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雞鳴時分
農曆丙辰年，神州大地上巨星隕落，地動山搖。
九月九日零時十分，一顆牽動著所有中國人的心臟停止了跳動。
在舉國致哀的的背後，更多的是惶惑、不安和期待。經歷了十年浩劫的中國老百姓，特別是知識階層中，一定有很多人雖然每天口上高呼"萬歲"，卻在心中等待著這一天。那些處於權力中心的大人物自不待言，連我和我周圍的朋友們都意識到，這一天將是中國社會從凝固走向變化的解凍點，是中國走向光明或黑暗的分水嶺。
當我在武漢一所大學裡參加毛澤東的追悼會時，在肅穆的哀樂聲中望著電視屏幕上眾多中央大員垂首默哀的鏡頭，我突然想起魯迅先生挖苦國民黨大員在孫中山靈前致哀的那兩句詩："靜默三分鐘，各自想拳經"，以至於忍俊不禁而想笑出來。我只好死勁掐自己的大腿，免得笑出聲來被革命群眾當現行反革命扭送公安機關。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同年八月二十日，國民黨元老廖仲愷在廣州被右派暗殺。其間相隔不到半年。這一幕歷史一定讓當時在廣州黃埔軍校任職的葉劍英有過深刻印象。因此，在毛澤東逝世後不到一個月，他便協同華國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逮捕了毛澤東的夫人等幾個灸手可熱的文革左派。
政局的劇變無疑給我們帶來了希望，但真正惠及一大批被打入社會最底層的莘莘學子的變化還得再等一、兩年，人們還需要時間從被長期禁錮的思想牢籠中解放出來。
這裡需要提及一個人物：溫元凱。我和他算是相熟，也有點緣分。文革前他是南京大學的"紅專標兵"，我是清華大學的"紅專典型"，因而有"南溫北葉"的說法。但近年來他住北京我居上海，變成了"南葉北溫"。至於他後來平步青雲，我行走地上，成了"天溫地葉"，已非同日可語了。
這溫元凱有一個"雞鳴"理論。他說公雞司晨必須鳴得不早不晚：太晚了誤事；太早了，天天吵得主人沒有覺睡，難免被一刀抹了脖子。政治上的事便大體如此，雖說天總是會亮的，但你如果在濃黑的夜幕中嚷嚷得太早了，卻往往會有殺頭之罪。只有在太陽露頭前的一瞬間大聲呼喊"天亮了"的人才能成為英雄、先哲或預言家什麼的。
這"雞鳴"理論雖說很通俗易懂，但做起來卻很難。一九八九年的時候，溫元凱等幾個社會精英跑到天安門廣場上一起"鳴"了幾聲。但這初試民主的啼聲一定是鳴得太早了，所以他先是被主人關進籠子裡禁聲，後又被放逐到太平洋對岸去闖蕩華爾街。數年後，早已從政治轉向經濟領域的溫元凱回到了中國。二○○八年，或許自以為已探得華爾街股市的深淺，當中國的股市到達五千點時他出了一本書：《牛市一萬點》，預測中國的股市很快會達到一萬點。結果股市應聲而落，一直掉到二千點以下。
看來，這一次他又鳴得太早了。
然而，當鄧小平在一九七七年復出後召開國務院科技教育座談會時，他曾經有過一個準時司晨的機會。在這次會上，溫元凱提出了一個十六字的高考恢復方案："自願報考，領導批准，嚴格考試，擇優錄取"。這一建議正中鄧公下懷，他當即表態："溫元凱，至少採納你四分之三，"當眾人發愣時，鄧公幽默一笑："第二句‘領導批准'可以拿掉。"溫元凱的這一鳴，在時間上拿捏得很準，所選的場合也恰當，他因此被自己和別人稱為"恢復高考與留學制度的首倡人"。但也可能他因此而過於自信，以至於後來屢屢"早鳴"。
三十年後，當人們回顧那段歷史時，在七七年的會上究竟是誰鳴了第一聲並得到鄧小平的首肯卻成了疑案，溫元凱有了爭奪桂冠的競爭者。
其實，在雞鳴時分，千家萬戶的雄雞都不約而同地引頸高歌是常見的事，是很難分清誰叫了第一聲的。我們能知道的是"雄雞一唱天下白"，黑暗已經過去，希望就在眼前。幾個月後，激動人心的"高考一九七七"便在那一年的冬天改變了千千萬萬個知青的命運。而我們這些生活在社會底層，已過而立之年的大學畢業生都在這雞鳴時分翹首以待。
