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是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大使館門口每天都排著長長的辦理去美簽證的隊。這幾年，排隊的人們交流的一個重要信息是，辦理自費出國留學的，除了拿全額獎學金的之外，用國內的親人作經濟擔保更容易拿到簽證，因為，簽證官知道，中國有富人。
不僅簽證官知道這一點，幾乎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了這一點。
紐西蘭的車商總結了經驗，但凡是華人子弟來買車一般都是現金交易；去過上海的紐約人看到那裡的高樓大廈心裏的優越感多少受挫；過去被譽為亞洲消費之首的日本已經被中國大陸的遊客代替；西方媒體大量討論中國GDP的高速增長，並且配上熱火朝天的建築工地的照片。而中國國內，相當數量的城鎮民眾也都感到了在過去的幾十年間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所有這些，再加上媒體的高度渲染，在中國人頭腦中潑灑出了一副濃墨重彩的盛世中國圖。
但是，另一方面，美國大使館前長長的隊伍還透露了另一個信息，那就是中國的精英階層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一直在向外跑。求學，定居，投資，為兒女移民。他們中很多人急切地想在外面找一個落腳點或者是備用落腳點。而另一部分人，雖然出國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深造，但是對於自己將來真正在哪裡發展也不確定。但是毫無疑問，出國留學將給自己的未來增加另一種選擇的可能。
說到這裡，讓我們做一次跨越時空的比較。1300年前，中國出現了一次盛世，那就是人們心目中永遠的唐朝。當時的長安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匯聚了世界各地 來中國求學的人。長安城內居民約百萬，各國商人和留學生常住的就有數千人。默罕穆德對他的門徒說:求學問應當去中國! 有意思的是，當我們查閱有關唐朝的資料的時候，滿紙跳躍的都是遣唐使，留學生，外國使節，但是卻很少看到唐朝人怎樣出國深造，出國定居的描述。這應該就是盛世天朝的氣魄吧-他自信的吸納百川，慷慨地給與，不經意間，耀眼的光芒已經籠罩世界。
對比兩個時代，我們看到了一個巨大的區別，那就是"信心"。唐朝人信心萬丈，所以一介書生就能"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一聲嘆息也是"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而今天的中國人對未來沒有信心。即便是口袋裡有錢，心裏也裝了許多的不安。因為在這裡，"盛世"和崩潰幾乎同存一室。也因為如此，它的現狀和前途就成了當今世界最大的謎思。
看看下面的數據，誰又能不困惑呢？
據中國官方資料顯示，2006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比1979年增加28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比1979年增加 23倍。同一時期內國民生產總值，也就是GDP則增漲了 51倍。雖然中國人的收入增加遠遠落後於GDP增長，並且同期的物價增長也大大縮小了居民實質上生活水平的提高幅度，而且中國官方的統計數字裡麵包含極大的水份，但是，對於幾十年來窮慣了的中國人來說，這些數字仍然足以令人驚嘆。中國人對現代化生活的描述在幾十年間迅速的上升了多個台階。從老三件(自行車、縫紉機、手錶)跨越到新三件(洗衣機、電視機、電冰箱)，從新三件到擁有股權、房產、汽車，如果只是從歷史的縱向和中國的過去相比，這個發展的速度是不俗的。
GDP的增長，使中國正在成為國際上舉足輕重的經濟體，對世界經濟和政治的影響力日甚，從而帶來了國際地位的迅速提高。東亞病夫的帽子被狠狠地甩掉，取而代之的是全世界投來的驚羨的目光。
但是另一方面， "盛世"的高歌還沒有唱到最強音，重重的危機已經浮出海面。從90年代開始，全民普遍從經濟改革中受益的情況已經開始出現變化，這種變化越來越快，也越來越激烈，以至於當我們把統計數字中的"平均"兩個字拿掉，我們就看到了一幅氣象大不相同的畫面。
美林和凱捷聯合發布的《２００８亞太財富報告》指出，截至２００７年底，中國共有４１．５萬位個人資產超過１００萬美元的富豪人士，比去年增加了２０．３％。這些富人的財富共計21165億美元，折合人民幣約14.82萬億元，相當於2007年國民生產總值的60.1%，也相當於2007年全國財政收入的將近三倍。而這部分人口則只佔全國人口的萬分之三。
