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9-11-15 23:21:00作者：南匈奴
多數百姓對「大官」的概念之形成，緣於對縣長一級官員巨大威權的認識，故而，中國俗語中有「滅門的知縣」。中共建政後，塑造過「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以期創造良好的縣政。可惜，從那時起官場整體道德低到了令人不齒的水平，焦裕祿符號也沒發揮預期作用。
現在，由於官員基數龐大，級別之爭激烈，縣長層次更多地由「副縣級」這樣一個組織術語來表達。有抽樣調查表明：在全國，發達地區的縣域，正縣級與副縣級幹部的比例是一比十九；在中等發達地區，該比例是一比二十三；在欠發達地區，更是一比三十。
瘋狂的政治食利階層
根據以上三個比例數據推測：全國「享受副縣級待遇」的官員應多達二百三十萬，這還不包括縣級以上地方黨政機構和中央國家機關，僅僅是限於純粹的縣域行政範圍內。在這二百多萬副縣級幹部中，其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的退休幹部。超過一百五十萬的副縣級退休幹部的人均月工資總額在五千五百元左右，其中有近兩千元是以各種補貼名義發放的。
五千五百元月工資是個什麼樣的水準？大體相當於大城市低端就業的三個本科大學生的月工資收入。兩千元的每月各種補貼又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它相當於縣城三口之家的貧困家庭一點五戶的冬季取暖開支，相當於無證照、靠銷售零用雜品掙取收入的「三輪小攤」業主半年的純利潤。多虧後者能夠逃避稅費，才得以半年淨剩兩千元的收入。但是，最近發生在雲南昆明市城區小販被打死的事件則說明半年兩千元的收入也難以保證：其一，被城管打死的小販，死時身上只有六元錢；其二，城管強迫他交二百元的罰款以贖回三輪車，他交不起，才強闖城管辦公地點往回騎三輪，結果被瘋狂的城管痛毆致死。
在經濟食利之外，「副縣階層」的政治食利更體現於縣域的高端，從而又衍生出家族在社會上的合法獲利機制。據抽樣調查表明：副縣級幹部（含在職部分）的已成年子女，在高收入行政（或官商一體）如公檢法、交通、稅收、銀行、電力等部門並取得一定職務的，高達百分之六十二；在文教、衛生等事業或半事業型單位就業並取得一定職務的，約為百分之二十五；其餘百分之十三或是在軍隊掙取高薪，或是靠父輩權力經商成為地方暴富階層。
多少錢能買一個副縣級？
副縣級黨政或社團職務是官場比較熱門的買官投資品，也是握有零售權的人士的重要收入來源。以二○○八年初判決的河南省副廳級官員杜欣案來看，他對副縣級官職的售價是十萬元左右。官員們私下評論：杜的這個開價偏低了一些，因此杜也是「值得同情的好人」。也有議論者認為：河南比較窮，拿到稍為富裕一些的陝西或湖北，此級官位售價應該是二十五萬元左右。據國家行政學院的一位教授在河北廊坊市屬下的固安、香河、燕郊三個縣級行政區所做的民意調查表明：這三個縣的副縣級官員競價均在六十萬以上，其中燕郊與北京一體化趨勢明顯，副縣級官位的競價超過了一百萬元。
爭取副縣級待遇的競價狀態說明：享受這個級別政治待遇的人絕非是為了拿到比同樣工齡官員高出一些的工資，更不是為了子女的工作安排方便，而是為了撈取更大的經濟利益。不僅黨政部門的正科級官員在拚命競爭副縣級待遇，而且所謂的社群組織亦是如此。例如一個縣的婦聯主席、文聯主席、工會主席大多享受副縣級待遇。有了這個級別，和上級行政機關就好說話、好辦事，經營人際資源獲利就大。
「競爭下崗」裡的秘密
副縣級待遇不僅是官場上非法炒作的標的，可以私下買賣，而且在合法場景下，它是招商引資與招攬人才的資源。比如二○○五年七月份被央視國際曝光的甘肅省正寧縣發布的招商引資優惠政策，其中規定：「對投資一千萬以上、年納稅八十萬以上的工業企業法人代表，發給相當於副縣級的四檔基本工資。」近兩三年來，副縣級待遇升值趨勢明顯，比如官方公開的招攬人才的學位規定已有所提高。原來規定碩士學位到縣域工作，享受副縣級待遇，現在則改成了博士學位才得此待遇。這樣的規定也是假學位氾濫的重要因素之一。