•小鎮夜談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一九七八年前的中國，大大小小的工廠、煤礦、鹽田、中小學和建築安裝單位聚集著從"象牙塔"上下來的"堂前燕"--被掃地出門的大學生，因而空前絕後地"人才濟濟"，甚至成了"藏龍臥虎"的地方。
這些被打入基層的大學生們後來浮出水面的途徑雖說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其中也並不乏從基層做起，一步一個腳印，最後成為大公司總裁或"朝廷重臣"什麼的。但一九七八年那一次全國範圍內的"會考"還是像打開了閘門一樣，讓許多年過而立、懷才不遇的"才子"們湧現出來，日後在中國甚至是在全世界的政治、經濟、科技或文化等領域裡大放異彩。
大廠鎮，是和南京市區隔江而望的工業重鎮。清華留美預備學堂畢業的著名化學家侯德榜曾在這裡主持建成亞洲第一座純鹼廠，這鎮名或許便和這座廠有關。我在一九七七年"陰錯陽差"地調到從四川移師大廠鎮的"八化建"時，這個從事化工建設安裝的單位裡便"窩藏"著兩個日後在美利堅和法蘭西頗有名氣的人物。
瀋俊，清華無線電系六三級的學生，他在八化建的職務是一名普通的電氣技術員。考上清華研究生後去法國留學，獲法國國家博士學位，後來成為世界一流的計算機視覺和圖像處理專家、法國波爾多第三大學教授。他在計算機視覺領域提出的"邊界探測方法"被國際學術界稱為"瀋氏方法"，並獲得美國IEEE計算機學會頒發的"傅京孫獎"。
朱學淵，一九六五年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在八化建的子弟中學當一名普通教員。他考入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師從著名力學家談鎬生院士，後在美國蒙大拿州立大學獲得物理學博士學位。但讓他出了大名的卻是他後來涉足歷史語言的研究和對中共的辛辣批判。
一九七八年的早春，教育部和中國科學院決定恢復招收研究生的消息讓我和這兩個人有了較多的接觸。在八化建，朱學淵的玩世不恭是出了名的，見了面果然是名不虛傳，滿口的政治笑話。對他打算如何準備報考一事卻秘而不宣，或顧左右而言它，給我的印象是他早已胸有成竹。他的大姨子倒是個熱心人，一見面便要給我作媒，還真的給我介紹了一個身高一米七七的大美人，讓我頓覺矮人一頭。
瀋俊和我卻似乎憂心忡忡，這突如其來的希望曾讓我們都有點不知所措。我和他在校時並不認識，但我們既是校友又是煙友，為了報考研究生一事多次徹夜長談、騰雲駕霧，可說是一見如故。他戴一付基辛格式的眼鏡，在燈光下顯得臉色蒼白，額頭有棱有角，給人一種深思熟慮的感覺。和朱學淵的玩世不恭相反，他認真而又誠懇，我決定考回清華應當說是和他的分析和鼓動分不開的。
我頗有點自知之明，自覺是個有爭議的人物。畢業十年了，從沒想過還有機會重新走進決定命運的考場，我擔心清華園裡殘留的派性會節外生枝地將我淘汰出局。
瀋俊說：你不考清華會成為一件新聞，引起眾說紛紜。我已經製造了過多的"新聞"，也就只好硬著頭皮報考清華了。
•考場風流
選完了學校還得選專業。
經過十年的變化，校友中有徹底轉行的，如電機工程系的學生謝遐齡報考了復旦大學哲學系。他後來當了復旦大學社會學系系主任，近年來頻頻發表政見，步馮友蘭先生的後塵，在政治上"闡舊邦以輔新命"，儼然成了中國的"主流學者"。
我在清華讀的是流體力學專業，畢業後去四川，又沿長江順流而下，先武漢後南京，但無一處和專業有關。我生性好"流動"，遂決定改行，選了計算機專業。這既有趕時髦的意圖，肚中也還有個小算盤。