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已居世界第一位。中國農村未解決溫飽的人口有3千萬人。在北京，流傳著這樣一個說法，以北京為中心向任何一個方向延伸100公里，你就可以看到一個佔據光譜兩極的中國：弗萊士酒店一晚8萬元的總統套房不乏顧客，100公里以外的河北易縣一家人沒有一床像樣的棉被。
貧富分化已經成為中國社會最主要的特點之一。但是，它並不是衝擊中國"盛世"形象的唯一一道衝擊波。
中國的生態環境已經達到了崩潰的邊緣。
中國主要水系的2/5已經成為喪失水功能，人體接觸可能會造成傷害的劣五類水。3億多農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 全球污染最嚴重的10個城市中，中國佔5個。4億多城市居民呼吸著嚴重污染的空氣，1500萬人因此得上支氣管疾病和呼吸道癌症。
中國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嚴重的國家，目前全國水土流失面積佔國土的38%。超過90%的天然草場退化，近4億人口的耕地和家園處於沙漠化威脅之中。中國環保總局承認，在不久的將來，將有1.5億中國人淪為生態難民。
進入21世紀，中國製造的產品幾乎遍佈世界任何一個角落。但是，中國卻是世界失業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失業率達百分之二十以上。
90年代後期開始，中國老百姓普遍描述自己身上壓上了"新三座大山"。即住房，教育，醫療。七成以上的市民買不起房，即便已經買房的很多人都成了高價房的 "房奴"。老百姓對房地產問題早已是"民怨沸騰"。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地年輕人結婚買房子，最流行"六人買一套房"，即小倆口結婚買房的首付款由雙方父母用晚年防老之用的"養命錢"支付，他們自己則負擔每月的貸款。
曾經被引以為豪的巨額外匯儲備最終被證實成了燙手的山芋。近兩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在被積累的過程中造成中央銀行被迫發行八倍於此的人民幣將其買入，而這十幾萬億人民幣再通過商業銀行系統的作用層層放大，這些資金如潮水般衝入中國經濟系統，大大加重了通貨膨脹的壓力。從2006年起，中國開始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地產、水、電、煤等公共產品輪番漲價，工人的工資無論如何上長，都趕不上物價上漲的速度。有工作的人尚且如此，那些失業人員和沒有生活保障的大量農民，他們的生活水平幾乎每天都在下降。
中國的官員可能是世界上最風光的公務員。中國每年公款吃喝，公車消費，公費出國消耗財政費用達 7000 億元。與此同時，中國卻是世界上教育投資最少的國家之一，每年國家投入不到GDP的4%，比非洲窮國烏干達還差。
中國是高檔住宅，豪華奢侈品，貴族俱樂部發展最快的地方，但是在它們的光環照不到的地方，是巨大面積的下崗工人、貧困農民、難以為生的退伍軍人，絕望的拆遷戶和司法不公的受害者。這些人心頭的委屈和憤怒像一座隨時可能爆發的火山。
從1993年到2003年間，中國"群體性事件"數量已由每年1萬起增加到 6萬起，參與人數也由約73萬增加到約307萬，2004年的"群體性事件"有74000起，2007年則超過90000起。
30年來，除了物質生活方面的變化之外，對中國社會帶來巨大衝擊的，就是信仰的破滅。雖然共產黨在宣傳上仍然沒有拋棄共產主義的陳詞濫調，但是，從總書記到農民，沒有人再相信共產主義。同時，中國傳統的信仰在共產黨的壓制下幾乎消失殆盡。人們在信仰真空中迷失了精神的方向之後，把發財掙錢上升到了意識形態和全民信仰的高度。
2007年，中國製造的有毒寵物食品和含鉛玩具給全世界上演了一場生動的中國製造實景秀。時隔一年，含三聚氰胺的嬰兒奶粉則幾乎讓全世界對中國製造食品的信心全面崩潰。而最可憐的是那些還沒有學會說話就離開了人世的三聚氰胺嬰兒。
誠信的喪失，道德的墮落像洪水一樣盈灌了整個社會。現在大陸民眾對"性"的認識，可謂"與時俱進"，把"性"作為一種社會的娛樂活動，徹底顛覆了人們對傳統家庭的概念，一夜情，包二奶，從高官到平民，成為社會時尚。"只笑貧，不笑娼"，中國社會道德的敗壞導致妓女人數越來越多。據北師大金融研究中心估計，目前在中國淹沒到"性產業"這一溝絕望死水中的賣淫女不少於500萬人，如果每個人帶動三個輔助就業人員，則中國"性產業"從業人員約達2,000 萬人，為中國經濟所作的直接與間接的貢獻約佔國內生產總值的12.1%－12.8%。
