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寧坤吧？你生病了，對嗎？現在怎麼樣？"
"好一些了，"我含糊地回答，還不知他的來意。
"那就好。農場領導決定讓你回家，保外就醫。革命人道主義 ，你明白嗎？"他用官腔宣布。"你現在就回隊部去，先把帳結了，然後收拾行李。明天一早，總場有大車送你，還有其他幾名保外的，一起去火車站。明早八點整，你在分場大門口等著。人事科有人來發給你一張火車票。保外期間要好好表現，明白嗎？你還有什麼話要說？"
我沒什麼話要說，只含糊地說了聲"謝謝"。事情的變化來得突然，雖說不是完全出乎意料，卻也簡單得不可思議。複雜的感受讓我不知言從何起。"你回家，保外就醫。"那麼簡單，那麼說一不二，正如當年不經審判一下就罰我無限期的勞教。一根會思想的蘆葦，聽任社會主義政治風雲的擺佈！自從那個四月十七我被押上囚車之日，三年多的黃金歲月被糟蹋了。我無日無夜不夢想釋放回家。現在我恨不得馬上回到親人身邊，可是又覺得前途茫茫。會思想的蘆葦連思想也不會了。我疲憊不堪，連怨恨的力氣也沒有。我只想擺脫幾個月來如影隨身的死亡的威脅。
第二天早晨，我告別了同班的難友，爬上大車，從人事幹部手裡接過一張硬席火車票和保外的文書。我必須在天津換車，於是我下車後坐上一輛三輪車直奔幸福裡岳母家。熟悉的街道和熙熙攘攘的行人似乎不真實。我真的是在生者當中嗎？在胡同口，我撞見了怡揩的一個侄兒，四年前最後一次見面他才六歲。他沒認出我，正如不久前一丁來探監時背給我聽的那首唐詩裡說的，"兒童相見不相識。"他一定給我的囚首垢面嚇壞了，一認出我來就飛奔回家，用最大的嗓門兒喊道："老姑父回來啦！老姑父！"我的岳母驚訝得說不出話來，淚流滿面，馬上就去給我泡一杯熱茶，老人家知道我愛喝茶。我告訴她我是被批准保外就醫回家，她又忍不住哭了起來。怡楷的眾位兄姐看到我的慘狀都流淚了，但慶幸我活了下來，又放了出來。我盡量控制自己的感情，只說大家給我送去的昂貴的黑市食品救了我的命，想讓老人家感到欣慰，反而又引她流淚。當時一毛住在大姨家，就在附近，三姨去領她回來。我女兒起初不認識我，過一會突然想了起來，一下扑到我懷裡："你是爸爸，媽媽帶我去那個好怪的地方看你。噢，爸爸！我不讓你再回那個可怕的地方去！"我答應她我決不回去，姥姥聽著又流淚了。
第二天一早，我先給怡楷發了個簡短的電報，告訴她我四號到家，然後就先搭火車去北京看望老母和妹妹。那天正好是"七一"丶中共的四十大壽。天安門城樓上高懸著毛澤東巨幅畫像，相形之下，下面的行人好像小人國的侏儒。我想起五年前我從觀禮台上遙望他躊躇滿志向廣場上狂呼"萬歲"的遊行隊伍揮手致意，又想起一年後他用"陽謀"坑害了無數知識份子，兩年後又搞"大躍進"，不知又害死了多少人。一座座新建的高樓正面懸掛著紅彤彤的條幅，上面寫著"熱烈慶祝偉大丶光榮丶正確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四十週年！"，和公車上面有菜色的乘客丶沿街食品店裡空空如也的櫥窗，形成鮮明的對比。我想起十年前初次來到這座古城新都時猶如進入一個陌生的國土的感受。現在我覺得更像一個從死亡歸來的遊魂，我口袋裡的保外文書把我和首都的芸芸眾生劃清界限。這些好人會怎麼想，若是他們看到我的身份證件？他們會不會，像雨果的小說《悲慘世界》中那個小城鎮安分守己的居民看到新釋放的犯人華爾讓的黃護照時那樣，嚇得退避三舍？或者，他們會不會，像小說中那位慈祥的主教那樣，為一個"危險的犯人"提供食宿？幸好我不需要到一個小旅店去求宿，而受到老母和妹妹淚如雨下的接待。
