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一甲子，天干地支一輪迴。對於中共來說，"輝煌六十年"，這是值得紀念的喜慶年份。即使新疆人心惶惶、烏市街頭仍然瀰漫著濃重的血腥味，即使北京自我隔離、百萬"維穩"大軍將首善之都圍成了一座孤獨封閉的死城，似乎也無損於他們自娛自樂的喜慶氣氛。
凶歲沖喜，以壯官威
凶歲沖喜，以壯官威。這大概是因為他們早有預期，怕這樣"十全十美"的好年份剩下不多，慶一次，就少一次。下一個十年，將黨心紛擾，下一個三十年，恐民心難料。我們這個時代，最確定之事，就是一切待定，國是不明、前程未卜。下一個六十年，就到了二○六九年，那將會是什麼情景呢？我們完全可以提前確定，六十年後的十月一日，將不再可能是子孫後代們的"國慶"日（倒極有可能被定為國難日，或全民憶苦日）。想想將來的中華兒女，真要讓我們這些六十年前為過非、作過歹的不肖祖宗們，感到由衷的羞愧。
晚清國情與今朝驚人相似
六十年黨國，不堪回首。再上溯六十年，是遙遠的一八八九年，那是大清帝國的晚年。世事多變，今昔國際環境已不大可比，而若以"特殊國情"論，卻與當今驚人的相似。那時候，清王朝已從太平天國、拈軍、新疆叛亂的"浩劫"之中拚死掙紮了出來（其慘烈程度亦如我們從文化大革命中掙扎過來一樣），健步走上了同光兩朝蒸蒸日上的"中興之路"（我們現在是叫"復興之路"）。一八八九年，似乎也是一個好年份，時值帝國"中興"的頂峰。為了國運振作、皇權長久，當年的大清政府也曾經"解放思想、開動腦筋"，發動了"只經改、不政改 "的洋務自強運動（一如我們現在所謂的"改革開放"）。歐風美雨馳而東，中國的近代事業就從那時悄然開張。那時候，經過了三十多年的洋務自強，招商引資、設局辦廠，開礦煉鐵、造船筑路，股市紅火、錢莊興旺，其實也是如火如荼，政績斐然，"輝煌" 得很。那般熱鬧光景，並不見得就比當今遜色。
然而，僅僅五年之後，經甲午一役，洋務運動現出了其虛弱的原形。從此"經濟改革"一蹶不振，帝國政局也江河日下。戊戌政變，康梁遠走、光緒被囚。庚子事變，聯軍入侵、兩宮"西狩"。清政府實在是左右為難、無路可走，這才萬不得已下定決心從"變器"轉為"變法"、從"洋務"轉為"新政"，半心半意、滿不情願地開始 "仿行憲政"。用現在的話來說，大清帝國終於克服了改革道路上的重重阻力，啟動了眾所期盼的"政治體制改革"。可惜為時已晚，也有些被動了。
內外不諧，諸事不順
上世紀之初起步的清廷政改，與近些年來擬議中的中共政改，其思維大體一致，路徑也大體一致。都是先糾纏於"釐定官制"（現在叫做"行政體制改革"），後遇阻於"祖宗之法"與"君上大權"（現在謂之"四個堅持"、" 黨的領導"）。結果，改官制就成了爭權奪利的戰場，保君權就成了制度轉型的屏障。"晚清新政"是內外不諧、諸事不順，所製造出來的新麻煩，比它所能解決的老問題還要多。黨爭不斷、權鬥激烈，滿漢糾紛、央地衝突，紳商失望、督撫離心，官亂於上、民變於下。"群體性事件"四處蜂起、風起雲湧，革命形勢一觸即發。一班宗室親貴（如今我們把這一類人稱作"太子黨"）偏偏要咸與參政，妄圖排漢官、削督撫，要關起門來搞他們的內部"憲政"（現在的名詞，是叫做"黨內民主"或"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欲以皇權對抗民權，以宮廷和官府的內部民主取代規範有序的憲政民主。在帝國"維穩"最為吃緊之際，"太子黨"們竟然端出了一個由王公貴爵所主宰的"皇族內閣"。犯下了最後這一堆錯誤，愛新覺羅朝廷的好日子算是過到頭了。再想要洗心革面，也就沒有機會了。偌大一個大清帝國，終至無所依憑，不堪一擊、土崩瓦解。
今紅朝諸公氣度遜清西太后
清朝是不時興辦什麼"國慶"的。他們精心操辦的最後一次帝國慶典，是慈禧太后的"七旬萬壽"。也與當今的六旬國慶一樣，氣派無比、莊嚴隆重，炫權耀富、勞民傷財。不過，慈禧的生辰慶典雖然奢侈煩費，卻也是做過一件好事的。借"萬壽"之機，懿旨特赦除康有為、梁啟超、孫文之外的所有戊戌案犯，革職者"開復原銜"，監禁者"一體開釋"。實際上，她是找了個機會為政治犯平反、與反對派和解。對於當年權大威重、一言九鼎的老太后來說，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子，這已經很不容易，更何況，在她與"戊戌案犯"之間，不僅有犯上作亂的 "國恨"，還有"圍園劫後"的私仇。在這一點上，當今的中南海紅朝諸公遠遠比不上昔日西太后的氣度。黨國六十年大慶了，不見"六四"平反被提上議事日程，也見不到達官貴人們表現出哪怕一絲一毫息事寧人、"與民同樂"的仁心慈念。滿目所見，他們盡忙著與民作惡，一門心思截訪民、抓刁民、控網路、封異議去了。風霜雪雨兩甲子，政治進化不過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