在所有這些之上，還有逼近15億的中國人口。巨大的生存需求，龐大的生態壓力，懸殊的生存狀態，矛盾的利益方向使他們整體上成為一個躁動不安的龐然大物。
面對中國錯綜複雜的雙面性，中國新一代的領導者技巧的用了一種較他們的前任看似更中肯的說法來描述中國的國情和共產黨的領導。中國總理溫家寶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改革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我們現在雖然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但是前途是光明的。
另一方面，被稱作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的鄧小平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耐人尋味的話，他說："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了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按照一般的理解，如果貧富分化 只是因為一種無意的政策失誤而導致的一種局部的負面結果，那麼把這個政策糾正過來就好了嘛，怎麼至於上升到整個失敗了的地步呢？
也許，貧富分化，以及當今中國出現的諸多問題，最關鍵的是要看它是改革的過程還是改革的結果？它是一種無意的政策的局部失誤還是中國改革模式的必然產物？它發生的根本原因是什麼？這裡面有沒有一些不可調和的矛盾始終伴隨中國的發展過程，從而使中國走上了一條為瞭解決舊矛盾而造出新矛盾，為了維護什麼，就必須犧牲什麼，為了達到什麼，就必須遷就什麼，為了掩飾什麼，就必須壓制什麼的路。對於一個國家和民族的長遠發展來說，這個模式意味著什麼呢？
2500年前，西方哲學的始祖之一柏拉圖寫了一部對後世影響深遠的書。這本書叫做《理想國》。它以對話的形式討論了一個理想城邦的各方面應有的狀態，在更深的層面，他試圖通過理想城邦的例子證明一個概念，那就是"公義"是什麼。最後他得出的結論是，真正的公義應該是一種完全意義上的公義，也就是說，對你的公正和正義，就是對我的公正和正義，就是對一切人的公正和正義。這個公義體現在國家生活上，其中一種表現就是"各司其職"。每個人都做自己應該做的事情，履行自己應盡的職責，合起來就是一個理想國，就是一種最佳狀態。他試圖告訴人們，公義是一切的基礎，只有真正和完全意義上的公義才能夠造就一個理想國。
二十世紀的90年代，中國出現了一次短暫的爭論。爭論的題目和柏拉圖在2500年前提出的這個關於"公義"的命題頗為相似。中國人爭論的題目是：公平和效率哪個應該優先？思想界爭吵了一段時間後，由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一錘定音：效率優先。為了效率，可以暫時犧牲公平。於是，就有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白貓黑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等的國策。有意思的是，同樣是追求一種理想狀態，一種最佳的效率，中共的選擇是犧牲了公平才能達到效率；而柏拉圖費盡心思論證的卻是，最高的效率，最好的狀態,也就是建成一個理想國，只有通過真正意義上的公平和正義才能夠達到。
究竟哪一個才是對的呢？
也許這兩個都對。只不過，哲學的始祖描述的是世事的根本道理。共產黨選擇的則是在危機迫近其之時，如何快速解脫的所謂捷徑。而中國的悲哀就在於，他一次又一次的被迫選擇了這樣的"捷徑"，並且在這個過程中，他已經越來越無力走上任何其他的道路。
但是，畢竟這"捷徑"也帶來了輝煌。雖然。輝煌和崩潰平起平坐。於是,今天的人們便迷失在這平起平坐中,看不清中國的前途到底在哪裡。那麼? 我們是否需要一些更精巧的計算,更華麗的模型,更誘人的理論，或者依據一些聽起來更實在的對老百姓的承諾,來揣摩中國未來的走向呢? 。。。其實，我們此刻真正需要的是一種我們從來沒有在意過的最基本的哲學思考。因為我們共同走過的歷史-輾轉沉浮，興衰成敗，都已經證明過，它才是一切世事的根本道理，它才是源頭，我們應該用它來縷清中國。事實上，當我們把13億中國人在過去30年中的生命軌跡勾畫出來的時候，我們自然而然就看到了一條路 -- 那就是我們一直想要看清的那條路，它簡單的圍繞著公義的得與失，它不僅來自過去，更重要的是，它也指向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