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兩岸的"兩個中國"之爭，並不是我本文要說的主題。我今天要說的是，大陸官方如何在國內公然且制度化地製造"兩個中國"。在一國之內製造"兩個中國"，並不僅是官方有意的制度設計，更胎生於它深厚的鬥爭哲學基礎。變著法子找對象來鬥爭，是極權專制統一認識、凝聚力量、愚弄民眾的不二法門。如果沒有可斗的敵人，那麼一定要製造敵人來讓民眾處於互不信任的驚恐狀態之中。在鬥爭敵人的過程中，培養你如何逐漸喪失人性、增加獸性，站穩立場。在對敵鬥爭中你的"打手"資格得以穩固，這成為你參與共謀害人的"投名狀"，讓你不敢輕易有什麼良心發現，一旦出現此種反悔的事情你就會死無葬身之地。當你處於官方製造的敵人所帶來的驚恐狀態中，你就不敢亂說亂動，那麼官方就能有效地減少牧民成本，從而輕鬆地獲取最大利益。"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階級鬥爭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只不過是鬥爭哲學和製造敵人的極端化表現罷了。有了鬥爭哲學作為政權統治術的內核，所以一九四九至一九七九年的三十年間，一個運動接著一個運動，其頻密度之高，恐怕是古今中外任何政權無出其右者。
有人會說，一九七九至二00九年這三十年你又怎麼說呢？難道還是在搞階級鬥爭麼？我當然不認為這三十年來還在搞階級鬥爭，但鬥爭哲學的內核並沒有什麼變化--如批評西方國家和平演變等製造敵人的招數就屢用不休--只不過是鬥爭領域更多由意識形態轉移到其它領域罷了。姓資姓社的爭鬥在鄧小平的干預下，較少被人提及了，但其實是用另一種方式進行了巧妙的轉化。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一國兩制的治港澳等政策，當然有它一定的現實作用與意義，但這樣的政策其先天不足是十分明顯的。因為這種政策極端的實用主義和機會主義態度，使得政策不具備制度約束的理性預期，人為地造成了"兩個中國"的巨大差別。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後，因為沒有相應的制度配套，加大了貧富差距，從而使得貧富"兩個中國"群體在國內的利益分裂愈演愈烈，幾達不可收拾的地步。而港澳的"一國兩制"看似聰明之舉，但其實也只是緩兵之策。從長久來看，人為地製造同為中國人的大陸人與港澳人之間的權利不平等和身份差距，無論是對港澳還是對大陸都並非好事，除非大陸在民主自由上向香港看齊，而非香港內地化，否則香港終有被"溫水煮蛙"而赤化的一天。
製造"兩個中國"的策略，不只是體現在完全的國內政治上，就是在國際交往中，也盡情地製造國內民眾與他國公民，在同一件事情上的不平等，從而在與別人的不平等中再度製造出"兩個中國"。比如國內記者的採訪權利不只是與國際上的記者不平等，就是與港澳臺也有不小的差距。更好玩的是，同一個機構旗下的報紙，報導的也完全是"兩個中國"。中文版的《環球時報》和英文版的《環球時報》真可謂有天淵之別，前者妖魔化國際聲音、遮蔽國內真相愚弄民眾，後者則較為真實地報導中國的一些現實，給國際上的民眾一個中國政府勇於開放、中國民眾擁有新聞自由的假相。一個政府和它主宰的新聞機構分裂如此，天然地製造"兩個中國"，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獨一無二的。
貧與富的中國、官和民的中國，當然是"兩個中國"。更不幸的是，我們的制度設計就是專門製造這"兩個中國"的，如城鄉二元結構和戶口制度，這個制度帶給中國農民的傷害，並且影響中國經濟的進一步健康發展，無論怎麼估計都不過分。雖然制訂了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但各級政府特別中央政府的諸種內參，就是變相地承認信息不對稱的合理性。以內參反應現實真相、供給少數人看的方式，還被一些比較有眼光的機構和人士讚許，這本身就是人為地肯定利用信息不對稱，製造"兩個中國"的合理性。就像網路防火牆，人為製造會翻牆和不會翻牆的群體在信息獲取上的不同，其實對建構整個社會符合人性的共同價值認同，凝聚與和諧整個社會，是沒有什麼好處的。或許是中國自古而來的陰謀統治術，使得政權習慣於利用信息不對稱將人群加以切割，從而增加群體間的互不信任，以便更好地實施巧妙地統治。但一旦一個國家裡的人群在很多方面處於被人為的分割狀態，那麼這也必然帶來由於不當切割而造成的利益博弈風險，從而增加整個社會的動盪成本，給黎民百姓和整個國家帶來更多的災難。
2009年11月27日下午小雨中於成都
原題目：誰在製造 「兩個中國」的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