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晚報11月9日報導 在為「黑社會」辯護中語出驚人，75歲的趙長青和43歲的周立太成為「重慶打黑」中的話題人物。為「紅頂商人」黎強辯護時，趙長青認為，公訴機關對黎強「組織領導黑社會」的指控證據不足。而周立太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重慶打黑運動化擴大化。」
這些言論立刻遭到對「打黑」一片讚揚的公眾和網民的批評，為「黑社會」辯護的律師們被稱為「黑社會的狗頭軍師」。
10月26日上午9點半，重慶，廣為關注的「紅頂商人」黎強案在重慶市第五人民法院開庭審理。75歲的趙長青站在法庭上為黎強辯護，這讓很多圈內人感到吃驚。
在中國的刑法界，趙長青是受人尊敬的泰斗級人物。他曾參與1997年刑法的修訂，正是在這次修訂中，「黑社會性質組織」罪被首次寫入刑法。他本人也是黑社會問題的權威研究者。
早已退休多年，「不缺名也不缺錢」的趙長青重新出山為黎強辯護，讓坊間充滿了猜測。
「其實我並不願意參與這件事。」11月6日，在他擔任顧問的重慶金明律師事務所裡，趙長青對記者說，他和黎強並無交情，也未打過交道，只是在他就讀西南政法大學時，黎強的父親是學校食堂的職工。
「黎強被捕後，他的弟弟托學校的老教師找到了我。」趙長青說，他起初拒絕了，直到案子快開庭的前十天，才決定接手。在查閱了檢察院遞送的資料，並和黎強短暫的兩次會面之後，他站在了為黎強辯護的法庭上。
案子一共審理了6天。黎強案涉案人員多達31人，而檢察院的舉證材料非常詳細，僅僅舉證就用了3天時間，趙長青每天聽案到晚上10點多。
聽完檢方的舉證，他認為這個案子辦得還是很不錯的，證據也很細緻，對黎強的9項指控，絕大部分他都認可，他甚至勸黎強，「該認的罪，還是得認。」
在中國的刑法裡，第一次出現「黑社會」的字眼是在1997年刑法修訂後，趙長青是此次修訂的參與者。
「當時考慮到中國已有黑社會的苗頭，但不那麼典型，還沒像義大利的黑手黨一樣成為對抗政府的組織，因此加了‘性質’兩個字。」趙長青說，由於當時立法經驗不足，對其罪狀描述，用的都是「危害四方」等詞語，在實際操作上很難執行，因此，「高檢」和全國人大又先後出臺了黑社會犯罪的司法解釋，俗稱「四條特徵」，即：形成穩定的犯罪組織、通過違法犯罪活動獲取經濟利益、以暴力手段進行違法活動、利用國家工作人員包庇稱霸一方。
「認定黑社會，這四條必須同時具備，缺一不可。」趙長青說。在檢方對黎強領導和組織黑社會的指證中，提供的是黎強1997年在工商局註冊公司的證據，他認為，這個證據並不充分。「這並不能證明，當初成立這個公司就是為了犯罪，不能因為一個公司後來有偷稅漏稅的問題，就認為他當初的成立有問題。」
在最後一天的當庭辯護中，趙長青發表了1個多小時的辯護詞。他出人意料地否定了檢方對黎強「黑社會」罪名的指控，輿論嘩然。
在趙長青看來，檢方和律師都有可能出現失誤和偏見，而這個平衡要靠中立的法官來完成。他說，作為一個辯護律師，他所做的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職責——依法為當事人辯護。
「作為一個律師，我更關注‘打黑’是不是依法進行」
在趙長青之前，周立太是另一位被媒體廣泛關注的「黑社會」辯護律師。在李義涉黑團夥案中，周立太擔任「團夥成員」李志剛的辯護律師。
因為農民工打官司而著稱的周立太，書只讀到二年級，靠自學成為律師，如今他是周立太律師事務所的法人代表。這家被同行稱為「最專業化」的律所，幾乎只打勞工維權的案子，而此類案件被圈內公認最沒賺頭且費心費力。
