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頁:高作喜被"扎針" 第2頁:被毆的"高大虎" 第3頁:抑鬱的訪民 第4頁:被激化的矛盾 第5頁:家屬不知的"精神病" 第6頁:領導批示"強送"
邊看著電視，高作喜邊跟鄧毅聊著天。
這是2007年12月10日晚，內蒙古呼倫貝爾市公安局大興安嶺農墾公安分局(下稱農墾分局)值班室。
高作喜是農墾分局下轄東方紅派出所民警，鄧毅是分局法制大隊隊長。
他們有一搭沒一搭聊著。按局領導安排，高作喜晚上就住在值班室。
與此同時，二樓會議室，正召開局領導會議。參會者有局長徐晨銘、副局長張強、李寶全等。
"焦點訪談"結束了，高作喜去旁邊小賣部買了洗漱用品，鄧毅陪著他。
回來時，他喜歡的電視劇要開始了，高作喜盤腿坐在床上，鄧毅坐在椅子上。
此時，二樓的會議接近尾聲。結論是一個字：送。
8點剛過，一樓值班室裡，劇情開始前又插廣告，高作喜說，廣告真多。話音剛落，啪，值班室的門被撞開了，咚一聲彈在牆上。
4名民警和兩個陌生人進來，一名民警看了高作喜一眼，說："開始吧！"
高作喜正困惑，六人衝上前，兩人扭住了他的胳膊，兩人抱腿，一人抱頭。另一人拿出注射器扎入他體內。
驚慌中，高作喜隱約注意到，大隊長鄧毅一直坐著沒動。
有個念頭瞬間清晰，他覺得自己落入了一個局。
不過，藥液注入，他很快失去了意識
被毆的"高大虎"
4年前，人高馬大的民警"高大虎"被圍毆了。打人者"逍遙"，高作喜告狀
時間回到2005年。
那一年，民警高作喜被圍毆了。
在被打前，高作喜很有威名，有個綽號，叫高大虎。
東方紅派出所60歲的治安員葉成江說，高作喜人高馬大，辦案正直不講情面，東方紅農場十里八里的小偷小摸都怕他，因此得名。
2005年6月14日晚，派出所接到有人鬧事的報警，高大虎與同事張振勇出警。後來，張帶了兩個人回所裡問訊，高作喜獨自留在現場。但隨後來了一撥人，"高大虎"被圍毆了。
高作喜回憶稱，過程中他先後四次撥打分局的值班電話，沒有等來同事的支持。打人者走後，高作喜住進了醫院。
次日，副所長王君利與張振勇到醫院看望。王副所長說，所裡人手不夠，你住一天院就得上班。
高作喜沒有聽領導的話。醫生認為他有輕微腦震盪，他在醫院住了9天。
出院後，高作喜找到所長馬春生，要求報醫藥費，並追究肇事者責任。馬所長說，追究肇事者，歸分局管。
高作喜又找到時任分局政委韓金樁，韓認為，這是治安案件，還是應由派出所領導處理。
在高作喜看來，所領導與局領導是在"踢皮球"。這讓他非常窩火。高作喜的同事葉成江說，那段時間，常看到高作喜愁眉不展、喝悶酒。老葉認為，警察被打，本身就是件窩火的事，何況"高大虎"又是個很要面子的人。
現任巴彥派出所所長的馬春生告訴記者，如認為襲警者涉嫌妨害公務罪，應由檢察院立案批捕，但呼倫貝爾市莫力達瓦自治旗檢察院不立案。
被打一個多月後，高作喜又找到韓金樁。雙方交談不悅。
高作喜稱，當時他提出，再不解決問題，他只能到市局去反映；韓說，你願到哪告到哪告。
這話未得到韓金樁證實。
可以證實的是，高作喜的告狀路，開始了。
抑鬱的訪民
事情私了了，但高作喜覺得跟領導"過節"沒了，受到排擠，他不停舉報
2005年8月底，高作喜得到了一個讓他滿意的回覆。
呼倫貝爾市公安局局長高蘇和批示：這是近年來唯一的一起民警在執法中被打案件，要從強化執法力度、維護民警權益的角度，查明此案。
很快，農墾分局成立了項目組。2005年9月9日，帶頭打人者何四民被刑拘。
高作喜說，接下來的發展讓他意外。
他說，所長馬春生希望此事能私了，"馬所說，人都刑拘了，再追究有啥意思。"高作喜稱，他沒答應，所長威脅他"警察不想幹了"，他頂了一句"你吹牛皮"。
對此情節，馬春生說，他並沒威脅高。他認為，既然高受傷並不重，不必糾纏於此。他認為高一直糾纏，只是為得更多賠償。
不過，他稱"私了"不是他的意見，是上級領導指示。馬春生說，檢察院領導也多次要他們做做高的思想工作。此情節，未得莫力達瓦自治旗檢察院證實。