我不考清華會引起眾說紛紜，我考清華也有點眾目睽睽。考場上馬失前足的事必須估計到，改專業而考砸了或可免成眾矢之的。計算機專業的考試以清華計算數學專業的課程為主，要在短短的幾個月中惡補該專業的主要課程談何容易，我還真的差一點考砸了。
初試時，數學試卷的前兩道題佔了四十分，只要學過計算數學，能記住幾個迭代公式，套用一下便可做出。大多數考生都在這兩道題上得了滿分，而我居然交了白卷，因為我不記得或不知道這幾個公式。所幸的是我做對了其餘的幾道題目，得了六十分，勉強通過初試。
我是和瀋俊和許明賢一同進京赴考，去清華參加複試的，許也是無線電系六三級的學生。到了清華後他們去找當年留校的校友打聽考試行情，我跟著去了。在一個教師宿舍裡我們見到了兩個無線電系六四級的校友，瀋、許兩人自報姓名後便聊開了。在我的記憶中，兩位留校的青年教員氣宇昻軒，我因自慚形穢，不敢吭聲，怕暴露身份。
不料，聊著聊著其中一人突然冒出一句："聽說葉志江數學只考了六十分，真是不可思議。"瀋、許兩人忍不住笑了起來。氣宇昻軒的青年教員不免生疑，轉而問我："這位是......？"我只得含笑作答："在下便是數學只考了六十分的葉志江。"
果不其然，眾目睽睽後也還是難免眾說紛紜。
幸好我在複試時"露了一手"，讓我恢復了一點"名譽"。複試中最後一道關於編碼的"難題"只有我一個人答對，讓我因此得了最高分。口試時老師好奇地問我：你原來不是計算數學專業的，怎麼能解出這道題。我回答說：這道題和科學畫報上的一個數學遊戲很類似，我讀中學時就做過。
我成了電影《貧民窟的百萬富翁》裡的賈馬爾，那個沒有受過教育，但在"智力大衝浪"的節目裡因少年時的經歷而答對所有題目的幸運兒。
當然，他也很好奇我為什麼初試時數學只考了六十分。
我為應付口試很作了些專業上的準備，結果口試時問的全是關於我離校後的經歷和改專業的原因等"八卦"事。這同電影裡賈馬爾被警方反覆盤問他的人生經歷和答對題目的原因也相彷。
•別了，清華
我被清華錄取了。
然而，我所擔心的文革中關於我的各種傳言和殘餘的派性還是在隱隱約約地作祟。我在清華遇到了力學系副主任，苗日新老師。他告訴我，計算機的人曾到他那裡調查我在文革期間有無打砸搶的行為。苗老師對前來調查的人說："你要是見到葉志江本人，你就不會相信他會打砸搶。如果計算機系不敢錄取他，那就讓力學系錄取他。"
明明是我在文革中多次被打被砸，卻要調查我有無打砸搶的行為，這使我不免忿激起來。我報考清華時之所以顧慮重重，怕的就是這種不信任的暗箭。我生性心高氣傲，容不得無名的歧視。
在我收到錄取通知書後不久，兩個不速之客來到我在南京的家中。來客是中國科技大學計算機系的正付主任，他們向我轉達了學校對我的邀請，希望我能去中國科技大學讀研究生，條件是可立即安排我出國留學。
一邊是心存疑慮，一邊是熱情邀請。我決定離開清華這個是非之地，去科大那一方淨土，安心修煉。
然而，清華拒絕了我轉學的書面請求，我不得不親赴清華進行交涉。我和王醒民一同去見了何東昌副校長。何婉言挽留，但我去意已決，何答應研究後再作答覆。兩天後，校研究生處的一位處長向我傳達了校領導的意見：歡迎留下，但尊重個人決定。我很感謝何東昌校長和他一再勸說我留在清華，當我堅持簽字轉校時，我甚至能感到他遞筆給我時手在顫抖。
是呵，人非草木，豈能無情。在我簽字時，我的心也在顫抖。清華園裡的一草一木都記錄著我們的青春歲月，誰能忘懷！
然而，別了，清華。
這一走，二十一年中我浪跡天涯，再未跨進過清華的大門，直到畢業三十年時才回到清華和同學相聚。但那次返校並未留下多少印象或感觸之類的東西，只有當我後來下筆追尋當年的夢時，我才真正再度"回到"了美麗的清華園，那個讓我們成為男人或女人的"搖籃"。
•草窩鳳凰
