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洛接受本臺駐香港特約記者麥燕庭訪談時憶述，柏林圍牆在1989年倒下並在東歐觸發了一場翻天覆地的「和平革命」，各地人民鼓起勇氣，向專制的共產政權說「我們受夠了！」，迫使共產政權一個又一個向人民的民主變革訴求妥協讓步，結束一黨專政，還政於民。事件在香港受到廣泛報導，對市民造成很大感染力，既欽羨又為剛在中國被壓倒的愛國民主運動感到不值，不少人還著書反思這場「蘇東波」對香港的意義，《從東歐到香港 共產政權與基督教會》是其中之一。
這全球震驚的巨變，正撩起竹幕的中國豈會不知？不過，它的反應卻是著重如何杜漸防微，讓中共「不被和平演變」。陳家洛指出，1989年12月，中國國家教委社會科學研究與藝術教育司出版了《東歐局勢的演變與前景》，並在翌年4月出版《東歐局勢的演變與前景--續集》，兩書揭櫫的，是東歐變天應歸咎於國際敵對勢力加緊對各共產黨領導集團推行和平演變；相關國家的黨和政府工作有失誤，嚴重脫離群眾；前蘇聯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宣揚「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思想，背離了馬列主義，使一些共產黨解除了精神武裝；一些共產黨對持不同政見者採取容忍姑息的態度。
他憶述說，續集的作者總結說，把一場「反革命事件」說成是「愛國民主運動」，目的是污蔑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進而推翻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實質上是一場嚴肅的政治鬥爭」。政府這立場、心態和市民被血腥鎮壓的事實，讓大家不敢公開討論，「蘇東波」事件在中國遂出現真空。
陳家洛認為，柏林圍牆倒塌的意義在於不符合人心的制度，最終會被人民唾棄，但事隔二十年，香港已沒有多少人探討當中意義，因為每個人心裏都有禁區，太多心魔讓人什麼也不願做。今年至今，只有浸會大學在九月時辦了一場有關柏林圍牆的研討會，其餘學府未有所動。
香港九七回歸，並沒有令香港人完全認同中國人這身份。陳家洛指出，香港現時在錢和權方面自然滯後於中國內地，但文化上仍有高人一等的感覺，在一國兩制之下，一時亢奮，一時恐懼，在認為受侵擾時，便以一國兩制為界，圈地自保。但他指出，柏林圍牆倒塌不應該光計較經濟得失，自由民主等得著亦應計算在內，而更重要的是要問：東歐行，為什麼我們不行？又或：我們如何才能做得到？他建議港人不要以劃分香港和大陸的深圳河為界，應該把改革向北推進。
雖然有人以狗尾搖不動整頭狗來形容香港演變中國大陸，但陳家洛以孫中山先生的例子鼓勵大家不要妄自菲薄。
他進一步指出，不少學者北上後，並沒有把符合普世價值的香港核心價值帶回中國，而是改變自己來爭取機會。
那未，中國來港人士又能否把香港接觸的普世價值帶回內地？陳家洛認為，香港文化對中國內地人士當然會有啟發，但未致於形成行動或成為個人承擔，更何況，中國的宣傳對內地人已形成一些不符現實的想法。他舉例指出，在九月那反思柏林圍牆倒塌的研討會上，有來自中國的學生問：東歐是第三世界，是否值得學習？很明顯，「東歐是第三世界」這觀念，是中國政府灌輸給國內人民的，於是有此一問。
陳家洛續稱，另一個心魔是民族主義，不少來自中國的學生會問：事情在中國發生豈非會導致國家分裂？但陳家洛指出，捷克和思洛伐克也可以和平分手，為什麼中國不可以？
要拆牆自非易事，陳家洛以中國前宣傳部長杜導正引述已故總書記趙紫陽的話來作結：「你知道我過去也是很左的。現在我痛定思痛，改弦更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