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中國，權力集團不僅擁有政治上的絕對權力，還因為失去監督的市場取向改革而享有相當大的經濟權力，擁有在各利益集團之間分配政治與經濟雙重資源的獨佔權力；而在"改革開放"中不斷崛起的資本集團，因擁有在現代化過程中最重要的兩種生產要素──資本和技術而享盡經濟優勢。這些年來，由於中共和政府將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發展上，導致上述兩個集團結緣合謀，在社會中佔據著強勢位置，成為"兩強"集團，本文統稱為"權勢利益集團"。
改革開放以前，中共及政府由於意識形態之故，一直宣稱："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的利益高度一致"，強調個人利益服從國家利益、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因此他們從不承認中國有不同利益集團。但事實上的各利益集團間的利益分配，只能由中共及政府按各利益集團的政治等級決定。改革開放以後的1988年，中共在13屆2中全會工作報告裡，首次承認中國社會存在著不同的利益集團："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民內部仍然存在著不同利益集團的矛盾。"為此，黨內理論權威鄭必堅與賈春峰還配合發表了長篇文章。但後來由於鄧小平大唱"四項原則"的緊箍咒，導致中國的傳統意識形態無法突破，特別是 1989"六四事件"時，太子黨等利益集團問題，竟成為中共控制媒體的一個禁區。
九十年代以後，中國學術界對利益集團話題的議論又開始活躍起來，其中孫立平、何清漣、李強、楊繼繩等學者都很關注。本作者2004年因言獲罪出獄後，發現"利益集團"這個專有名詞，開始在中國媒體輿論中頻頻使用。2006年"兩會"期間， 一些媒體又是把"利益集團"當作重點話題發揮出來。但這個本來流行於西方社會的中性詞，在中國特色中卻演化成為人們口誅筆伐的"活靶子"，網路世界更是紛紛譴責公權私謀與資本貪婪的兩個利益集團，影響和操縱國家公共政策，危害民眾利益。
利益集團本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和制衡砝碼，利益集團的社會意義取決於各利益集團之間是否實力相當，勢均力敵。只有利益集團之間處於均衡態勢，最終決定法律與政策調整與出臺的利益訴求，才具有公共利益的性質。然而，如果社會出現了資本集團與權力集團交易合謀，使之走向了強勢化，並由此影響乃至左右了公共政策，其結果必然導致社會整體走向腐敗。對此，政治學家西奧多.洛伊曾批評說："其一，它擾亂和破壞了人們對民主的組織機構及其制度的期望，並表露出它基本上對民主的不尊重；其二，它使政府變得無能，不能計畫；其三，它以關心管轄許可權（由哪些採取行動的人作出決定）來代替關心正義（作‘正當的事'），使政府道德敗壞；其四，它用非正式的討價還價來反對正式的程序，削弱了民主的組織機構及其制度。"在中國特色的社會實踐中，"兩強集團"勾結生成"權勢利益集團"，本身就是對社會公共利益以及其它社會群體的權利威脅。
在當今中國社會的所有領域，都已出現了制度化、組織化的腐敗，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便是權力集團與資本集團的合謀交易。權利集團藉助資本集團的市場力量大肆拍賣權力，把公權變現為私產；資本集團則藉助權力集團的政權力量瘋狂掠奪民眾利益。中國經歷了30多年的改革開放，社會利益結構已發生了重大分化、重組，新的利益群體、利益階層和利益集團不斷膨脹起來。資本集團趁社會轉型、體制和制度漏洞，通過賄賂、收買、腐蝕政府官員的"錢權交易"等非法途徑，與權力集團攀結，共同形成損害公共利益的"權勢利益集團"。這種具有共同政治目的、經濟利益、社會背景而結成的集團性同盟，具有官方性、壟斷性、貪婪性的明顯特徵。