中國科技大學在文革期間因"戰備疏散"的緣故從北京倉促遷到合肥，校舍簡陋陳舊，和美麗的清華園完全無法相比。但兩者有一點倒是相同的：六三年時清華學生宿舍裡的臭蟲和七八年時科大學生宿舍裡的蚊子不僅都以吸血為目標，而且在數量上也同樣驚人。
記得進清華的"第一課"是由高年級學生舉辦關於臭蟲災情的專題講座，介紹了他們"因陋就簡"地測定臭蟲數量的辦法：將手放在床板上，熄燈五分鐘再開燈，數一數爬到手上的臭蟲數量，便可測定災情的嚴重程度。據說，每次總有七、八個之多，光聽講都會一陣陣肉麻、肉緊。
儘管當時的革命宣傳正在有聲有色、大張旗鼓地進行著，要防止地主資本家捲土重來和避免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但對我們這些Freshman而言，那不過是"隔靴搔痒"，讓我們痒得心煩的是臭蟲，消滅新生的臭蟲成了比消滅新生的資產階級更為迫切的任務。在富於作戰經驗的高班同學指揮下，新生們將所有的桌椅板凳和雙層床統統搬到樓外，用開水和藥粉對臭蟲打了一場漂亮的殲滅戰。
十五年後，清華的臭蟲變成了科大的蚊子，照樣是吸血。不僅是數量更驚人，而且已由地面部隊發展為空中力量，難以採用清華學生"圍而殲之"的辦法。因為不能"畢其功於一役"，我們每天睡覺前都必須先和蚊子進行一場"空戰"：在臉盆裡抹一點肥皂水，然後向空中揮舞，用不了幾下，臉盆裡便像撒了一片芝麻一樣粘滿了蚊子。
即使白天坐在宿舍裡讀書也必須不停地抖動雙腿，讓蚊子難以降落。我後來去了上海交通大學，每當讀書，我依舊會抖動雙腿，就像巴甫洛夫實驗室裡的狗，已形成條件反射了。
雖然生活條件艱苦，但在一九七八年後的一段時間，科大校方銳意改革，大膽創新和羅致人才，校園裡倒是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科大少年班裡的神童在全國的名氣決不亞於今天的"超女"、"超男"。
溫元凱已在五年前就進入科大。我來科大後，這"南溫北葉"盡入科大殼中，倒也成了一段佳話。我在食堂吃飯時經常可以見到他，因為沒有桌椅板凳，大家都採雞尾酒會的方式站著吃，邊吃邊聊，很現代的。那時候的溫元凱正是春風得意的時候，每遇他，必侃侃而談，使我受益非淺。
計算機系的研究生班共招了四人：李國傑、馮玉琳、屈耀雙和我。別小看這當時在全國並不起眼的小小的研究生班，也不要小看科大計算機系的寒酸和師資力量的薄弱。因為沒有名家傳授，便乾脆放羊，讓我們四出遊學，尋找名師。馮玉琳投奔唐稚松教授，李國傑投奔夏培肅教授，我投奔了孫永強教授，都是國內名師。至於屈耀雙，早已列入出國名單，很快就去美國投奔洋教頭了。
李國傑和馮玉琳後來成為中國計算機科學的領軍人物，草窩裡飛出了金鳳凰。李國傑在美國普渡大學獲博士學位後回到中國主持研製成功曙光大規模並行計算機，現為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所長、中國工程院院士。他在普渡大學讀書時，租用了樓梯下面儲藏雜物的一個狹小空間作為臥室。不僅便宜而且促使他將更多的時間化在圖書館和實驗室裡。
馮玉琳是我們四人中的"長者"，一九六七年便在武漢大學數學系研究生畢業。一九八二年在科大計算機系研究班畢業時，中國剛開始建立博士學位的授於制度，他是第一批在中國獲得博士學位的人之一。幾年後，他出任中國科學院軟體所所長。
這"一軟一硬"的兩個中科院所長都出自我們這個小小的研究生班。
屈耀雙是清華無線電系六三級的校友，他後來在美國成了計算機網路專家，先後在美國IBM和微軟公司擔任高級工程師，可謂"軟硬兼施"。和電腦相比，或許他更愛好跳舞，週末時常常會從西雅圖飛到拉斯維加斯去跳舞。他在弗吉尼亞一所大學教書時，我曾跟著他開一、兩個小時車去巴爾的摩附近的舞場盡興，他跳得大汗淋漓，我卻只會"慢三步"。
•求學京滬
