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日本傑出政治家儼然就是一個精準的政治巫師：兩年半後（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又過了4個月（1912年2月），大清皇帝宣布遜位，中國終於在一場流血並不嚴重的"革命"中，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
伊籐博文提醒說："貴國土地遼闊，統一甚難，辦理憲政，亦非容易。中央政府自不可放棄權利，然地面太大，亦易為人傾覆，我為此事，極為貴國憂慮。不怕貴國見怪，此事艱難異常，一時恐難辦好。今尚有一不利之言，即是革命二字。貴國政府防範雖極嚴密，然萬一發生，於國家即大有妨害。"
日本預測大清末日
伊籐博文是在會見英國駐日公使竇納樂（Claude M. MacDonald）時，做出這番預測的。當時，伊籐博文剛陪同大韓帝國皇帝，分兩次巡視了朝鮮南方和北方，因傷風而回到日本，在瀨戶內海著名的道後溫泉休養，而竇納樂即將回倫敦休假。竇納樂在甲午戰爭後到庚子事變期間，一直擔任英國駐華公使，隨後與駐日公使薩道義(Ernest Mason Satow )兩人對換，因此，對東亞的局勢相當熟悉和瞭解。被深深震撼了的竇納樂，將這些會見情況都向英國外交大臣葛雷（Edward Grey）做了詳細的書面匯報。
伊籐博文認為，中國的各種政治勢力都忙於爭奪權勢，而最為致命的是，中央政府過於衰落，其權威蕩然無存，而"各省咨議局被賦予了太大的權力"，這些咨議局對地方督撫形成了巨大的牽制，進一步加劇了地方的離心傾向。
當時，中國民族主義情緒極為高漲，要求從列強手中收回利權的運動此起彼伏，但曾經主導了日本挽回利權運動的伊籐博文，顯然對此大不以為然。他認為，中國的當務之急是要處理好內政，然後才能對外收回利權。伊籐博文以日本為例，向竇納樂指出，"慎重和調和的政策"對於中國來說是十分必要的。
日本首相桂太郎也對此表示贊同。他憂心忡忡地告訴竇納樂，中國的事態令人不安，"憲法、國會、資政院這些東西本身雖是極好的，可是要使一個國家能運用它們，必須要做許多準備工作，"而中國顯然並沒有足夠的準備，"中國現在實在走得太遠，會出毛病的"。
半年之後，已經改任日本樞密院議長的伊籐博文，最後一次到訪中國（請參閱本專欄《哈爾濱的槍聲》及《日本常青籐的枯落》）。他在拜會東三省總督錫良、奉天巡撫程德全時，再一次表達了同樣的擔憂。伊籐博文說："中國初辦憲政，一切正在艱難，民意斷難即恃，更不可妄恃強力。貴國現在熱心主張收回權利，收回權利固屬好事，然不知收回權利尤須能保此權利不更為他人侵害。若徒將權利主張收回，而不能實保權利，則旋收旋失，徒然無益。一切機關俱不完全，則尚非真收回權利。此次我系旁觀之人，故特反覆言之，尤願貴國以後千萬勿以感情二字作政治上之觀念。"
伊籐博文還提醒說："貴國土地遼闊，統一甚難，辦理憲政，亦非容易。中央政府自不可放棄權利，然地面太大，亦易為人傾覆，我為此事，極為貴國憂慮。不怕貴國見怪，此事艱難異常，一時恐難辦好。今尚有一不利之言，即是革命二字。貴國政府防範雖極嚴密，然萬一發生，於國家即大有妨害。"
3天之後，伊籐博文在哈爾濱遇刺身亡，這段逆耳之言成為他對中國的政治遺言。
大清國對基層政權的控制力被日益削弱，地方自治運動與中國固有的"馬鈴薯"分離狀態相結合，"紳權"極度膨脹，"土豪劣紳"就在這種改制和轉軌的空當中蓬勃發展，並在今後的半個世紀中，史無前例地成為中國社會、尤其是廣大的鄉村社會動盪不安的主要根源。
沒有舵手的航船
在幾乎所有西方列強都對大清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表態支持、同時大撈好處時，日本是唯一潑冷水的一家。當時的日本，依然忙於消化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的兩大勝利果實，最需要維持東北亞地區的現狀。日本人直白地表示：安定團結、循序漸進才是大清國一切改革與發展的基礎，在政治體制上的激進變革，將令中國崩潰。
儘管日本人主要為了自身利益，但日本人的擔憂如同伊籐博文的預測一樣，都在後來的歷史中應驗了：大清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打開了要求政權分享的潘多拉盒子，不僅沒有成為凝聚民心的旗幟，反而成為社會分化、地方分離、族群分裂的加速器。
大清國的改革抉擇，對於執政者來說，相當艱難：內憂外患，不改革必然是死路一條，這在甲午戰爭後，尤其在經過極右（戊戌變法）和極左（義和團）兩場大風波後，已經成為共識。但問題是，改革與革命不同，它不只是一種推翻，更是一種建設，這就需要在"變"的同時必須保持"穩"，否則就成了一種革命。在政治和經濟兩方面，改革的目標是一致的，即推進平等和進步，但其路徑要求卻有一定的矛盾：經濟的發展需要進一步的權力集中，集中力量辦大事，而政治的發展則要求不斷的權力分解與分享。這其中，分寸、角度、時機的拿捏，在在都是對改革者的嚴峻挑戰。從開始於1901年的新政，尤其1906年的政治體制改革中，大清國的中央領導層日益陷入兩難處境：一方面，政治上不斷地分權、放權，嚴重削弱了中央政府的行政能力和在財政、組織人事等方面的調控手段，很多好的設想難以推行，或推行後嚴重走樣（參閱本專欄6月8日《"爛尾"的仁政》）；而另一方面，在日益激進、且不需要考慮全局行政問題的地方立憲人士看來，改革的膽子依然不夠大，步子依然不夠快。
更為嚴峻的是，自鎮壓太平天國以來，大清政府為了應急而打開的放權閘門，難以關上，地方不僅在一般行政上獲得了巨大權利，甚至也干預過問軍事、外交等代表國家主權、理應掌握在中央手裡的"禁臠"，歷朝歷代最為忌諱的"問鼎"，在大清國似乎成了普遍現象。在權威資源日益枯竭的情況下，中央雖對改革的節奏、步伐有著相當成熟（未必完善）的考慮，比如設定了預備立憲的時間表，但卻不得不俯就民意的要求，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跑步前進。
最為關鍵的問題在於，這種日益激進的改革民意，其實只是地方實力派或其他政治群體要求分享權力的幌子，"政治上壘"的手段取代了"政治改善"的目的，動聽的憲政訴求異化成為爭奪權力的新式武器。中央政府從公共領域的每一次撤退，並沒有帶來理想狀態的"國退民進"，而是表現為"（中）央退地（方）進"，權力的運作依然是集權和專制，無非是集權者的尺碼從中央的"XXL"（特大號）換成了地方的無數"S"（小號）；甚至在不少地方和不少領域，表現為"白退黑進"，一些特殊小集團迅速佔領了中央的權力失地，不少地方甚至出現了基層政權"黑幫化"的傾向，大清國對基層政權的控制力被日益削弱，地方自治運動與中國固有的"馬鈴薯"分離狀態相結合，"紳權"極度膨脹，"土豪劣紳"就在這種改制和轉軌的空當中蓬勃發展，並在今後的半個世紀中，史無前例地成為中國社會、尤其是廣大的鄉村社會動盪不安的主要根源。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大清國這條"泰坦尼克號"沒有了舵手，冰山還有多遠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