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影子暴力":對"非暴力"原則的必要補充
車復宗先生在文章中強調堅持"非暴力"原則，反對暴力革命。這在大的方向上是對的。不過近年來包括自由民主人士在內的一些中國人，在反對革命暴力和其他暴力的時候，把民眾在面對中共強權、暴力壓迫將自己逼到了難以正常生存、甚至根本無法生存的境地時，迫不得已的暴力反抗也給"名正言順"地"反"掉了。比如去年的楊佳殺警案後，就有在國內外知名的民運人士(譬如余傑)辱罵楊佳是"暴徒";還有今年的湖北巴東烈女鄧玉嬌在面對中共淫官暴力強姦時，因為寡不敵眾而迫不得已用修腳刀刺死淫官的案件，也有知名學者論斷說鄧玉嬌有罪......這些人的"理由"，就是提倡和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似乎既然強調和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就要求民眾成為在任何情況下都能遏制衝動、堅守"理性"的神仙，就連民眾在被逼到絕路的起而反抗、情緒失控和暴力還擊，也該徹底否定了;似乎要和平、理性、非暴力，就不能要民眾抗暴維權的公理和正義。中共邪惡官員的暴行和惡行，反倒可以更加暢通無阻大行其道。那麼，中國自由民主運動，還是不是倡導、維護民眾人權和社會公理、正義的運動?拋開了對於民眾人權和社會公理、正義的維護，我們又怎能指望民眾的普遍覺醒，怎能指望獲得民眾廣泛的信賴和支持?沒有民眾的信賴和支持，我們的憲政民主又怎麼能夠獲得成功?
人們在任何情況下都能遏制衝動、堅守"理性"當然很不錯。然而這僅僅是我們一些人的一廂情願。人不是一部能夠完全控制情感、情緒和理性的生物機器，而是有情感，有情緒的動物，情感、情緒與理性在人的身上，很多情況下都是難於調和的，這就是人與機器的本質區別。我們必須承認，在意外、危難和被暴力、強權逼迫的情況下，大多數人的情緒衝動、失控都是難免的，是一種正常現象，是人之常情，任何人都應當予以理解;何況絕大多數國家的法律，都有對於人在意外、危難和被暴力、強權逼迫情況下的"過失"、"罪錯"，予以免罪、免責、免刑或減罪、減責、減刑的系列條款(包括中共的一些現行法律，也有相應或類似條款)。法律尚且已經否決了要求人們在任何情況下遏制衝動、堅守"理性"這一過分苛求於人的"原則"，這是基於對人性的全面考慮。那麼我們為何還要堅守這樣的"原則" 呢?難道民運就只能講機械的"理性"原則，而不需要全面考慮人性，考慮人的情感、情緒存在的客觀合理性嗎?
不錯，中國民運依靠自身組織建立武裝力量，以暴力革命去推翻中共的專制極權，是很不現實的，因此必須走和平、理性、非暴力不合作的抗爭之路。但不能因強調 "和平、理性、非暴力"，就武斷否定民眾因遭受中共官員暴力逼迫，在和平抗爭渠道被完全堵死，導致自身難於生存的前提下，採取暴力抗爭行為的正當性與合法性。我們無權要求民眾在中共暴力強權下做一個百依百順的馴服羔羊;我們對民眾迫不得已的暴力抗爭的指責批評，同樣意味著我們公理和正義理念的缺失，悖逆著民運的道義原則，在有意或無意中作了中共專制極權的幫閑。
民眾在面臨中共暴力強權下的暴力抗爭，一方面是在中共邪惡官員暴力和強權逼迫下，迫不得已的選擇和不可避免的現象，即使民眾因此可能會在最後付出更大的代價，也是民眾自己和民運陣營暫時無可奈何的事情;另一方面，既然民眾的暴力抗爭不可避免，並有它存在的道義正當性與合法性，那麼它必將伴隨著中共專制極權的存在而不斷持續下去，並作為民眾生存與發展的必要手段，因此它對中國民運就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我在今年春節期間發表的《中國民運當前面臨問題與對策研究》中，提出了對抗和動搖中共專制極權的"影子暴力"說，即不主張暴力革命，但也不放棄運用社會自然產生、存在的暴力對中共施加強力影響。民眾的暴力抗爭，就是這種"自然暴力"的存在形式，而且是非常重要、最有可能層出不窮的"自然暴力"。