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國老太婆要當中國紅衛兵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963年在北京臺基廠她的住所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一張在文化大革命中廣為流傳的照片：毛澤東為一個滿頭白髮的外國老太在一本《毛主席語錄》上簽名。這個外國老太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胳膊上戴著一個醒目的紅衛兵袖章。
老太的名字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她是美國著名記者，1947年當中共被迫撤離延安時，她採訪過毛澤東。毛澤東當時說了一句"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大話和空話，贏得了全世界好漢崇拜者的一片喝采。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名字從此在中國人民心目中就和這句話聯繫在了一起。共產黨定都北京後，斯特朗成了中南海的座上客，長期為北京的外國專家局工作。
一九六五年斯特朗已經八十一歲了，滿頭白髮，但腰幹仍然硬朗。毛澤東發起文化大革命後，她響應偉大領袖的號召，起來造走資派的反。當時在北京的外國專家中，她可能是第一個接受紅衛兵袖章，表示自己也是造反派的人。這張照片當時傳遍了世界，西方的左派知識份子和青年從毛澤東賜給斯特朗這個西方人的恩澤中大受鼓舞。斯特朗後來加入了紅衛兵的隊伍，也去大串聯，她拄著枴杖走在遊行隊伍裡的另一張照片當時也十分引人注目。
斯特朗並不是唯一的外國在京革命老太太。有個叫露絲.史密斯的英國共產黨員，文革前夕來到中國時已經七十一歲，在外文局和新華社工作。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的人民日報在《外國女專家熱烈讚頌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報導中引了她的一段話，她說："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是我七十時還在中國參加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生活在無產階級朝氣蓬勃的中國，使我感到恢復了青春，充滿了活力、信心和熱情。"
二、外國專家的大字報
一九六六年六月初毛澤東發表《我的一張大字報》，掀起文化大革命後兩個多月，八月三十一日，國務院外國專家局的四個美國專家用化名貼出了一張被稱為"外國專家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其中說：為什麼在世界革命的心臟工作的外國人被推上修正主義的道路？是哪個牛鬼蛇神指示的這種對外國人的待遇？為什麼在中國工作的外國人，不論他是哪個階級，不論他對革命是什麼態度，都受到這種"五無二有"的待遇："五無"是：一，沒有體力勞動；二，沒有思想改造；三，沒有接觸工農的機會；四，不搞階級鬥爭；五，不搞生產鬥爭。"二有"是：有高、特高的生活待遇；有各方面的特殊化。
外國造反派用毛澤東思想的照妖鏡，在這種特殊的生活待遇的背後發現了一個十分可怕而陰險的全球性反革命大陰謀，如大字報中所說：
1，這是要革命的外國人不能真正掌握毛澤東思想，只能在口頭上說條條；2，使革命的外國人意志衰退，滑到修正主義的道路上去；3，阻礙在中國的外國小孩成長為意志堅強的革命者；4，把革命的外國人和他們的中國階級兄弟隔離開，破壞無產階級國際主義。
毛澤東很快就知道了這張大字報並作了批示，表示只要外國專家願意，他們可以和中國人民過一樣的生活，可以參加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的這個指示使國務院外國專家局的外國老頭老太紅衛兵們激動得不能自持。大字報的作者之一寒春當時對紅衛兵說：現在，我們聽到了毛主席的聲音！毛主席的聲音！......毛主席只用幾個字就把反革命修正主義者分裂世界無產階級的陰謀詭計砸個稀巴爛！
三、造反，奪權，專家斗專家
上一週我們說到文革時外國專家不但要當紅衛兵，而且在毛澤東發表《我的一張大字報》後，四個美國專家很快也貼大字報，要造黨內走資派的反。這是第一張也是最著名的外國專家大字報。後來很多外國專家紛紛響應，有的甚至以全家的名義寫大字報，表示全家老小都革命，都造反。
在這些外國專家"參與造反"以前，他們的很多孩子看到自己的中國同學可以打老師，罵家長，既威風又痛快，於是也回家對著自己養尊處優的父母大罵：你們這些美國特務！很多家長如坐在熱鍋上的螞蟻。現在好了，他們自己也成了造反派。
