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房子引發的血案"、"一個殘忍的性掠奪故事"、"在社會福利低下的社會裏，每個人都壞得情有可原"、"你管包二奶叫"愛情"？"、"中國教育制度的悲哀"......這些角度各異的標題，都是豆瓣網上由同一部都市題材電視劇《蝸居》衍生出的評論。在天涯虛擬社區，《蝸居》是11月24日"聚焦"的頭版頭條；《蝸居》久居熱門話題不下；而在中國高校最重要的網路社群之一水木社區，關於《蝸居》的爭論半個月以來幾乎每日都登上了十大熱帖排行榜-不僅是在集中討論影視劇的專門板塊，職場、家庭、愛情、房產、汽車、甚至笑話板塊，都掀起了持久不退的《蝸居》熱潮，一部電視劇引起如此連鎖反應，在水木社區上還是頭一遭。
《蝸居》為什麼這樣火？表面上看，它延續了導演滕華濤和編劇六六此前合作的熱播劇《雙面膠》、《王貴與安娜》一貫的風格：從家長裡短、瑣碎現實的婚姻矛盾切入，試圖折射出一個時代的氣質；大量的旁白直接呈現人物內心波動，將小人物悲欣交集的世界層層剖開。但這一次，他們的野心顯然更大。《蝸居》裡，三對男女的故事圍繞大都市"江州"過山車般瘋漲的房價展開，裹挾著官場腐敗、包二奶、房地產界的官商勾結、拆遷釘子戶、大學畢業生低收入群體、白領房奴等等當下熱門的社會現實問題，用導演滕華濤的話說："我和六六的理想是，希望通過《蝸居》做一個2002年到2009年之間中國的小歷史。"
英俊沉穩、風度翩翩的貪官
作家肖復興撰文稱，《蝸居》是指向現實的一根刺，揭示出"房子對於一代人情感價值系統無情有恨的摧毀"。電視劇裡來自內陸小城的郭海萍、郭海藻姐妹，考上了沿海大都市"江州"的重點大學，畢業後夢想在此地買房扎根。海萍夫婦五年來租住在一間十來平方米大小的房子裡，女兒意外降生，房子問題變得迫切，但房價日日攀高，他們的薪水卻並不見漲，經濟狀況越發捉襟見肘。為湊首付，海萍提出向雙方父母借錢，丈夫難以啟齒，無奈之下借了高利貸，引發婚姻危機。房價的壓迫，導致夫妻間為一塊錢都大起爭執。姐姐欲當房奴而不得的殘酷奮鬥，以及焦灼的滿腹牢騷，使妹妹海藻浪漫的愛情、婚姻想像產生幻滅。幫助姐姐償還六萬塊錢高利貸的過程裡，她半推半就轉投市長秘書宋思明的懷抱，終於與男友小貝分手，走上" 職業二奶"的道路。
意味深長的是，由於劇中的"貪官"宋思明英俊沉穩、風度翩翩、浪漫有情調，也似乎確實對海藻有深摯的感情，再加上權力與經濟的雙重強大，很多觀眾都對他青睞有加。網上一項6447人參加的調查顯示，當被問到"如果在現實生活中，你處於海藻這樣一個角色，你會選擇宋思明還是小貝"時，46.2%的人選擇了宋思明，遠遠超過選擇小貝的22.2%，原因是"有物質的愛情更幸福"。
為了明確表達自己的價值觀，編劇和導演為"貪官"宋思明和"二奶"郭海藻安排了慘烈的結局，他們一個車禍身亡，一個流產並被摘除了子宮，但這樣的收尾卻引起了很多爭議，不少人對他們表示同情，甚至在網路和紙媒上都掀起了宋郭之間有沒有真愛的大討論，彷彿只要他們真的相愛，就是可以被原諒寬恕的。
編劇六六回應："我每次聽到這樣的呼聲的時候，忍不住內心冷笑，什麼是真愛？真愛就是，當你刨去所有的衣服首飾房屋等等一切的時候，你依舊會選擇的情感。如果真愛一個男人，那麼，無論他是貧窮還是富裕，是疾病還是健康你都會守在他身邊。海藻會這樣對待宋思明嗎？用腳指頭想想都知道不會。"
又有聲音質疑製片方不應該塑造這樣一個不乏魅力的貪官形象，模糊了觀眾的價值觀，六六的回答是："我不想寫一個愚弄百姓的故事，好人就是好人，長得高大健美英俊，壞蛋就是壞蛋，長得猥瑣奸詐可嫌。我這又不是拍動畫片給小孩看。現實生活中的人就是多樣化的，人無完人，好人也有缺點，壞人也有優點，現實生活就是這樣的。但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如果我們都辨別不清，我就搞不清楚是我的問題，還是社會的問題了。"
房子等於幸福？
一項"幸福與房子關聯"的投票，吸引了36萬名網友，結果顯示八成人認為幸福與房子有關，其中69.9%的人認為幸福的家庭一定該有至少一套房。