只要民眾普遍覺醒並有了正義的追求，那麼就會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而奮起暴力抗爭，並由個體的抗爭逐步升級為大規模的群體抗爭。不僅僅是被害者，就連暫時沒有受到中共侵害的人，也會起而加入暴力和非暴力維權抗爭的行列，就像鄧玉嬌案中的不少網民那樣，更像此後不久(也是在近期的6月18日)，湖北石首永隆大酒店廚師塗遠高的離奇命案，引發了並非本案受害者的7萬多人群體抗暴事件一樣......像這些民眾自發行動所產生形成的自然暴力，就是能對中共極權形成震撼和動搖強力的"影子暴力"，是中國民運與中共抗衡的重要力量構成，是最終埋葬中共專制極權的重大希望之所在。
此外，我在今年春節期間發表的《中國民運當前面臨問題與對策研究》中已經初步提出，草庵居士在其文章《中國未來的變局與海外民運》中，有較為具體構思的建議:策反中共軍隊起義，促使其站在民眾和民運一邊，去對抗和推翻中共的專制極權。這有很大可能性。這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蘇聯、東歐共產主義陣營的歷史劇變中，多次得到了證明。這一思路，雖然不排除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最後利用暴力革命實現憲政民主，但其主要意圖並非用軍隊去開展暴力革命，而只是給中共形成一種實在而又強大的精神壓力，迫使中共放棄其專制極權統治，與傳統意義上的暴力革命有著本質的區別，因此這也應算作一種"影子暴力"，是在發展壯大民運政治實力過程中，值得認真考慮和積極實施利用的"第三條道路"。
要求人們在任何情況下都能遏制衝動、堅守"理性"，卻暴露出我們自己的不理性;反對民眾在中共暴力、強權逼迫情況下的暴力反抗，就把我們自己推向了民眾的對立面，越來越與民眾格格不入。中國民運如果不能客觀看待人的情感、情緒與理性，總是對民眾提出過分苛刻的"理性"要求，而不能為人民大眾伸腰打氣，就非常難於取得民眾的信賴支持，自由、人權和憲政民主等普世價值理念，就難於為他們所容納、理解和接受，他們也就必將難於覺醒，難於接受和投入憲政民主運動。這是一個非常簡單清楚的邏輯，民運陣營必須承認並接受這樣的邏輯。
近年來中國民間的抗暴維權鬥爭此起彼伏，更有不少民眾在迫不得已情況下殺警殺官藉以自衛。這是民眾別無選擇的選擇。民運陣營應當予以充分理解，即使民眾在這樣的行為中有某些偏離理性要求的過激行為，我們也應站在自由和人權立場上，在理解基礎上進行善意的規勸說服，切忌失去理性地橫加炮轟指責。因為這既然是在邪惡官員逼迫下的迫不得已，那麼民眾在實施這樣的行為之前，必然就已經處於極度憤怒的狀態，憤怒之中一段時間內的理性喪失，是絕大多數人都不可避免的。那麼由憤怒情緒支配產生的過激行為，怎麼就偏要把它看作被害人的責任，而不能看作那些施暴和為惡官員的責任呢?
中國憲政民主運動勝利的希望，在於十多億大眾的覺醒，就像鄧玉嬌和現在的千千萬萬個網民那樣。有了大眾的普遍覺醒，就會給我們的社會塑造出一種應有的公理和正義，中共的絕大多數暴行就都會激起社會大眾的普遍憤怒。中國大眾普遍覺醒和憤怒的暴發力量，是中共整個統治集團都不可戰勝的。
有了大眾的普遍覺醒和爆發力量，中共大部分軍隊、警察和黨政官員也會隨之覺醒。這樣，中共統治集團中那些過分的保守頑劣分子，就將陷入絕對孤立的狀態，在無可奈何中失去自己的權力寶座。
而在民眾的爆發力量中，暴力反抗是一種非常重要的力量。因為人的情感、情緒是不會因為我們的任何言論而消失的，因此這樣的爆發力量，不會因為我們強調和堅持 "和平、理性、非暴力"而有所減弱。但如果我們站到了民眾的對立面，這樣的爆發力量就不會成為對我們有利的力量，卻很有可能成為被別人、別的勢力利用的力量，甚至成為於社會發展、歷史進步有害的力量，成為中國自由民主運動的阻力。
因此，在肯定和利用"影子暴力"前提下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才是中國民運的理性選擇，才會找到一條正確的民運發展之路，才能擺脫困境走向光明。中國民運當前應該努力探索，積極尋找、大力挖掘、認真整合和充分利用這樣的"影子暴力"，與中共的暴力形成一種有效的"壓力拮抗"和"壓力平衡"，促使中共逐步收斂自己，為"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掃清障礙鋪平道路，加速中共專制極權覆滅的進程。