高作喜稱，後來分局領導也多次找他，希望他"私了"了事。這讓他感覺壓力越來越大。後來他答應了。
在莫力達瓦自治旗檢察院工作人員公證下，2005年9月15日，高作喜與何四民的哥哥何愛民達成協定，何家賠1.3萬元醫藥費，高不再追究襲警一事。
不過，事情並未就此結束。
高作喜感覺受到了正副所長排擠，陷入孤立。開會沒人喊他了，聚會活動也不通知他，甚至也沒人給他派工作了。他認為，這與他曾向分局反映所長逼他私了之事有關。
馬春生後來說，他不曾排擠高作喜，可能有時言語上有過激。他說他與襲警者並無瓜葛，不是高"懷疑的那樣"。
高作喜的同事葉成江說，東方紅派出所民警不足10人，當時大家都知道高作喜與所長們有矛盾，沒人敢理他。
高作喜的妻子竇艷敏稱，高作喜從被打起就陷入抑鬱狀態，每天睡眠很少。高說自己的安全都保證不了，何以保障家人的安全。
2005年7月8日，高作喜被北京協和醫院診斷處於抑鬱、焦慮狀態。
當年10月起，高作喜開始給市、自治區及公安部寫信，舉報自己被襲被要求私了之事，並稱遭到所長排擠產生抑鬱。
民警高作喜，正式成為了一名訪民。
被激化的矛盾
副局長說，越級上訪是"嚴禁"的，但"我們的警察"堅持越級上訪，這讓局領導十分惱火
高作喜有做記錄的習慣。一些談話他會錄音，他還記備忘錄。
2006年3月26日，分局局長徐晨銘到所裡調解他與所長的矛盾。高作喜的備忘錄裡記著，局長答應讓馬、王兩名所長公開道歉。
徐晨銘後來對記者說，高作喜稱馬、王排擠他，讓他患上抑鬱症、糖尿病，需補償，"但這沒有道理"。他說，沒有證據證明馬和王違法違紀，並且兩人當著他的面給高作喜賠禮道歉了。
馬春生與王君利也稱，已向高作喜道歉。
不過，高作喜否認。
他稱，他們不但沒道歉，還威脅他不要再告狀了。2009年12月1日，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市大楊樹鎮，民警高作喜在家中愁眉不展。他已兩年沒到所裡上班了
在高作喜不斷堅持下，2006年12月，農墾分局作出"關於對馬春生、王君利進行口頭批評的情況說明"，稱兩人身為派出所領導，不注意工作方法，使民警高作喜產生不滿情緒，分局領導已對兩人進行了嚴肅口頭批評，責令他們向高賠禮道歉。
高作喜認為，這份"說明"明顯避重就輕，不提私了之事。
馬春生的父親曾任大興安嶺農場管理局局長；王君利與分局副局長也有親戚關係......高作喜心有猜疑。他繼續上訪。
2007年3月30日，在自治區公安廳、呼倫貝爾市公安局兩級維權組協調下，高作喜與農墾分局正式簽署協定，答應不再上訪。
高作喜稱，簽協議的前提是，分局領導承諾，補償他上訪產生的費用及抑鬱症的醫藥費，並讓馬、王公開道歉，但廳、市局領導走後，承諾未兌現。
於是，他又繼續告狀。
"說實話，我們局領導對高作喜被襲案的處理過於草率，沒有引起足夠重視，才有了事件逐步惡化的局面。"如今已調離農墾分局的李寶全認為，工作方法簡單粗暴，激化了矛盾。
2007年11月份，高作喜再次去公安部上訪。
李寶全回憶，這讓農墾分局承受了巨大壓力，"公安部和自治區公安廳曾多次批示，嚴禁越級上訪。我們的警察上訪，而且多次越級。這讓市局和分局領導感覺壓力巨大，十分惱火。"
家屬不知的"精神病"
那一晚，分局領導的確在圍繞高作喜的事情開會，只是，議題是：送入精神病院
高作喜一度以為，自己的要求要實現了。
2007年12月10日，高作喜接到了分局局長徐晨銘的電話。讓他去分局一趟，說局黨組將開會討論如何解決他的問題，
當日晚飯後，徐晨銘讓高作喜在值班室住宿，等候局黨組意見。並讓法制大隊長鄧毅陪著他。
當晚8點，在高作喜看電視的時候。局黨組確實在開會，也確實圍繞高作喜。
只是，議題是：強送高入精神病院。
齊齊哈爾市第二神經精神病醫院精神二科主任高緒寅回憶，當時，他們接到了農墾分局副局長張強的電話，稱該局有一名嚴重暴力傾向的精神病人，希望醫院配合採取強制措施。
高緒寅說，精神病院配合公安機關強治有嚴重暴力傾向的精神病人，並不鮮見。
