趕地鐵的上班族
中國大學生就業率一直是謎一樣的數據，儘管它與國家秘密毫無關涉。新上任的教育部長袁貴仁在十一月下旬召開的二○○九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會議上，強調明年的嚴峻形勢，並公布：「截至今年九月一日，全國高校畢業生就業率是百分之七十四，和二○○八年基本持平。」
新部長重複著前任的謊言！此前八個多月，全國政協委員蔡繼明等五人通過調研得到的預測數據為百分之三十六。本來經濟下行狀況未見實質好轉，怎麼會出現八個月裡大學生就業率提升一倍還多的情況呢？教育部大幅度提高大學畢業生就業率，與「被就業」一詞的流行形成了顯明的對比。
數量：僅僅北京的十萬嗎？
體制內學者搞的專項調查報告稱：在北京的城鄉結合部唐家嶺與小月河等處，住著約十萬之眾的大學畢業生，他們「年齡集中二十二至二十九歲之間，月平均收入低於兩千元，主要從事保險推銷、餐飲服務等臨時性工作」。進一步的情況則是：這些人大多是高頻率地變化工作，有的處於半失業狀態；為了節省住宿開支，不得不數人合租房屋，甚至男女合住。他們這個年齡段正是性需求旺盛期，但是性行為的環境極差，有時一帘之隔就是兩對情侶各行其事。
上指的「十萬之眾」由於居住擁擠，每天忙碌但收入畸低，被調查者稱為「蟻族」。
「蟻族」認為北京機會多，因此才到這裡聚集，但是「十萬之眾」的說法嚴重低估了低收入大學生群體的人數。二○○九年畢業的大學生能夠得到相對穩定工作的只有三百萬人，陷入「蟻族」狀態至少有五百萬人。較為嚴謹的觀點認為：如果將「北京機會多」這樣的因素擴展，即全國一線城市均納入考慮範圍，「蟻族」人數不少於六百萬；如果再將「群居」因素放鬆，那麼以低收入、半失業常發生為指標來看，全國「蟻族」至少有七百萬人。
形成「蟻族」低收入現狀固然與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有關，但是，教育質量畸低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因此就出現了電子信息專業學生當「店小二」、旅遊服務專業學生「賣保險」等現象。簡單地說：學無所用、用不對口，是「蟻族」最顯著特徵之一。
身份：為什麼都是平民子弟？
「蟻族」群體另外兩個顯著特徵是：其一，絕大多數是教育部確定的二十一世紀一百所重點建設大學（稱為「二一一工程」）之外的畢業生，即常謂的雜牌大學出來的學生；其二，絕大多數是縣城居民及農村家庭的孩子，而且農村孩子佔百分之六十以上。簡單地說：他們都是平民子弟。平民子弟身份與各層權貴子弟在就業機會方面的天壤之別，讓「蟻族」倍感社會不公帶來的屈辱。比如，「線上招工」無一例外地拒絕非家屬子弟參加考試。
所謂線上招工，是指實行垂直管理的機構，比如國有銀行與郵政、電信、保險等。這類的單位為瞭解決本系統職工子弟就業，每年都要考試招進一批大學畢業生。其競爭程度非常之激烈，大體上是五十選一的比例。即便激烈，非本系統子弟也無緣參加。
一位農民家庭出身的大學生，在給同學當槍手考完計算機科目後說：「什麼時候回家種地實行考試上崗了，我就有希望了。恐怕那得等到共產黨下臺十年之後。所以，現在再苦也好好地活著，一天掙二十塊錢的活兒我也干。與共產黨比，我有年齡優勢嘛！」平時，他在縣城裡跑信息，比如給裝修門市派出的三五人小包工組聯繫最便宜的瓷磚。他公開稱：「自己不找女朋友，養不起。如果實在憋得難受了，就去全縣最高檔的洗浴中心當兩天鴨子。」他還說，那不是丟人的事兒，也是憑身體換錢的出路之一。
疑慮：三年之後要鬧事？
對於「蟻族」現象背後的社會不公，體制內學者們憂心忡忡，搞出了不少研究報告，提醒當局重視。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丁寧寧與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在對相關研究報告作出評價時說：「關注他們就是關注中國未來，他們很大程度決定了中國未來的走向。」正面看，此話很負責任。但從另一個側面看，則表明體制內學者十分擔心「蟻族」將成為推翻黨國統治的造反力量。以研究「蟻族」問題而出名、該概念的發明者、社科院學者廉思在公開發表的談話中，希望當局在三年內解決「蟻族」問題，包括他們工作、住房、社會保障諸方面的要求。
今後三年，確實是「蟻族」群體的高危期，因為一方面陸續畢業的大學生正在增大這個群體的規模，另一方面他們對關乎公共事件的發言越來越激進，網路聲討、人肉搜索、發起簽名成為他們最常用的反抗手段。 「何時走上街頭」正成為一個低概率但又無法預防的社會問題。還有一個隱形因素在刺激「走上街頭」因素往高處積聚，那就是「蟻族」群體裡正在增加「新階層」。一些研究生畢業後找不到工作以及中途放棄學業的研究生，作為高端分子加入了這個群體。北京理工大學的博士生修良章忿而退學釋放出了這種信號。修良章事件表明：再高的學歷到頭來也是個「拼爹遊戲」，儘管不是百分之百如此，但它總是最重要因素之一。
所謂「拼爹遊戲」，是指父親有權勢或有財力的人在同等學歷與能力的條件下，總會勝地過無此資源的人。
「蟻族」有力量扭轉乾坤？
與絕大多數「蟻族」一樣，北京理工博士生修良章的父母都是農民。換言之，身份信息正成為社會不公狀況的放大器。這樣的社會狀況不出現大規模的騷亂才是一件怪事，但是，社會不公源自政治制度設置的種種無形障礙。且不說權貴子弟的就業、升職方面的優先性，僅看上述只招本系統子弟的銀行考試，就能測知問題嚴重性。
「中國社會需要重新公平」已經不是異議精英的挑戰性主張，而是底層社會的普遍性訴求。作為一個農民大國，不管城市化進程有多快，經濟發展成果分配不均的政策設計確實扭曲整個社會。 「中國需要新的農民革命」──具有父輩無法比擬的知識優勢的農民後代、「蟻族」群體或許無意間將成為下一次革命的領頭人，至少是爆發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