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支持中國共產黨及文化大革命的前西德的毛分子施威德日茲克先生，出版發行胡傑拍攝的記錄文革紅衛兵暴行的影片《卞仲耘之死》，以促使德國知識界從新反省他們對於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看法。
荷蘭的前毛澤東分子波摩爾先生，看到中國共產黨政府的殘暴和對人權的踐踏後，認為自己有義務揭露中共罪行，監督荷蘭政府對中國的政策。他並且成了荷蘭政界支持藏族、維吾爾族、法輪功學員維權運動的主要人物。
德國的施威德日茲克（W. Schwiedrzik）先生，在七十年代是德國信仰毛澤東思想的共產黨的重要領導人。他多次到中國訪問，並會見過很多高層人物。在法蘭克福書展時，他就在中國的展館內舉行了有關記錄中國文化大革命紅衛兵暴行的，由中國的胡傑拍攝的文獻片《卞仲耘之死》的德文版發行式和討論會。關於他的出版社為什麼會出版這部根本不會有任何經濟效益的文獻片，記者採訪了施威德日茲克先生。他說，在七十年代，他們錯誤地相信了中國的宣傳，把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當作第三條道路看待。但是後來在粉碎四人幫後，他看到了事實，尤其是得知波爾布特的罪行後，他就想，為什麼這些人竟然如此殘酷地屠殺和迫害民眾。此後他一直在思索這個問題，因此被極左派們排除在外。為此，他也鼓勵他的妻子，維也納大學的著名漢學家魏格林教授繼續研究這一段歷史。
他說，他當然知道出版這張片子在德國會分文不得。因為德國的知識界到今天仍然不願意看這些事實，來反省自己，承認他們過去對於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態度是錯誤的。他們首先總是為自己辯護，維護那種幻想，試圖證明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還是做了一些反對官僚主義的事情。施威德日茲克先生還說，他出版這部影片，是想讓德國人看到，究竟有多少人，以及如何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他也想讓人們看到這樣一個悖謬，那就是犯罪者也是犧牲者，例如那些幹部子弟開始時並沒有意識到如此，但是幾個月後這種迫害就降臨到他們自己身上。這種現象其實在歐洲也有過，例如奧地利永遠說他們是希特勒的犧牲者，其實他們也做過希特勒的幫凶。但是他們沒有反省。對於文化革命，這種反省也是非常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