因為我的轉校過程就像在舞場上跳"慢三步"一樣慢了幾拍，我錯過了出國留學的機會。科大教務長任知恕專門為此和我談了一次話，一是保證研究生畢業時安排我出國，二是讀研究生的三年中我可選擇去任何學校。
佛祖可捨身餵虎，我不過是留在科大餵幾個小小的蚊子罷了，何況這裡有那麼多志同道合的"修道士"，我夫復何求？除了溫元凱、屈耀雙和李國傑等人，吳忠超也是在這裡認識的，我和他的友誼一直延續到今天。吳給我的最初印象是個大孩子，但除了讀書，這個"大孩子"居然沒有其它愛好。他後來成了霍金的學生，在冰涼的宇宙中，無疑是需要耐得住寂寞的，坐在輪椅上或缺乏愛好都有助於對宇宙奧秘不懈的探索。
然而，除了李國傑，我的這些朋友都是列入公派出國名單的，一年後便相繼赴歐美深造。我獨自留在科大，如晉朝人李密所言，外無相知可切磋論道，內無相愛可執子之手，很有點"煢煢孑立，形影相吊"了。於是，我便"雲遊四海"，去京滬兩地求學。
我先去了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聽課。聽了什麼課已不記得了，但眾多男學生如奧涅金一般的驕傲和神采卻讓我印象深刻，自覺自己成了那個從鄉下來的姑娘－達吉雅娜，羞於見人。在人群中還有幸見到過於光遠和宋任窮的兩位千金，光彩照人，唯有高貴兩字可加以形容，我只敢站在遠處"偷窺"。
但印象最深的卻是這些意氣風發的"天之驕子"裡三層外三層地擠在教室裡看港臺錄像片的場面。在那個年代，這可是既新潮又刺激的娛樂活動，場面之熱烈讓我至今都彷彿能聽到人群裡發出的叫聲。就是這些"天之驕子"在兩年後掀起了自費出國留學的高潮，將官方小心翼翼地開啟的國門徹底打開了，從此自費留學在全國磅礡興起，
三十年來，近百萬華夏學子走向世界，其意義可謂不小，足可與當年李石曾、吳玉章、吳稚暉等人發起的赴法勤工儉學運動相PK。朱學淵在《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和自費出國留學潮的興起的回憶》中提及，當年的研究生院英文教員Mary小姐是自費出國留學的幕後"策劃者"，功不可沒。鄧小平最初提出的"走出去，引進來"的設想後來竟以一個未料的方式完美地得以實現。
一九七九年盛夏，我在上海由"熱戀"而"熱婚"，遂轉入上海交通大學學習，並在交大完成學業。
在學生們蠢蠢欲動"走出去"的同時，國外的學者專家也陸續被"引進來"。我到交大不久，美國賓州大學沃頓學院的Carr教授應邀訪華，並作為期三週的講學。Carr是全美計算機協會的主席，有點小名氣。上課第一天便出了一道數學題，說他在美國講課時，有一個學生曾在課程結束時解出了這道題。他希望三週後我們中間也能有人解出這道題。
這可是我生平第一次面對洋教授，還是個名人。因此，我特別想解出這道題，不是三週後，而是當天，好讓這個"洋老頭"對中國人刮目相看。回家後冥思苦想一番後居然解出來了，而且還推廣到更複雜的情況。
第二天一早我站在黑板前等候"露臉"，不料擔任翻譯的計算機系主任謝教授不肯幫我翻譯，一再提醒我不要出醜，讓外國人看笑話。我急得只好在黑板上亂畫，好在數學語言全世界通用，站在旁邊的Carr教授很快便明白他的"難題"被我破解了，緊張兮兮的謝教授在Carr的連連點頭下終於輕鬆地做起了翻譯。
外國專家在中國講學中的這一花絮上了光明日報，Carr教授也成了我的業餘導師，我的研究生畢業論文題目便是他回國後向我推薦的，那是破解美國計算機權威Bacus在他的圖林講演中提出的關於函數式程序設計語言中的幾個數學難題。
和我的幾個研究生同學後來所取得的有重大意義的研究成果相比，我的論文不過是一個數學遊戲而言。但我或許創造了一個"記錄"，因為我的研究生畢業論文居然獲得了國家自然科學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