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年來臨時，無數農民正絕望的境地中無聲無息地死去。可是元旦那天，中共中央主辦的《紅旗》雜誌刊登的卻是這樣的文章（作者為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全省一千二百十三個人民公社和三十三萬多個公共食堂，都像鋼鐵一樣鞏固起來了。""一九五九年河南省所以能夠戰勝幾十年沒有過的．．．．嚴重乾旱，保證了農業的大豐收，就是人民公社發揮巨大威力的結果。"過了半個月，第二期的《紅旗》又有一篇長達十一頁的文章，歌頌"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領導下"取得的"一九五九年農業戰線上的偉大成績"，說五九年"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基礎上，繼續獲得了大躍進"。文章雖然提到五九年的天災，但講的是"重災保產，輕災增產，無災大增產"，"大災不減產，小災大豐收"。正如五九年十月二十日《人民日報》所說："安徽戰勝歷史上最嚴重的乾旱，水稻、棉花、甘薯樣樣增產。""山東堅持六十天抗旱，平原、山區、丘陵地帶處處報喜。"沒有一丁點兒災難的影子。二月一日出版的第三期《紅旗》，又刊登文學家點綴升平的文字，"水肥魚又肥，大片稻子插上豐收牌"。說從合作社到人民公社，農民生活"一步高一步，一層高一層，就像上樓梯，越高越好看。"
一九六○年一、二月間，全國餓死的農民當不少於四、五百萬，但中共中央主辦的雜誌當時就是用這樣的文字矇騙世人，粉飾太平。同年十月一日國慶節那天，《人民日報》更大字宣告，"兩年來，全國大部分地區連續遭受嚴重自然災害"。六一年一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發布公報，也將國民經濟的"困難"歸咎於"連續兩年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一九六二年後又將"兩年"改為"三年"），所以有必要費點筆墨在此論證一番。
首先，自有文字記載以來，中國就是豐歉年年相交替，從未有過從南到北，從東到西遍佈全國的"連續三年自然災害"。翻開《中國歷代天災人禍表》（注１：一九三九年，陳高佣編。）以二十世紀為例，辛亥革命前的十年間，數一九○九年的災害最重，也不過是局部地區的天災："福建漳州等地，水。黑龍江黑爾根等處，水。湖北荊州等處，大水。江蘇溧陽等數縣，水。廣東佛山等縣，水。吉林省城等處，大雨。甘肅全省亢旱。湖南長沙旱。"像這樣的自然災害人類目前尚無計躲避，但一個廉潔、有效的政府應該能夠對付。偌大一個中國，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邊有北方，一省或數省遭災，只要政府健全，完全可以避免飢饉。一九一○年前後，清廷內外交困、搖搖欲墜，救災雖不力，卻也並未引致全國性的飢饉。第二年它不堪武昌起義之一擊而土崩瓦解，也不是由於災民造反，與明末的情形完全不同。
至於一九五九年至六一年的"三年自然災害"，我們先來看五九年。五九年的成災面積（受災減產百分之三十以上為"成災"）低於五六年和五七年（注２：關於受災面積的數字均取自一九八三年《中國統計年鑑》第二一二頁。），而五六年、五七年除廣西人為造成的數百人餓死外，並未造成飢饉。所以五九年並無足以引致飢餓的天災。
但另一方面，由於大躍進搞亂了正常的農業生產，一九五九年的糧食產量只有三千四百億斤（注３：見《中南財經大學學報》一九八六年第一期。）比五七年少了五百億斤。顯然，這減產與天災無關。三千四百億斤本餓不死人，可是中共中央當時得到的統計數字卻是五千四百零一億斤。（注４：《紅旗》雜誌一九六○年第二期第十七頁。）各地多報了產量，就得多繳"餘糧"，黨的幹部層層追逼下級完成"國家任務"，結果把農民的口糧徵去了一大半。山西農民一天口糧五、六兩就算是不錯了，許多地區農民一天僅一至二兩糧，甚至斷糧。所以，可以肯定，一九六○年麥收之前，農民所以缺糧是因為官家"徵收過頭糧"，而不是由於天災引起的歉收。
