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進軍西南的軍政幹部，年青有為，風華正茂的青年，就成了時代的犧牲品。他不僅被劃為右派，還被強加了一頂莫須有的歷史反革命的帽子而投入冤獄。我不理解，找單位領導，黨組織竟然說我"劃不清政治界線"，同情"右派份子"，也就成了"右派"，於是留單位監督使用。當時我帶著不滿週歲的女兒，身懷尚未出生的兒子。苦命的兒子在娘肚裡就陪同娘去接受批鬥。
孩子出生後，父親被判刑十年，送灣甸農場勞動改造，臨行前要求父子見一面，組織都不同意，難道自稱講人道的共產黨還不如舊社會的國民黨嗎？國民黨監獄中關押的革命人士，國民黨政府還允許他們的親屬探監，為何講人道的共產黨就那樣無人性呢！我傍惶，懷疑！至到丈夫減刑兩年，刑滿留隊後，兩個孩子一個九歲、一個八歲，父與子竟到了相見不相識的淒慘境地。
為了丈夫，為了愛情，為了家庭，我吃盡人間苦頭，兒女跟著我也活受罪。我分娩後，把孩子帶到三個多月，單位就開始分配我勞動，打掃門診大樓的清潔衛生、拖地板、倒痰盂、掃廁所。每月給我九元工資，給大女兒十一元生活費，在哺乳期的兒子不吃飯就免了生活費。他們算得多精細啊！難道母親的奶水不是血嗎？我們母子三人按排在一個陰暗潮濕又無窗戶用木板隔起來的一個簡易房子裡住，我只好到開水房去擔一些煤灰鋪在地上，解決地上的潮濕。
孩子是無辜的，是新中國的後代，這還能算共產黨人作出的事嗎？那時正值飢荒年代，食不果腹，孩子尚在嗷嗷待哺中，我哪裡有足夠的奶水哺育兒子呀！我去勞動無人看管孩子，只好把不滿兩歲的大女兒栓在門前柱子上，把幾個月的兒子放在一個木坐車裡，栓在另一棵柱子上。有時兒子餓了，坐車倒了，兒子跌在地上哭得死去活來，也沒有人敢去扶一下，怕人說他們同情右派，孩子何罪之有？
荒唐的時代把善良的人性扭曲得多麼醜惡！勞動改造世界觀，而是用勞動來懲罰和折磨人，而精神上的折磨令人無法忍受下去。在我多次要求下，他們批准了我的請求，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八日把我們母子押送去了潞江農場監督勞動，定我為農工付一級，每月十三元五角工資，從此母子三人就靠這十三元五角艱苦度日了。
在農場，我一邊撫育兩個年幼的孩子，一邊要所謂改造自已思想和過勞動關，我遇到的重重困艱是常人無法想像的。沒有床，自已去抱了幾捆稻草靠牆鋪在地上，到垃圾堆找了十幾塊土箕圍在兩頭，再找了一塊木方作為床檐，毌子就這樣睡在冰冷的地上--一個單身女人領著兩個年幼的孩子，沒有丈夫的扶持，加上經濟的無助，真叫舉步維艱。勞動中一次為稻田追圈肥時，才放過水的田埂又硬又滑，在負重的情況下跌了一跤，造成兩膝關節半月板撕裂，這種傷是別人看不見的，加上嚴重營養不良性貧血，每天拖著病體忍著兩膝關節的疼痛出工。找柴和擔水只能落到了一個六歲一個七歲的孩子肩上。我的處境博得了部分善良工人和右友們的同情。
記得孩子四歲、五歲時，我曾經向農場領導請假，帶著兩個孩子去灣甸農場看看他們的父親，讓他們父子見見面，出生幾個年頭了還不知父親什麼樣，當看見別的孩子有爸爸疼愛時，曾問我：媽媽，我有爸爸嗎？我忍不住眼淚扑扑下淌，因此才萌發了請假帶孩子去見他們父親的念頭，然而得到場領導的回答是--共產黨還統治不了你？不准！我茫然了，苦澀的眼淚只能流向肚裡。
孩子一天天長大，經濟負擔也一年年加重，工資也原封不動的十三元五角，我只得去接點織毛衣和女紅活做，得點報酬以添補家用。而得到反應是我開地下工廠，比他們轉業軍人工資還高，可能嗎？太言過其實了，得點報酬也是我勞動所得，不能叫我們母子拖衣漏食吧！人道，良心到哪裡去了？
為了生活，我去隊上向隊長要了一條牛，給我六歲多的兒子中午和女兒下午放學回家放，每天能得一角錢添補生活，可好景不長，又被轉業軍人的孩子爭去放了，按理他們是不缺這一角銭的，他就是要同你過不去，我自然爭不過他們。為了生活，七八歲的孩子也曾去參加隊裡勞動，去拾過甘蔗頭（種子），結果說作業區承包，不是正式工不給工資，小小年紀的孩子勞動半天卻算做貢獻。那個時代給我們的孩子帶來了無窮的苦難。
丈夫刑滿留隊後，六七年我向軍管請求批准丈夫把我們毌子接到灣甸農場，到那裡後卻得到了不合理的待遇--除勞動同家屬在一起外，其它待遇和勞改留隊一樣，每晚必須參加留隊人員學習，到砍留隊人員的工資時，我的工資待遇同留隊人員一同被砍，我到灣甸農場管教幹部張繼生論理，得到的結果是變本加厲，取消我的固定工資，取消了我的公費醫療，勞動以計件報酬。
我在勞動中決不示弱，超出了常人的毅力，工效在全隊家屬中名列前茅，連放假回家參加勞動年青力壯的中學生，也趕不上我的工效，我沒被他們整垮，相反把我鍛練得更堅強了。每天要完成砍兩千公斤甘蔗的定額。一天，一不小心鋒利的甘蔗刀砍滑到我的左膝蓋上，傷口有小孩的嘴巴大，鮮血直流，我到醫務室縫合包紮完後，又回到工地，堅持完成定額後才收工回家。不這樣拚命，我一家五口人的生活如何解決？
一九七四年，因醫務人員緊缺，把我調到了醫務室，至到一九七九年我們夫妻雙雙得到"平反"。孩子們個個爭氣，大女兒自學成才，成了一名中學英語教師，老二退出國營企業，自謀出路經商，生意也幹得紅紅火火，老三美術專業畢業後，而今在幼兒園當教師，全家生活過得美美滿滿。唯一不足的老伴去年六月病逝。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內心的悲傷會慢慢地淡化，但逝去的青春年華卻永遠彌補不上。"反右鬥爭"留給我一家的悲劇是消逝不了的，中共應賠償我一家的損失！
但願歷史不再重演，但願災難自此結束，希望執政的中共不再折騰老百姓，讓我們能過上正常人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