既然副縣級待遇在縣域中有如此大的影響，而且中國百分之七十的人口生活在縣域，那麼在縣級官場上拿到副縣級待遇就成了大部分正科級幹部一生的奮鬥目標。因此，許多正科級幹部不惜花重金「競爭下崗」，爭取副縣級待遇。比如說，一位撈夠了錢的交通局長以讓賢的名義給縣委組織部打報告，願提前退休。在花上十餘萬元的好處費後，組織部向縣常委會提案並報備上級組織部，給予該局長副縣級待遇，准予其提前退休。花十萬塊錢買個退休後的好名頭是許多撈夠了錢的官員的個人心願，因此在官場粉飾的競爭上崗之外，「競爭下崗」就成了一大奇觀。「一個農業局的正局長肯定競爭不過教育局的正局長，教育局多有錢哇！」年輕的公務員們在私人場所不斷地議論這類問題。
其實，就算不走「競爭下崗」程序，許多弄到副縣級待遇的官員也是過著「只領工資不幹活」的悠閑生活。比如，一個縣的某個副縣級鎮的書記被調到鄰縣任主管文教衛生的在職副縣長，一週到那個縣只去一次，開完政府每週例會，回到家屬原住的縣城休閑。有的是約同齡友人去釣魚，有的是兩口子一起到健身場所鍛練，不一而足。當然，這樣表面上不理政事的行為並不影響撈錢，文教口的人事安排他還要牢牢控制，而且買官的人「跨縣送錢」有也安全感。
沒有憲政何來縣政？
中國「副級階層」是經濟與政治分配雙重不公的典型文本，也是底層知識份子測量中共政治道德水準的基本指標。在另一方面，中共高層對縣域治理鞭長莫及，許多在全國乃至全世界造成影響的群體事件發生在縣城。因此，中共黨內一些學者主張加速縣政建設，比如縣級主官的全民選舉。這固然是一個成本最省、見效最快的改革路徑，然而，它將很快導致民眾對省級與全國直選的政治訴求，最終突破中共反三權分立的政治紅線。
縣政促憲政的路子基本被中共高層堵死，他們只能再提大而不當的道德砥礪之言，從二○○七年六月胡錦濤講追求公平是共產黨人的一貫主張，到今年十月李潮源大講人亡政息之危，無不是之。與此同時，體制外學者大多主張以憲政改革促進縣政建設，此等主張更難被中共高層接受，也會遭到像「副縣階層」這類下級權貴的抵抗。在沒有實質政治改革的前提下，中國社會命運的前景仍然是古典型崩潰，除此之外，人們看不到任何希望。
現在，由於官員基數龐大，級別之爭激烈，縣長層次更多地由「副縣級」這樣一個組織術語來表達。有抽樣調查表明：在全國，發達地區的縣域，正縣級與副縣級幹部的比例是一比十九；在中等發達地區，該比例是一比二十三；在欠發達地區，更是一比三十。
瘋狂的政治食利階層
根據以上三個比例數據推測：全國「享受副縣級待遇」的官員應多達二百三十萬，這還不包括縣級以上地方黨政機構和中央國家機關，僅僅是限於純粹的縣域行政範圍內。在這二百多萬副縣級幹部中，其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的退休幹部。超過一百五十萬的副縣級退休幹部的人均月工資總額在五千五百元左右，其中有近兩千元是以各種補貼名義發放的。
五千五百元月工資是個什麼樣的水準？大體相當於大城市低端就業的三個本科大學生的月工資收入。兩千元的每月各種補貼又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它相當於縣城三口之家的貧困家庭一點五戶的冬季取暖開支，相當於無證照、靠銷售零用雜品掙取收入的「三輪小攤」業主半年的純利潤。多虧後者能夠逃避稅費，才得以半年淨剩兩千元的收入。但是，最近發生在雲南昆明市城區小販被打死的事件則說明半年兩千元的收入也難以保證：其一，被城管打死的小販，死時身上只有六元錢；其二，城管強迫他交二百元的罰款以贖回三輪車，他交不起，才強闖城管辦公地點往回騎三輪，結果被瘋狂的城管痛毆致死。
在經濟食利之外，「副縣階層」的政治食利更體現於縣域的高端，從而又衍生出家族在社會上的合法獲利機制。據抽樣調查表明：副縣級幹部（含在職部分）的已成年子女，在高收入行政（或官商一體）如公檢法、交通、稅收、銀行、電力等部門並取得一定職務的，高達百分之六十二；在文教、衛生等事業或半事業型單位就業並取得一定職務的，約為百分之二十五；其餘百分之十三或是在軍隊掙取高薪，或是靠父輩權力經商成為地方暴富階層。
