往中國遼東半島最南端的旅順海軍基地，70年代末車書記曾在那裡當兵，我並非軍人，但他們為了對外封鎖信息，逼我閉嘴，無所顧忌，無視法律，無所不用其極。從此我的黨報記者生涯結束了。我想起報社一位老記者的話，六四期間香港文匯報因為同情學生，不服從李鵬的指令而開了報紙天窗，在頭版只刊出四個字：痛心疾首。但1997年我首次見到當時已被撤職的老報人，社長李子誦時，他臉上雖然笑容滿面，但已是老態龍鐘。我知道他心中還深存隱痛。現在我這種不公平的遭偶是他，劉銳紹，程翔等香港文匯報良心記者命運的延續，這個悲劇還在上演……伴隨著我的是一間沒有暖氣的陰冷斗室，一隻日夜不停地吼叫的高大狼狗，三個持槍的士兵與獄卒與一個被白雪幾乎掩埋了的營房小院。刺骨的寒風襲擊著我的心臟。我不再是無冕之王，我成了21世紀中國新聞界第一個因言獲罪的囚徒。
2009年6月19月於多倫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