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報》的社論文章接著說，在無法核實該消息準確性的情況下，杞縣老百姓只能選擇逃離。從6月7號發生故障起，已經過去了一個多月，直到網上吵成一片了，當地政府才在7月12號第一次對外發布公告稱，上述鈷 -60泄漏為虛假消息，但儘管如此，一場現代版"杞人憂天"的外逃浪潮還是於五天之後悲壯上演了。
7月18號，開封警方又宣布，成功抓獲杞縣鈷-60事件五名涉嫌散佈謠言的網民。那麼，此次"杞人憂鈷"事件，究竟誰應該承擔主要責任？當地政府又該對謠言擴散負有什麼責任呢？《財經》雜誌引述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展江教授的看法認為，本次事件首先反映出地方政府在信息公開方面存在嚴重缺陷。群眾之所以不明真相，謠言滿天飛，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政府不作為造成的，因此，首先應該追究的是，負責相關信息披露的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門的責任。展江指出，謠言之所以能夠傳播，其根本原因則在於群眾有獲得信息的本能需要。在這次事件中，如果散佈謠言的人並不存在主觀上"故意顛覆政府" 的目的，就只能理解為老百姓出於對自己生存和健康狀況的極度擔心，而產生的自保行為。如果並未涉及國家機密的話，那麼，正是由於政府的信息披露既不及時，也不充分，才會造成謠言四起，並在社會上引起恐慌，對此，當地政府理應承擔主要責任。另一方面，談到官方對所謂"謠言"傳播者的處罰是否過於嚴重呢？有人提出應該對被捕的那幾位網民免予處罰。對此，展江表示，由於主要責任首先在於地方政府，因此，既便是對那些不實消息的傳播者給予治安處罰的話，也應該盡量從輕為好。不能僅僅因為 "地方官員一發火"，認為"給當地丟了臉，添了亂"，就隨意加重或草率處理。
說起謠言這個東西，中國自古以來的執政者基本上都對其持排斥的態度，正所謂"防民之口，勝於防川"。無論是基於統治秩序的考慮，還是基於自身權威的考量，當權者往往更傾向於通過掩蓋事實真相，來壓制謠言的傳播，甚至不惜對謠言的製造和傳播者嚴加懲處。不過，有分析認為，其實，在一個民主欠發達的社會裏，謠言在某種程度上也能起到對執政者進行輿論監督的作用，比如說，在漢代，"舉謠言"就曾被作為考核地方官吏的一個重要環節。與此相比，西方學者更為重視的，則是謠言背後個人和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
中國選治網上學者王利平的文章，結合西方的研究成果與中國的社會現實，對謠言問題的方方面面作了如下總結：一、每個公民都有希望瞭解事實真相的願望，製造和傳播謠言也是公民在尋求真相過程中的某種努力和嘗試；二、如果謠言沒有廣為傳播的可能性，執政者也就缺少了主動公布事實真相的壓力；三、在網際網路時代，面對傳播速度變得更快、作用力也更強大的種種謠言，執政者最有效的辦法，就是通過各種合法渠道及時公布、而不是封鎖事實真相，否則，當權者就會處於極為被動的境地，且難以得到民眾的信任，甚至會淪落到不惜依靠謊言來維繫自己權威的惡性循環之中。
王利平的文章強調說，在言論市場上，由於人們渴求真相，在信息不透明的情況下，謠言就會變得供不應求。就是說，越是真相不明的地方，越是各種謠言的高發區，因此，與其追究謠言的製造和傳播者的責任，不如追究那些封鎖和掩蓋事實真相者的責任。綜上所述，要想從根本上減輕謠言帶來的負面效應，就必須加快國內的政治民主化進程，實現真正的輿論自由，讓事實真相以最快的速度出現在公眾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