(以上觀點，大部分都是我在《用現代網路技術破解中共政治高壓，從"綠壩"的"花季"和鄧玉嬌們的花季說起》中，第一次闡明瞭的。為確保邏輯上的更加嚴密完善，此處做了補充潤色)
二、對"台獨、藏獨、疆獨"的態度問題。
在《對中國民主黨發展若干問題的淺見》文中，車復宗先生還說:"我黨應旗幟鮮明地反對台獨、藏獨、疆獨"。我認為，這無論是在臺、藏、疆歷史的層面上，還是在自由民主理念和中國民運的戰略策略上，都是一個有待商榷的結論。
從歷史層面說，臺、藏、疆都是與中國大陸時分時合的，沒有一以貫之的領土隸屬關係。歷史上某些時期斷斷續續的隸屬關係，不能成為強行"統一"的充分理由。當然在一定條件下，能夠統一也不失為一件好事。但這要充分尊重臺、藏、疆人民的自決權，以臺、藏、疆人民和大陸人民的共同意願為基本前提，而不能以大陸統治者的強硬態度作為統一的準則;而如何確定一個合理的準則，我非常贊同洪哲勝先生的觀點:"統獨不是目標，人們依照他們自己認定的福祉選擇統獨"(洪哲勝《我參與中國民主運動為的是什麼?》)。
按照以上說法，對於臺、藏、疆統獨問題的應有態度，可以歸結為這樣一句話:以臺、藏、疆人民的自決權及他們與大陸人民的共同意願為基本前提，由臺、藏、疆人民和大陸人民按照自己的福祉需要進行選擇。
然而，這在目前條件下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中共以其強力控制著臺、藏、疆人民和大陸人民，不允許人民進行自由選擇，而人民要在現實條件下擺脫這樣的控制，其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即使不怕流血，最後弄到血流成河的地步，恐怕也是難以如願的。
要實現這樣的選擇自由，必須有一個自由、民主、人權的憲政制度環境。這是起碼條件。
於是，問題就回到我們的中國自由民主運動上來了。中國民運早一天成功，這樣的民族自決和意願就早一天變為現實。
而一旦中國建立了自由、民主、人權的憲政制度，那麼國家政治、經濟和文化就將在不太長的時間內，走上良性發展的軌道。不管是大陸同胞，還是臺、藏、疆同胞， 都將逐步實現充分的自由、民主和人權;都將實現應有的福祉。於是，臺、藏、疆的獨立反倒會成為不可能，統一則會是輕而易舉之事。不過即使在這樣的前提下的統一或獨立，最好還是要以尊重臺、藏、疆人民的民族自決權為宜。而統一的方式，因為民族間和區域間種種方面的差異性的存在，為了尊重這樣的現實，因此最好還是實行真正的民族區域自治。
台獨、藏獨和疆獨問題，並非少數臺、藏、疆人民無中生有的心血來潮，而是有著深沉的歷史原因和現實原因的。我們對待這一問題，光有一腔"愛國"熱情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從歷史客觀和現實客觀這兩個方面，去冷靜、理智的分析看待。台獨、藏獨、疆獨作為問題在中國的出現，除了歷史原因外，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共專制極權造成的。沒有起碼的自由、民主、人權，人民遠離應有的福祉，就連擁有億萬家財的貪官及其子女們，也要背祖棄國而去，更何況是臺、藏、疆人民，他們本身就有歷史和現實的種種理由，又怎麼不會產生離心傾向，怎麼不會要求獨立?
就連大陸人的背祖棄國也不能遏止，我們又有什麼理由反對、怎麼能夠有效地遏止台獨、藏獨和疆獨的言論及其活動呢?
況且，中共在其統治中國大陸期間，還在沒有任何外來威脅的情況下，出賣了至少100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要遏止台獨、藏獨、疆獨，那就先由中共就其出賣領土問題向全國人民認罪道歉，並把這些他們自己出賣的領土先收回來再說吧。中共不能認罪道歉，不能收回這些領土，又有什麼理由、怎麼能夠遏止台獨、藏獨、疆獨的言論及其活動呢?