兩千萬人大多數是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至六○年夏收前幾個月青黃不接時死去的，六○年是否有"自然災害"同他們沒有關係。他們餓死時，《人民日報》正在發布社論，鼓吹"以更高的速度持續躍進"，正在為全國"躍進浪潮日高夜漲"叫好，而毛澤東正在政治局會議上號召"把世界各國都拋在後面"。那年即使有災害，他們也是死在災害之前，並非天災的受害者。當時國家還有糧食，只要縣委書記像趙樹理那樣如實報告缺糧的情形，政府將徵收過頭的那部分糧食退還農民，他們就不會餓死。實際情形是，"領導幹部"們掩蓋真相，把守交通要道，使千百萬飢民處於絕望無援的境地，坐以待斃。而有幸活下來的人也因為飢餓而無力操持農活，荒廢了農作物，有的乾脆就沒有種上。正如中共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所說，春耕季節，"地裡看不見人跡，村裡看不見炊煙"，致使六○年全國性大減產。
一九六○年全國糧食產量僅二千八百八十億斤，（注５：見《中南財經大學學報》一九八六年第一期。）比五九年減少近五分之一，比五二年的產量還低，但人口卻比五二年增加了將近一億。死了那麼多人，各省都不敢再吹牛了，一下子又都向中共伸手要救濟。但六○年糧產跌得太厲害，國庫糧食不夠分，城裡人都降低口糧定額"支持國家"，但仍無濟於事。這也就為何年底時湖北省長"砍腦殼"也要向管財政的副總理李先念要糧，而李"砍腦殼"也拿不出糧的原因。
至於一九六○年的自然災害雖比較嚴重，但成災面積比七八、八○年只略多一點，所以也不是造成全國飢饉的大災害。如十月一日《人民日報》所說："華北、西北不少地區七月以前一直缺雨；廣東、江蘇、山東和東北相當部分地區遭受颱風澇災也比較重。"（七月底時，颱風在遼東半島登陸，引致百年未遇的洪水）但是，從黨報上看不出任何危機：
九月三日：陝西省"戰勝了乾旱"，"初步摸到了無雨保豐收的系統經驗"。
九月六日：社論號召南方十三省爭取稻高產多收。
九月十二日：遼寧戰勝洪水侵襲，生產"在很短的時期內迅速恢復"。
九月二十日："全國各地湧現了很多畝產千斤左右的小麥高額豐產田"。
九月二十六日：貴州"全省中稻、玉米相熟，各族社員們喜氣洋洋，開鐮收割"；內蒙古錫林郭勒盟"獲得了大豐收"。
於是十月一日鄭重宣布："人民公社已使我國農民永遠擺脫了那種每遭自然災害必然有成百萬、成千萬人飢餓、逃荒和死亡的歷史命運。"
且不說《人民日報》是在粉飾太平，睜眼說瞎話。天災不等於飢餓和死亡，這話本不錯，但前提是政府功能正常。譬如一九四九年，國內戰爭在華北剛剛平息，嚴重的災害就來臨了。先是久旱，繼而暴雨、洪水氾濫。全國一億畝農田受災（約佔當時農田的十五分之一），災民達四千萬。河北、天津、唐山，滄州一帶，千里平原成了一片汪洋。十月前董必武任華北人民政府主席，十月建國後任副總理兼中央防汛總指揮部主任。他指示"不許餓死一個人"，並說"能否做到這一點，是對各級人民政府的考驗"。當時，至少據官方說，河北果真沒有餓死一個人。
可是一九六○年的各級攻府，正如前述，已完全不是一個功能健全、運作正常的政府，大量的政府官員掩蓋真相猶恐不及，遑論救災。而他們所以那樣做，多半出於無奈，因為直到此時毛澤東仍然"不知道或不相信"（趙紫陽語）無數的農民已經餓死，還在發他的躍進燒。既然毛說一九六○年要以"更高的速度持續躍進"，政府官員自然不敢報告"大事不好"。像作家趙樹理那樣，敢在大家"持續躍進"時開口向上級討糧食賑濟飢民的，實在少之又少。由陽城縣人民所說"要不是趙樹理，我們早餓死了"，亦可以推斷，六○年上半年農民餓死與否，主要取決於中共縣委、省委書記們是否向上級說了實話。只要他們肯向上司說實話，承認過去吹了牛，把農民的口糧充作"餘糧"交進了國庫，那麼多半能討回一些糧食，使治下的飢民免於一死。但他們就是沒有那麼做。到了六○年夏、秋兩季，糧食大幅度減產後，紙包不住火了，可是已為時太晚，再說實話已來不及了，國庫空了，再向上伸手要糧當然要不來了。
應當說明，要是一九六○年完全按照毛澤東的主意行事，災難本會更加嚴重的。那年產鋼二千二百萬噸的計畫本來是在廬山會議後為反右傾而幾度加碼上去的，毫無完成的可能。到了夏季，毛見這個計畫可能泡湯，著急了。有一天，他將李富春、薄一波這兩位主管計畫和經濟的副總理找去談話，說："辦鋼鐵要大搞小土群、小洋群．．．，今年要動員七千萬人來干。"又說："實力政策，實力地位，世界上沒有不搞實力的．．．．手中沒有一把米，叫雞都不來。我們處於被輕視的地位，就是鋼鐵不夠。要繼續躍進．．．．十年搞一億噸，上天。"（注６：《黨史研究》一九八○年第六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