我們之間沒有多少話要說。有什麼可說的呢？我活著來到她們面前，這就夠了。其餘的就意在不言中了。下午，他們陪我到附近的陶然亭公園去散步，離半步橋也不遠。我一點也不"陶然"，只能和親人一起歡慶我從死亡的陰影裡歸來，明媚的陽光閃耀著新生活的希望。
7月2日，我搭一班早車回天津，當天又搭夜車去合肥。那是我先母的故鄉，我彷彿又要回到黑暗的子宮，從頭開始生活。7月4日中午到達，我走進候車室，拖著我的行李和兩條浮腫的腿，汗流浹背，倒坐在一條骯髒的長凳上。等了幾分鐘，只見怡楷急匆匆跑進來，氣喘吁吁地說："對不起，我來晚了。但是你終於回家了，我太高興了。小丁丁著急等著再見大爸爸哩。"我盼星星盼月亮等這個團圓的時刻，現在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多年離別，受苦受難，我們倆又在一個新城市來到一起。我心潮起伏，如果我開口說出我的感受，我一定會放聲痛哭的。我只輕輕地說："終於回家啦！"怡楷見我熱得累得不行，又跑出去給我買了兩根冰棒。然後又跑出去雇了一部雙座的三輪車。等我吃完冰棒，我倆就坐上三輪，在灼熱的陽光下前往安大校園。一路上，她告訴我，她好不容易才請下假來接我，部分原因是我的電報沒有簽名。我咕噥道："省幾分錢買根冰棒。"她說："我理解。但是他們看事情總不一樣。我的頂頭上司‘小辣椒'質問我：‘你怎麼知道電報是你愛人發來的？他在接受勞動教養，是不是？他怎麼可能突如其來就來這裡？逃跑還是什麼？你不能藉口有一份沒簽名的電報就請兩個小時的假。上個月你剛去看過他，超了假。上次小組批評會上，你答應彌補損失的時間。現在你卻又要去逛蕩了。'我走投無路，只得硬著頭皮去找一個黨員幹部求情，答應他如果接不到你我晚上加班。他們處處給我顏色看。但是我真開心，我那次深入虎穴不是勞而無功。"
兩間小屋子比"栗子殼"大不了多少，但是我自視為一個"擁有無限空間的君王"，因為我又和妻子丶兒子在一起了。不過，我高興得太早了。第二天上午，怡楷帶著我的保外就醫證件去保衛科給我報戶口，卻被復員軍人史科長拒絕了，他說材料不夠，必須有更正式的文件和我的人事檔案才能申報戶口。如果月底以前收不到材料，我就得回勞改農場去，否則就作為逃犯送交本地公安部門。怡楷問他公家是否可以給農場發個電報索取有關材料，史科長駁斥道："難道你認為我們吃飽了飯沒事幹，專門發電報幫忙把一個罪犯留下來？"外語系領導的意見也一樣。走投無路，我只得起草一份給農場人事科的電報，為了把事情講清楚又不得不寫長一些，由怡楷自己掏腰包去發了，希望能讓無產階級專政的官僚主義挪動得快一些，不致誤了史科長任意規定的期限。在等候發落的期間，我常做惡夢，或是被當做逃跑犯五花大綁押解到一個邊遠的新勞改營，就像興凱湖放豬的小陳那樣，或是用華爾讓的黃護照到了一個法國小城鎮被趕進狗窩。這種提心吊膽的等待毒化了我們團圓的喜悅，直到月底最後一天，保衛科科長才不經意地告訴怡楷我的材料都到齊了。後來我們才知道材料早在我到達後幾天之內就寄到了。可是科長大人故意把我們蒙在鼓裡，作為對階級敵人進行的無止無休的神經戰的一部分。
