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1958年，在那青春似火、激情燃燒的歲月，我，一個熱血沸騰的青年，手捧郭沫若的經典《女神》獨自一人，在空曠的田野裡，高聲朗誦《我是一條天狗》那滾燙的詩句：
我是一條天狗呀！
我把月來吞了，
我把日來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來吞了，
我把全宇宙來吞了。
我便是我了。
我飛奔，
我狂叫，
我燃燒。
我如烈火一樣地燃燒！
我如大海一樣地狂叫！
我如電氣一樣地飛跑！
我飛跑，
我飛跑，
我飛跑，
我剝我的皮，
我食我的肉，
我吸我的血，
我嚙我的心肝，
我在我神經上飛跑，
我在我脊髓上飛跑，
我在我腦筋上飛跑，
我便是我了，
我的我要爆了！
讀其詩，我的血液也在沸騰，我的神經也在燃燒，思緒如海潮，豪情如狂飆，真是血脈賁張，「煙冒七竅」，手舞足蹈，仰天長嘯，瘋魔了一般。其實從這首詩中我懂得了什麼？我悟到了什麼？我又激動個什麼？真是天曉得！我的那點感受真是膚淺之至，幼稚至極。但詩篇的那種不可一世的衝天氣勢震撼了我，那種惟我獨尊的張狂個性感染了我。也正是這可貴的自由精神，它激動過「五四」青年，也激動過「紅旗下」的青年。
郭沫若1921年寫作此詩，時年28鄉。那是青年郭沫若，那是青年的詩篇。他那時真如一條天狗：那天狗也必然是青年。郭沫若是屬於青年的，當然也只有青年的郭沫若才屬於青年。
中年以後的郭沫若，北伐、反蔣、流亡、抗日、擁共，也有聲有色，不論在書齋或在政壇，頗多建樹。1942年，在重慶，朋友們祝賀他五十壽辰，他扶著朋友們送給他的一支高過身軀的如椽大筆拍了一張照片，仍然是神采飛揚；年己半百的他，何曾有一絲老態？他在精神氣質上，仍然是青年。
只是到了晚年，在一個新的體制之下，使得青年郭沫若頹然老了，真正的老了。他最為人詬病的是他的獨立人格的缺失，自由精神的消亡：是他的歌功頌德，諛毛媚上；是他的逢場作戲，緊跟風向。這個曾經為自由呼號的女神終於變為馴服的御用文人，桀驁的天狗結果成為對主人特別忠實和依戀的哈巴。這是一代文豪的郭沫若的可悲可憫之處。
綜觀郭沫若之後半生，他並無大惡。他雖貴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但他並非真正意義上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他只是一件廟裡擺設，一尊政治花瓶。他和那些有生殺予奪大權、有興風作浪威力的魁閥並不一樣，他只是一個「文化班頭」；即便如此，也無多大實權。在專制體制下，大惡都憑藉大權作成。因此作惡者，無不奪取或依附權力；一巴掌握了這法力無邊卻不受任何監督的權力，即便好人，不作惡也難。郭沫若幸虧無大權，所以也無大惡。況且他早年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的創作影響巨大，他的歷史、考古、先秦諸子、甲骨文字的研究成績斐然，他在某些領域的成就足以彪炳史冊。郭沫若無論人格上有什麼缺陷，他在文化上的貢獻實在超過他的某些消極影響，怎忍心以「糞土」辱之？
晚景堪哀者並非郭沫若一人，曹禺、茅盾、臧克家、馮友蘭、週一良等都屬此類，只是程度不同。他們晚年所起的變化，當然可以作個案研究、有必要分析他們本人的原因和應負的責任，但更應譴責的是那促始他們蛻變的時代和環境。我們常常以白毛女為例，自詡新社會把鬼變成人；常常以溥儀為例，讚美新社會把皇帝變為公民。但也切莫忘記，這個體制一段時期內也曾把一般百姓、普通良民變成地富反環右、牛鬼蛇神。把知識份子、骨鯁之士變成應聲蟲、哈巴犬，這才是更可怕的，因為它摧毀的是精英，打斷的是脊樑，敗壞的是民族，後患無窮！郭沫若已經去世四分之一世紀，我們可以撫背自問：脊樑呢？
郭沫若是一代文豪，是一個絕頂智慧的人，難道他對自己晚年的心路和處境不作反思？不曾覺悟？不明羞恥？不知悔改？甚至他的兩個親生兒子在文革中先後自殺這樣極為慘痛的事件似乎也沒有使他有所改變，真是於心何忍、於情何堪呀！雖然「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之類的名韁利鎖也許纏裹著他的靈魂，但我認為更有可能的是他擺脫不了所謂的一生名節的羈絆。郭沫若和曹禺等人一樣，是在一場政治博弈中選擇了自己的道路，既然選定了，就「落子無悔」了。胡適也說過類似的話「作了過河卒子，只得拚命向前」。是後退不得了！郭沫若在1969年「文革」中給周國平的信中說，「可惜我‘老’了，成為了一個一輩子言行不一致的人。」信中的「老」字是打了引號的，可見不是指年歲之老，而是精神之老。這對一個知識份子來說是痛徹心扉的懺悔，可惜也僅僅是懺悔，他直到死，也只能言行不一致下去。誰能體察到郭沫若這種靈魂的痛苦呢？
青年郭沫若在日本留學時，曾和田漢仿照歌德和席勒在魏瑪的塑像合拍一照，自比歌德和席勒。恩格斯說：「歌德有時候是非常偉大的，有時候是渺小的；他有時候是反抗的、嘲笑的、蔑視世界的天才，有時候是謹小慎微的、事事知足的、胸襟狹隘的小市民。」郭沫若這個中國的歌德庶幾近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