很少接刑事案子的周立太，與李志剛是開縣同鄉，並與李的岳父是多年好友，因此答應為其辯護。
10月13日，李義案開庭當天，個性鮮明的周立太再次因為言論而成為媒體焦點。在接受《南方都市報》記者採訪時，他說：「要防止‘打黑’擴大化和運動化。」
「在支持‘打黑’的前提下，作為一個律師，我更關注‘打黑’是不是依法進行。」周立太說。
在長達10頁的辯護詞中，周立太否定了所有檢方對李志剛的指控，並堅稱李志剛沒領過工資，不認識李義，算不上黑社會。他認為，公訴方提供的證據，不能證明李志剛參與黑社會組織。
和趙長青的觀點相同，周立太也認為，法律上對「黑社會」一詞有著嚴格的界定，「不能什麼罪，都算黑社會。」
「我提出這些問題，完全是出於理性，基於誠懇。」周立太說，「現在是21世紀了，凡事要在法律的框架內進行。」
「我們深圳分所的律師就被黑社會拿刀威脅過，我怎麼會不支持‘打黑’」
趙長青的嚴謹和周立太的激烈，都未得到公眾的讚揚，兩人的言論經媒體報導後，迅速遭到網友抨擊。
有網友認為他們反對「打黑」，並將為黑社會辯護的律師稱作「黑社會的狗頭軍師」。
「我必須聲明，我堅決支持重慶‘打黑’，為了支持，我還為‘打黑’做了很多事情，只是為了人身安全，我不能告訴你!」11月7日，周立太在辦公室裡情緒激動地對記者說，「我對黑社會的體會最深，我們深圳分所的律師就被黑社會拿刀威脅過，我怎麼會不支持‘打黑’?」
還有網友認為，他們收了黑社會高額的律師費，賺黑心錢。
趙長青說，正是擔心這樣的誤解，當初才不肯代理黎強的案子，他的家人和朋友也都非常反對他的決定。
「黎強被抓後，家裡只剩下了他弟弟，請律師的錢是他向別人借的，因此，律所收的並不多。」趙長青說。
而周立太則在博客中公布了自己的代理費。「確實收了李志剛親威5000元律師費，包括重慶至開縣往返路費。」他說，「如果說不該收，只能說明你無知。我國律師制度從原國辦所改制後，合夥制律師事務所除法律援助不收費外，當事人委託案件應無條件交納律師費，因為律師與律師事務所要生存，這是一個簡單的道理。」
「判錯一個人的危害，比抓不到一個罪犯要嚴重。」
公眾對黑惡勢力的深惡痛絕，讓這些為黑社會打官司的律師們身處微妙的境地。「打黑」中查出10餘名律師涉案的事實，更加深了公眾的誤解和猜測。正是這種外在壓力，讓很多律師並不想涉身其中。
「以往，我們都會去爭取一個案子來打，但這次‘打黑’的案子並不是特別積極，基本是有人主動找過來，推不掉才會接手。現在願意出庭的，基本都是熟人關係委託的，要不就是司法局派下來的法律救助。」一位不願公開姓名的律師告訴記者，一方面是因為這些案子比較複雜，打著特別累心，而且訴訟費用也不高，更重要的是，他們不想讓自己「被人罵」。
這位律師還說：「這次抓起來的，基本都是有罪的，即使判重一點，也不冤枉他們，現在黑社會這麼猖獗，重判利大於弊。」
對於這種說法，趙長青沉默了片刻，一字一頓地對記者說：「你要知道，判錯一個人的危害，比抓不到一個罪犯要嚴重。之所以在刑事案件中允許被告聘請律師，既是保證其公民權利，也是一種對公權力可能出現疏忽的制衡。」
趙長青說，法庭上，公訴方、律師和法官是一個最好的三方制衡，這樣才能保證公正，而公正是司法的靈魂。
而對於輿論和同行的不解，趙長青說，這是法律工作者的責任，因為普法工作沒有做好，大家對律師的角色定位並不清楚。「在法庭上，律師的職責就是依法辯護，證明自己的當事人罪輕或無罪。」
周立太想不明白，律師為被告人提供的其實也只是一種服務，「黑社會」們都開著名車，沒人會去罵賣車的公司，為什麼對律師就這麼不能容忍。「如果今天還有人認為給黑社會打官司的人是壞人，那我只能說他無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