在"北京模式"的制度特色中，由於權力集團壟斷著不受監督的交易資源再分配權力，出於利己的考慮，所以他們主導的 "改革"無論如何都不會觸動既得利益，所謂"人民民主"，只不過是唱支"山歌"給民聽而已。由於公民缺少對權力和資本的制衡，使得民眾在"經濟發展成果" 的"分享博弈"中難敵"兩強集團"的貪婪，最終成為利益分享的弱勢群體。而強勢資本集團，為了賺取超高甚至是非法資本回報，便尋求權力靠山和保護傘；強勢權力集團則藉機以權力尋租為條件，為強勢利益集團充當保護人與代言人，使公權力向強勢資本集團傾斜，從而扭曲公共政策，損害公共利益。由此可見，當今中國的整體性腐敗根源，就是因為權力集團不願意放棄交易資源的控制權,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好、發展好、維護好"交易資源再分配的權力。這才是當今中國權力集團一定要高調"穩定壓倒一切"而拒絕憲政民主的真實原因。
近些年來，"兩強"集團通過各種不同方法、結成各種不同形式的聯盟來剝奪無權狀態下的社會大多數，實現財富從多數人向少數人的迅速轉移，這就是為什麼"北京模式"中的經濟發展越快，官員越腐敗，兩極分化越大，社會越不公，群體事件越頻發的根本原因。
如今，中國在改革開放30多年後又大肆唱"紅歌"，灌輸"紅色記憶"，併發展起一個嶄新的特殊社會階層--紅頂太子 "權勢利益集團"。這一"權勢利益集團"不僅續接、壟斷利益豐厚的政治權利，而且透過錢權交易等非法活動，催生集體性腐敗和制度性腐敗。他們大多利用"紅色優勢"，控制大小官員，謀取集團利益。例如媒體已披露出的：廣東省12家大地產商都是紅頂高幹子弟，其父親包括前政治局委員、人大副委員長、前政協主席、前省長等在當地的利益關係盤根錯節。上海市10家大地產商，有九家是紅頂高幹子弟為老闆；15家工程建築承包商，除2家屬於國企外，13家都是紅頂高幹子弟，其父親包括前政治局常委、副總理黃菊，以及前市委副書記。而江蘇省有22家大地產商、15家工程建築承包商，清一色由幹部子女操控，其父親包括現職副省長、省人大副主任、前省委副書記、前省法院院長等。如今的中國，已經是一個"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典型等級社會了。
今年6月29日，中共政治局為"積極推進黨內民主建設問題"進行所謂的"第十四次集體學習"。這被官方輿論普遍解讀為是中南海對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主題的一種釋放，即此次中共四中全會要研究發展"黨內民主"。為此御用文人葉篤初對媒體表示，"發展黨內民主仍是前瞻十七屆四中全會熱門話題之一"。官方輿論喉舌也一直在宣傳，"黨內民主對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範和帶動作用。"而本作者曾在《中共政治局會議最新出牌--十七屆四中全會應對"執政危機"》一文中寫到:"我們縱觀古今中外人類社會的所有政治實踐，沒有一種例證可以得出社會民主制度的建立，是由執政者率先垂範，帶動民眾實現的。事實恰恰相反，當今世界，沒有任何國家民主制度的實現，不是在人民不斷為自己爭取權利，對執政者形成強大壓力，並藉助於各種社會力量的博弈才得到的。本文可以十分肯定地做出結論：那種要人民相信抵制建立憲政制衡機制的權力壟斷集團會示範、推動社會民主的說辭，純係無稽之談；‘黨內民主帶動論'，向來都是個偽命題"。如今官方大肆操作執政集團內部的"黨內民主"，而將人民大眾排除在民主範圍之外，很明顯這只是在調整、平衡、維護執政者內部的權益，而不是要實現公眾民主。
現在回過頭來看，中國30年"改革"形成的所謂"北京模式"，就是一條拒絕政治民主改革的"兩強"集團發家致富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始終都是以工人失業，農民失田，貧富懸殊，兩極分化，來為"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鄧小平路線做背書的。在"北京模式""發展就是硬道理"的這30年來，執政者一直不遺餘力地追求GDP，為謀"發展"，從" 消滅資本家"的一個極端，滑向媚資傍大款的另一個極端，以犧牲社會公平與正義為代價，政府的"政策屁股"，片面地坐在資本集團的立場上，因而拒絕工農成立自發組織，打壓社會群體維權，使廣大勞工弱勢群體失去了平等談判的資格，淪為資本市場上被任意宰割的羔羊，導致社會缺乏對資本貪婪發展的制衡力量。在這一進程中，"北京發展模式"為"兩強集團"的膨脹與發展提供了肥厚土壤；"中國特色"的體制、機制，則為公權私謀與資本貪婪聯手通過合法名義修改遊戲規則和不合法的掠奪手段實現私利和腐敗提供了極大的便利。這應該也是中共建制60週年的最大"業績"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