每想到華爾讓出獄後處處受到歧視的悲慘遭遇，我就很不願意在安大校園裡拋頭露面，只得"深居簡出"。後來，經不起怡楷再三再四催我盡快去看病，一週之後我終於走出家門，到衛生科去求醫。一路上，對面走過來的人瞪眼看我，滿臉驚愕的神色。到了衛生科，一位醫生輕而易舉就診斷我患有嚴重浮腫和肝腫大，隨即開了處方：維生素乙1一瓶丶白糖一斤丶黃豆一斤。我向醫生致謝，因為我知道這些正是我需要的，而到黑市去買要花很多錢。不料，等我拿著處方去藥房，女藥劑師盯了我一眼，跟我要醫療證。她輕而易舉就弄清我的身份，順手把處方撕得粉碎，扔進字紙簍。
為了補充我配給的山芋乾丶玉米麵丶高梁面，怡楷下班後騎著自行車到市內的食品黑市去找便宜貨。當初關在農場，我還能靠自己勞改所得養活自己，每月還能省下幾塊錢。現在說起來是"自由"了，其實只是挨餓的"自由"。我成了怡楷"養的漢子"。要養活一家三口，她不得不計算她每月五十九元收入的每一分錢。平均每天合一百九十六分，除去房租丶糧食定量丶水電丶傢俱租金丶幼兒園學費丶一丁醫療費丶工會會費等等，就所剩無幾了。靠寧慧每月支援我三十元，我們可以從黑市補充一些植物油丶雞蛋丶紅糖丶大米，和少量豬肉。雞蛋一般要賣六毛錢一個。有一個星期日，怡楷從外面採購回來，用一條手絹包著四個小雞蛋。她高興地說："一塊錢四個，真便宜！丁丁，今天中飯可以吃炒雞蛋啦！"一丁高興極了。沒想到，她把雞蛋往碗裡打的時候，一股臭氣冒了出來。一丁大叫："好臭！好臭！"他媽急忙走出去，把臭東西倒進垃圾桶。"你這壞蛋！你這壞蛋！"她咕噥道，彷彿在責備一個看不見的人影。
後來，我稍好一些，可以騎我們當年在天津買的那輛舊英國自行車出去，我也偶爾去逛食品黑市找便宜貨。看到白面花卷和熟肉，我饞得口水直流，可是我只買得起一毛錢一根的小豆冰棒，在寒風中解饞。還有一次，碰上一個小販兜售一筐又大又紅的蘋果，我馬上想起在北京動物園一丁被大象捲走的蘋果。小販叫賣道："大蘋果一元一個，又脆又甜，真便宜！"我對自己說："你一定得給他買一個。別捨不得！"這價錢讓我發憷，但我還是硬著頭皮掏出了一張一元的票子。一丁一拿到蘋果就歡喜得直喊"大紅蘋果！好香啊！"他咬了一口，我急切地問他："甜嗎？"他咕嚕道："甜倒還甜，就是味道好像棉花一樣。"顯而易見，沒有什麼法子補償他失去的金蘋果了。
我的病體逐漸復原。為了減輕怡楷的負擔，我也學著做一些家務事。最難的活兒是用舊報紙和劈柴生煤球爐，需要的時候把火搞得大大的，晚上把火封起來過夜。我往往要搞兩三次才能把爐子生著。做飯需要好火的時候卻往往看不見火苗，不管我怎樣用我們的破巴蕉扇拚命煽。有時，一早起來，發現爐子沒有一點熱氣，我的心也就涼了，如同在勞改營發現一個長期挨餓的難友在夜間熄滅了生命的火焰。碰上這種情況時，一丁就從他每月半斤的"兒童餅乾"定量中帶上幾塊去上幼兒園。怡楷乾脆"枵腹從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