他介紹，當時他和護士莫軼強坐火車，到了農墾分局所在的大楊樹鎮，徐晨銘和副局長張強接站，"穿著警服，開著警車"。
高緒寅稱，徐晨銘告訴他，高作喜多次揚言要殺人報復，分局已請示了公安部、自治區公安廳，批示可強行送治。徐出示了一份鑑定書，是2006年4月3日，赤峰安定醫院為高作喜做的鑑定，結論為"神經症"。
2009年12月8日，赤峰安定醫院精神科二科副主任常素清說，神經症的症狀為抑鬱、焦慮間或產生臆想，"很常見，一般不會喪失民事行為能力"。她是給高作喜做鑑定的三名專家之一。
高緒寅稱，當時他提出，強行收治精神病人，須家屬同意。徐晨銘說，高作喜與妻子剛離了婚，孩子小，父母住很遠，只能聯繫他在分局刑警隊的二哥高作成。
據高作喜之妻竇艷敏講，因領導們頻繁讓她勸說高不要上訪，2007年12月初，他們辦了離婚手續，高作喜拿著離婚證去給局領導看：以後有事直接找我。（兩人後在2008年初重婚）12月1日，高作喜在家照顧癱瘓的岳父。這些年下來，他幾乎是家徒四壁
高緒寅回憶，2007年12月10日晚7點，徐晨銘與兩名副局長帶著他和護士，去高作成家。到門口後，"徐局長說我們不用進去，他給家屬說就成。"10分鐘後，徐從高家出來，稱家屬已同意，但不願出面。
當晚，高緒寅和護士列席了分局領導會議。領導們決定，送高作喜入院。
連夜，高作喜被分局的越野車運走，法制大隊長鄧毅全程"押送"。
領導批示"強送"
公安分局給市局寫申請，希望送"精神病患者高作喜"入院，市局副局長批示"同意"
2007年12月11日，高作喜醒過來，一度恍惚。
他發現自己躺在陌生房間，有穿格子服的人圍著自己，那些人目光呆滯。
"你有精神病，需要治療，公安局送你來的。"醫生告訴他，他在黑龍江齊齊哈爾市第二神經精神病醫院，在"重症監護室"。
該醫院所在的富裕縣，離高作喜家約500公里。高作喜很是驚慌，連稱自己沒病。醫生說，有你的精神病鑑定。
這讓高愕然。
根據醫生所說的鑑定日期，他查備忘錄，2006年4月3日，是一次會見。那天，分局副局長李寶全給他電話，說自治區政法委領導要跟他面對面談案情。當日，高作喜見到的"領導"是兩男一女。
原來那是醫院的人---精神病院裡，高作喜"頓悟"：這是一個設計已久的局。
2009年12月8日，李寶全承認，當時的確是假借領導談話，對高進行了精神鑑定。之所以隱瞞，是怕高情緒激動拒絕配合，"這是我工作的一個失誤"。
李寶全稱，是徐局長安排他找的醫生。鑑定經過和結論，都沒告訴高本人和他的家屬。他說，高不停上訪，分局壓力非常大。不過他本人並不贊成送高入院。
醫院裡，回頭想，高作喜認為，他其實早被"警告"過。
他的備忘錄記著：2006年5月5日，副所長王君利對我說，你要再告，花點錢給你送到精神病院去。
東方紅派出所多名民警證實，馬、王二人曾當著高的面說，再告狀就送進精神病院。不過，馬、王二人均否認。
高作喜之妻竇艷敏稱，2006年6月中旬，副局長張強曾到家裡，說高作喜越級上訪，已決定對其停職，在外遭遇任何不測，後果自負。
此事的背景是，當年6月9日，在北京治糖尿病的高作喜曾給徐晨銘打電話，稱："再不處理馬、王二人，我就去公安部告。我等一小時。"一小時後，沒等來局長回覆，高作喜到公安部交了舉報材料。
竇艷敏稱，張強後來又找她談話，稱各級領導都對高作喜越級上訪很生氣，可能要追究責任，如果家屬能證明他有精神病，就不追究了。
竇艷敏拒絕："他怎麼可能有精神病"。高兄高作成也稱，全家人從來都不知弟弟有精神病。
據李寶全講，高作喜2007年11月又到公安部上訪後，分局領導向市局寫了申請，大意說高作喜有精神病，需採取強制措施，市局主管信訪的副局長批示：同意強送。
李寶全和徐晨銘均稱，高作喜有嚴重暴力傾向，多次稱"如果上訪沒結果，我就殺人報復"。
高作喜否認說過類似話語。他稱自己與領導的見面，都是自己平靜，領導"拍桌子罵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