多少錢能買一個副縣級？
副縣級黨政或社團職務是官場比較熱門的買官投資品，也是握有零售權的人士的重要收入來源。以二○○八年初判決的河南省副廳級官員杜欣案來看，他對副縣級官職的售價是十萬元左右。官員們私下評論：杜的這個開價偏低了一些，因此杜也是「值得同情的好人」。也有議論者認為：河南比較窮，拿到稍為富裕一些的陝西或湖北，此級官位售價應該是二十五萬元左右。據國家行政學院的一位教授在河北廊坊市屬下的固安、香河、燕郊三個縣級行政區所做的民意調查表明：這三個縣的副縣級官員競價均在六十萬以上，其中燕郊與北京一體化趨勢明顯，副縣級官位的競價超過了一百萬元。
爭取副縣級待遇的競價狀態說明：享受這個級別政治待遇的人絕非是為了拿到比同樣工齡官員高出一些的工資，更不是為了子女的工作安排方便，而是為了撈取更大的經濟利益。不僅黨政部門的正科級官員在拚命競爭副縣級待遇，而且所謂的社群組織亦是如此。例如一個縣的婦聯主席、文聯主席、工會主席大多享受副縣級待遇。有了這個級別，和上級行政機關就好說話、好辦事，經營人際資源獲利就大。
「競爭下崗」裡的秘密
副縣級待遇不僅是官場上非法炒作的標的，可以私下買賣，而且在合法場景下，它是招商引資與招攬人才的資源。比如二○○五年七月份被央視國際曝光的甘肅省正寧縣發布的招商引資優惠政策，其中規定：「對投資一千萬以上、年納稅八十萬以上的工業企業法人代表，發給相當於副縣級的四檔基本工資。」近兩三年來，副縣級待遇升值趨勢明顯，比如官方公開的招攬人才的學位規定已有所提高。原來規定碩士學位到縣域工作，享受副縣級待遇，現在則改成了博士學位才得此待遇。這樣的規定也是假學位氾濫的重要因素之一。
既然副縣級待遇在縣域中有如此大的影響，而且中國百分之七十的人口生活在縣域，那麼在縣級官場上拿到副縣級待遇就成了大部分正科級幹部一生的奮鬥目標。因此，許多正科級幹部不惜花重金「競爭下崗」，爭取副縣級待遇。比如說，一位撈夠了錢的交通局長以讓賢的名義給縣委組織部打報告，願提前退休。在花上十餘萬元的好處費後，組織部向縣常委會提案並報備上級組織部，給予該局長副縣級待遇，准予其提前退休。花十萬塊錢買個退休後的好名頭是許多撈夠了錢的官員的個人心願，因此在官場粉飾的競爭上崗之外，「競爭下崗」就成了一大奇觀。「一個農業局的正局長肯定競爭不過教育局的正局長，教育局多有錢哇！」年輕的公務員們在私人場所不斷地議論這類問題。
其實，就算不走「競爭下崗」程序，許多弄到副縣級待遇的官員也是過著「只領工資不幹活」的悠閑生活。比如，一個縣的某個副縣級鎮的書記被調到鄰縣任主管文教衛生的在職副縣長，一週到那個縣只去一次，開完政府每週例會，回到家屬原住的縣城休閑。有的是約同齡友人去釣魚，有的是兩口子一起到健身場所鍛練，不一而足。當然，這樣表面上不理政事的行為並不影響撈錢，文教口的人事安排他還要牢牢控制，而且買官的人「跨縣送錢」有也安全感。
沒有憲政何來縣政？
中國「副級階層」是經濟與政治分配雙重不公的典型文本，也是底層知識份子測量中共政治道德水準的基本指標。在另一方面，中共高層對縣域治理鞭長莫及，許多在全國乃至全世界造成影響的群體事件發生在縣城。因此，中共黨內一些學者主張加速縣政建設，比如縣級主官的全民選舉。這固然是一個成本最省、見效最快的改革路徑，然而，它將很快導致民眾對省級與全國直選的政治訴求，最終突破中共反三權分立的政治紅線。
縣政促憲政的路子基本被中共高層堵死，他們只能再提大而不當的道德砥礪之言，從二○○七年六月胡錦濤講追求公平是共產黨人的一貫主張，到今年十月李潮源大講人亡政息之危，無不是之。與此同時，體制外學者大多主張以憲政改革促進縣政建設，此等主張更難被中共高層接受，也會遭到像「副縣階層」這類下級權貴的抵抗。在沒有實質政治改革的前提下，中國社會命運的前景仍然是古典型崩潰，除此之外，人們看不到任何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