再退一步說，到現在為止，所謂的台獨、藏獨和疆獨，僅僅只是一種言論而已，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舉動。我們講自由、民主、人權，講言論自由，為什麼又不允許臺、藏、疆人民發表他們自己的見解呢?而且在台獨、藏獨和疆獨的問題上，本身就含有中共故意大肆炒作的成分，相當部分人的"分裂主義"帽子，都是中共給硬扣上去的，譬如達賴喇嘛和熱比婭等人，他們本身多次強烈呼籲、要求中共尊重人權，確保真正的民族區域自治，卻被中共扣上了"民族分裂主義"的帽子，目的在於製造矛盾，煽動一些人盲目愚昧的"愛國主義"情緒，去發泄去折騰;由此而轉移公眾對於國內腐敗黑暗的諸多問題的視線，消解人們對中共專制極權的仇恨和憤怒，化解中共迫在眉睫的政權統治危機。而事實上，真正的台獨、藏獨和疆獨的言論及其活動，並非中共渲染的那麼嚴重那麼迫切，並非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
真要統一，也必須是在自由、民主、人權的憲政制度前提下的統一。離開了這樣的前提，即使實現了統一，也將是基礎極不牢靠的統一。就像西藏、新疆本身已在中共專制極權下"統一"在一個"大家庭"之內，卻有不少人要求獨立一樣，如果以中共的強力實現了對臺灣的統一，敢肯定從"統一"的那天開始，"台獨勢力"的活動不僅不會得到遏止，相反還會更加愈演愈烈!
因此，擱置統獨爭執，呼籲臺、藏、疆人民和大陸各族人民團結一致，共同致力於中國的自由民主事業，盡早結束中共專制極權的一黨統治，這應是中國民運當前的最佳選擇。這既符合臺、藏、疆問題發展的規律和本質，符合臺、藏、疆人民和中國大陸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又能完善和壯大中國民運的"統一戰線"，大大加速中國憲政民主的進程。否則一味糾纏於統獨問題，既不能得到現實解決，也分散了中國民運的力量和精力，延誤了中國憲政民主實現的進程，最終使得臺、藏、疆問題久拖不決，臺、藏、疆人民和大陸人民久久難以實現各自應有的福祉。
其實在這個問題上，由中國民主黨(海外)聯總主席徐文立等人發起聯署，並已在臺灣新聞界、政界和民間引起較大反響的《就簽署"和平協議"，建設"公民三有" 的憲政民主中國致兩岸領導人的公開信》，正是擱置統獨爭執，推進中國憲政民主進程的有益嘗試。因此，我恨爽快地在徐文立主席就簽署"和平協議"徵求聯署的來信上簽了字。
作為中華民族的一份子，我真心希望中國民主黨人，能夠把敦促海峽兩岸簽署和平協議的運動，持之以恆地深入下去，直至取得成功。還真心希望中國民運陣營的其他組織、社團及個人，能夠齊心協力地推進這一運動，擱置臺、藏、疆統獨爭執，加速完善和壯大中國憲政民主運動的"統一戰線"，促進中國憲政民主的早日實現。
三、走出非此即彼的"兩分法"認識誤區，在各種對立路線中尋找中間道路。
受中共辯證唯物論"兩分法"錯誤思維方式的長期引導，不少中國人在認識事物、辯論問題時，總喜歡在相互對立的兩極中，做出非此即彼的極端選擇。這樣的選擇反映在中國民運陣營中，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與"暴力革命"的對立;臺、藏、疆問題上統與獨的對立等等，很難在兩級之間的"中間地帶"，做出一至幾種消弭歧見、化解紛爭的選擇。其結果，就是產生不必要的內鬥攻訐，導致內耗、分裂，削弱著民運陣營一致對抗中共專制極權，推進憲政民主進程的組織力量、思想力量和其他力量，對憲政民主運動起著不應有的阻礙作用。
其實對於絕大多數事物所出現的問題，如果要站在其對立的兩極的任何一極去尋求解決方案，都是很不現實的。如果我們能夠走出"兩分法"的思想迷誤，在這兩極之間去尋找眾多的中間、過渡狀態併進行慎重、細緻的篩選、抉擇，那麼將會迴避諸多的矛盾，減少諸多的分歧和爭執，收到事半功倍、更利於問題圓滿解決的效果。譬如對待憲政民主運動中的"和平、理性、非暴力"與"暴力革命"的對立問題，在臺、藏、疆問題上統與獨的對立等等，採取這樣的方法，沿著這樣的思路，就可以找到一些更好的路徑，收到更好的成效。
2009年11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