世紀佳緣婚戀網站負責人龔海燕告訴時代週報記者，儘管在該網登記的女性徵婚者，只有37%明確提出"有房"是她們尋找結婚對象的必要條件，但在實際的服務中，她發現介意對方有沒有房產的女性比例遠遠高過這個數值。"有些人擔心將房子作為條件列在自己的內心獨白裡，會引起男性的反感，但其實她們對這一點非常看重。如果90%的年輕人都有信心能夠買得起房子，那麼情況會大不一樣，正是因為現實是只有10%的人買得起房，房子才會被看作一個人能力、素養的重要考量標準，其實這中間並沒有必然關聯，很多人的房子也是父母掏錢買的。"據龔海燕的觀察，上海女性在徵婚時對男方有無房產最為重視。"她們考量的不只是對方有沒有買房，還要看房貸還沒還清。這也可以理解，因為上海的房價是全國最高的。"
對於《蝸居》中的宋思明為什麼會贏得大量女性觀眾的青睞，龔海燕提到了偶像劇和媒體輿論的影響："伴隨"80後"一代成長的偶像劇裡，男主角很多都是這樣的形象：成熟、浪漫、多金，愛情都是灰姑娘遇王子的夢幻式。"
在世紀佳緣剛剛結束的一次富豪徵婚活動中，16位身家過千萬、過億的成功男士列出他們求偶的要求，有超過七千名女青年應徵參加，儘管她們見到"鑽石王老五"本人前至少要經過3關：海選，網站首先通過電腦從報名者中篩選出各方麵條件都不錯的候選人；面試，要給每位候選人拍照、編號存檔，然後進入世紀佳緣佳麗庫；進入佳麗庫後，由情感顧問按照富豪們的要求挑選其中符合條件的人進行面談，最終挑選出的50名女青年進入備選庫，而真正見到徵婚富豪的，只有其中的 18人；面談時兩位考官要從學識學歷、談吐氣質、五官容貌、皮膚、體形體態5方面給候選人綜合評分。
一篇被頻繁轉載、署名汪雷的《蝸居》男觀眾寫道："這是個殘忍、卻又很真實的故事。在貧富差距迅速拉大、道德標準蕩然無存的大環境下，性資源正向權錢階層加速流動。有人曾說，我們已經到了一個明碼標價的新時代：一個男人所能獲得的女人的質量和數量，與金錢權勢成正比。娛樂圈、藝校生、大學校園裡的潛規則、富豪的情人、公務員包養的二奶三奶，這些新聞從一開始的爆炸效應到今天社會輿論的習以為常、熟視無睹，性資源被權威階層剝奪，已呈現常態化。......《蝸居》的殘忍就在於，其展現的是一個都市優秀男孩或者網上頗為推崇的"經濟適用男"，在權貴男人面前的慘敗。而前者這個群體未來最有可能成為承擔社會穩定器功能的中產階層。"話題人物、女權主義者木子美卻認為這樣的評論本身就是對女性的不尊重：""女人"不是作為一個性資源存在的，不屬於年輕男性的性資源或者權貴的性資源。"
龔海燕也對"性掠奪"的說法不以為然，不過她提到，在中國的婚姻市場上的確存在一種現象："25歲的男性往往願意與25歲的女性交往，35歲的男性卻不願意與35歲的女性交往，還是要找25歲的年輕女孩。大部分來徵婚的成熟、成功男性，在年輕時都受到過情感挫折，當年他們追求年輕女孩被拒絕，等到事業成功後，好像在圓年輕時代的夢。"25歲左右、漂亮、白，是富豪徵婚時一致的要求，"他們也提出了學歷等等其他條件，但是往往會附上一點：如果特別漂亮，可以適當放寬"。世紀佳緣曾嘗試為大齡優秀的成功女性提供線下紅娘服務，這些女性願意支付兩到三萬元的費用，請世紀佳緣代為聯絡符合她們求偶預期的男士，但當紅娘們帶著她們的資料，推薦給那些男性精英時，男人們的反應是：你們為什麼要介紹給我這樣的人？那些在網上給我寫信的年輕女孩，要漂亮得多！"
如此看來，《蝸居》裡宋思明與郭海藻的搭配，拋開貪官與二奶的因素，恰好符合了婚姻市場上男女兩性對於理想伴侶的主流預期。
白領還是蟻族？
以往在電視劇中出現的"重點大學畢業生"形象，往往是意氣風發、職場得意的Winner，光鮮亮麗的白領，比如《我的青春誰做主》裡的趙青楚、高齊，而《蝸居》裡對海萍夫婦生活的表現卻是經濟困窘、前途茫然、所學專業在現實中無法對口、為尋找立錐之地不得不削尖腦袋。
對外經貿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青年教師廉思對《蝸居》現象頗有感慨，在他看來，《蝸居》呈現的才是現在大部分大學畢業生真實的生存狀態。"《奮鬥》裡那些剛畢業就開上奧迪或奧拓、整天打撞球泡吧的年輕人究竟在奮鬥什麼？難怪很多人看完後得出的結論是：奮鬥十年還不如有個好爸爸。"
廉思及他的團隊，歷時兩年，對北京市唐家嶺、小月河、馬連窪等多個大學畢業生聚居村進行了調研，提出了"蟻族"的概念，比喻高校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僅北京地區保守估計就有10萬以上的"蟻族"，他們受過高等教育，畢業後月收入平均為1956元，面對北京高昂的房租，只能選擇居住在城鄉結合部的聚居村，有時一個十幾平方米的宿舍裡同時居住四個男人和一對情侶。某種程度上，《蝸居》裡的海萍像是一個蟻族的代言："在我們的調研過程中，發現有10%的蟻族畢業於 211重點大學，有調研員在聚居村遇到自己北大、人大畢業的師兄，這種衝擊是非常大的。以前做社會調查，面對的是農民工、性工作者這樣的弱勢群體，調研的同學不大有切身感受，但與蟻族的接觸，使很多人開始憂慮自己畢業後的生活。"