外國造反派加入文革後，像他們的中國造反派同志一樣，也成立了造反組織，拉起了革命大旗。當時名氣大一點的外國造反派組織有"白求恩-延安戰鬥隊"和"國際燎原戰鬥隊"等。這些外國造反派在顯示自己比別人更革命方面很能別出心裁，有個外國專家在批判劉少奇的文章中提出了一個新論點：對被打翻在地的劉少奇不但要踏上一隻腳，而且要踏上兩隻腳，一隻腳是因為他反對中國革命，另一隻腳是因為他反對世界革命。
成為造反派後，這些外國專家也跟著中國造反派起來奪權。最出風頭的是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工作的美國專家李敦白（悉尼.裡敦伯格）。此人出身名門，後來對革命著迷，十七歲就參加政治活動，後來加入美共。一九四七年他在為聯合國救濟署工作時來到中國，在周恩來介紹下去了延安，從那以後一直為中共工作。一九五三年蘇聯告訴中共說他是間諜，中共立刻翻臉將他下獄，後來查清他是被冤枉了，關了六年後放了出來。李敦白不愧是中共的外國好娃娃，挨了媽媽一頓重重的板子後，他對中共更依戀了。文革一來，李敦白就坐不住了。忠不忠看行動，他立刻響應毛澤東的號召起來造反，參加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奪權鬥爭，成為風雲一時的人物。
用今天流行的話來說，這些外國造反派成了當時北京文革浪潮中一道色彩繽紛的風景線。中國造反派舉行重要集會遊行時，都爭著把黃髮碧眼的洋造反派拉去作點綴，讓他們用怪腔怪調的中文念大字報，表態，痛罵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樣可以把自己的造反山頭和"國際無產階級"拉扯到一起。外國造反派的風頭引起了最喜歡出風頭的江青的不滿，有一次她說這是崇洋媚外。
這些外國造反派不但奪權，也在自己的隊伍裡深挖階級敵人。路易.黎和馬海德都是在延安時期就為中共工作的老革命，但他們和文革中被打倒的中共要人關係密切，因此成了外國專家造反派的靶子。他們揭發這兩個人是特務，和國民黨暗中有來往，還把路易·黎和賀龍一起拍的照片拿出來作為罪證。他們召開批鬥會，要求中共對這兩個人設立專案組進行審查。
四、中共後娘的板子
前兩週我們介紹了文化大革命中北京的外國專家們響應毛澤東的號召起來造反奪權的經過。這些外國造反派們在文革初期大出風頭，但好景不長，當毛澤東把劉少奇整掉，文革的高潮過去後，又輪到把前一陣的造反派放到肉斬板上了。這時，參加文革的外國造反派因其階級出身和西方背景而成了最理想的犧牲品。
在清查五一六分子和形形色色的政治運動中，很多外國專家不但被審查，批鬥，隔離，也被關押。外國專家的那些中國造反派同志馬上變臉，對他們如躲避瘟疫一般。有個外國專家說，當迫不得已要和這些外國專家發生工作聯繫時，這些中國人"像扔骨頭一樣把工作扔到我們的桌子上，然後轉身就走。"前面提到的那個七十五歲參加中國文革的英國老太太史密斯被認為有間諜嫌疑，只好回了英國。
最滑稽的是，有一個叫莫尼克的法國紅色女郎，她的父母在中國工作。這個法國姑娘在六十年代新左派的氣氛下長大，對中國革命有一腦子的浪漫幻想，以為文革就是她朝思暮想的自由和狂歡的節日，於是千里迢迢從巴黎來到北京參加狂歡，不料卻被投入牢房三年，罪名是她把淫穢小說帶進了東方的革命聖地。
一九七三年，文革的瘋狂隨著林彪集團的垮臺而失去了勢頭，這時中共又要利用這些外國專家了。於是，周恩來照例出來充當好人。在那年慶祝三八婦女節的宴會上，他對受迫害的外國專家道歉，把他們受的罪一股腦兒都推到林彪的身上。他還以他特有的戲劇性的風格來到一些外國專家面前，和他們擁抱，表示撫慰。周第一個就向坐在他身邊的英國老太史密絲道歉，她是周專門派人去英國請回來的。周的表演果然見效。一個美國女專家說："我個人的遭遇事小，中國的前途和命運事大。"另一個外國專家說："只要能把革命推向前進，周要我去坐牢，我也願意。"有個叫大衛柯魯克的英國專家被關了三年，出來後摸著坐牢坐出繭來的屁股深有感觸地說："現在我對革命的複雜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們比以前更想留在中國。"。
然而，美共老黨員、中共的外國老同志、文革中最出風頭的李敦白卻沒有這樣好的運氣。他此時仍然在獄中盼著黨給他平反，說一聲：孩子，媽媽錯打你了。但他造反太積極了，引起了中共的懷疑，周恩來提都沒有提他。或許這是中共的慣技，為運動留一段尾巴，表示當初審查批鬥和關押這些外國專家的決策雖然有失誤，但並不全錯，至今還在獄中坐地的李某就是一例。李敦白直到一九七八年才被宣布無罪釋放。
一九八一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後，這些外國專家們又聽到了一個令他們無比振奮的喜訊：他們在文革中大大小小說得清說不清的問題，在政治上已經徹底平反，他們以後再也不用擔心受媽媽的審查了。
對於這些外國造反派來說，似乎可以說，中共後娘的板子雖然下手時辣了一點，但打完後用溫暖的巨手一胡擼，那感覺比睡在親娘懷裡更舒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