廉思告訴記者，大學畢業生低收入群體大部分來自農村、縣城，是名副其實的"窮二代"，他們勤奮苦讀考上大學，揹負著家庭很高的期望，但是目睹同學中的"富二代"、"官二代"畢業後輕易獲得好職位，買房買車，自己卻從村到村(農村到聚居村)，求職艱難，"他們對貧富差距、社會不公的感受是跟其他群體不一樣的"。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夏學鑾則說："社會心理學認為，當一個人實際得到的遠低於其期待得到的時候，這個人就會產生強烈的相對剝奪感。大學生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的降低，使大學生這個群體普遍產生了程度不同的相對剝奪感。相對剝奪感與絕對剝奪感一樣，也會使人產生挫折與憤怒。在一定的環境暗示下，有些人會把這種挫折、憤怒轉變成侵犯，直接衝擊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廉思還表達了對當代青年價值觀的困惑："蟻族們有夢想，他們為自己的夢想奮鬥打拼，只是這些夢想的表述形式可能是：五年內有房有車。有人批評說這一代青年太物質，可是這樣的價值觀卻是現實真真切切教給他們的。教育在現實面前不堪一擊。"1980年，改革開放之初，《中國青年》曾刊登一篇署名潘曉的讀者來信《人生的路呵，怎麼越走越窄》，引發了一場有關社會倫理與人生觀的全國性討論。廉思驚訝地發現，在他與蟻族的接觸裡，這些出生於 1980年後、成長於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的青年人，很多也不約而同發出了相似的感慨：人生的路，為何越走越窄？也許正是這樣對自我奮鬥意義的焦灼和懷疑，使網民們質疑《蝸居》的結局：宋思明和郭海藻這樣走捷徑、抄近道的人，真的注定自食惡果嗎？
活在當下的抉擇
滕華濤對《蝸居》引起的爭議絲毫不感到意外："我們之所以想寫一個這樣的戲，其實就是針對現今社會裏宋思明、郭海藻還是挺多的，我們希望能夠通過這個作品讓大家有所思考，充分討論。也許現在還有人堅持站在宋思明和郭海藻這邊，但是至少希望他們過了嘴癮之後，有一個反思，你是否真的可以這樣不計後果去做一件事。在這樣一個經濟高速發展的時代，你不能忽略一些價值觀、倫理道德的問題。大家不能因為想改善自己的生活，為了住上好房子、開上好車，完全置道德、法律、所有這些東西不顧，而只為享受短暫的過程。"
他說自己的創作有宏大的意圖，卻並無意批判時代："你不覺得價值觀這樣的問題已經足夠宏大嗎？我相信社會發展到任何階段都會有它的弊病，而我和六六做《蝸居》的時候，最主要的一點是講一個社會在30年的高速發展過程中，一定會出現一些問題。就像宋思明的那句台詞："原本在光鮮亮麗的背後，就是襤褸衣衫。國際大都市就像是一個舞臺，每個人都把焦點放在鎂光燈照射的地方，觀眾所看到的，就是華美壯麗絢爛澎湃。對於光線照不到的角落，即便裡面有灰塵，甚至有死耗子，誰會注意呢？"這不是中國獨有的，這和某種社會制度也沒有關係，即便到了紐約、巴黎、東京也都是這樣。但是，如果讓你選擇，你是願意活在當下，還是願意活在三十年前呢？我相信大多數人都會選擇活在當下。我們更想探討的是，既然你活在當下，你會選擇做哪一種人？"
六六將《蝸居》的小說交給滕華濤，是在2007年初，電視劇開拍卻已是2008年底。滕華濤覺得原小說缺少一種他沒想好的東西："當時我說不清楚那是什麼，於是決定先拍《王貴與安娜》。在做《王貴與安娜》的過程裡，我想到了《蝸居》缺少的是什麼：一個我認可的價值觀。解決這個問題其實就是要回答我為什麼要拍這個故事。說實話這個故事並不是小三與貪官的故事，如果是這樣的故事，我沒興趣。我需要講的是現在都市裡面所有的人，但是這些人裡有我的價值取向。從小說到劇本，我們重點加強了姐姐海萍這個人，海萍代表了我們的價值觀，就是可以有奮鬥的艱辛、迷惘、痛苦，甚至是神經質的發作，但是她從來沒丟掉過自己的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