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期槍斃許多無辜的群眾
1985年，現為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教授的陳佩華（AnitaChan）出版了《毛主席的孩子們：紅衛兵一代的成長和經歷》。她在1996年的中譯本序言中寫道：「有多少人喪身，有多少人被打致殘，有多少家庭支離破碎，又有多少人被泯滅了良知和人性。但究其本因，並非是由於造反派的野心和年輕的紅衛兵的無知。或當權者相互間你爭我斗的權力之爭，或群眾被政治野心家所矇蔽，或是封建思想和社會遺存的作孽。當然這些因素也夾雜其中，但主要的還是在毛統治下那扭曲了的人性。」這一論點可謂鞭辟入裡，透過表象，直入本質。近幾十年來，陳佩華所列舉的文革歷史的方方面面，逐漸積累出一部分檔案和研究成果，而且，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對文革背後和深處的人性因素作出思考。劍平的英文新書《桑樹下：一個女孩眼裡的文革，是一部對童年和青少年時代個人和家庭生活的回憶錄。劍平的視角是「女孩眼裡的」文革，所以，政治和社會歷史，甚至扭曲的人性，都是她的最難忘記憶的背景；她一家人在文革中相濡以沫，不舍不棄的可貴人性，則是她要敘述的重點。
劍平的父母是共產黨員，其父親在抗戰年代加入共產黨，經歷戰爭，曾經為日本侵略軍俘虜並嚴刑拷打。1949年之後，他成為吉林省地方的高級幹部。劍平在回憶錄中，追敘了其家族的歷史，包括父母的革命式的「包辦婚姻」。在這一點上，和張戎的《鴻》有些近似。不過，《鴻》所注重的是歷史的細節和具體與回憶的結合，劍平的筆墨則不在詳細記錄幾代人的故事，家族的歷史在本書中淡出在背景在外。她很快把視線落到現代，與她成長的歲月有關的年代。
1956年，劍平的父親在擔任長春市輕工業局副局長期間，到北京中央黨校學習，逗留了一年半之久。這段經歷，本來是他政治前途的一個保障。然而，由於其所屬發電廠的事故，以及隨後他為保護技術人員而對於反右運動的評論，使他有被劃為「右派」的危險。結果，他被降職到偏遠的北方小城白城擔任輕工業局長。1961年，甫及一歲的劍平開始了高牆內政府大院中的童年。那是中國人面對飢荒的年代，劍平的一家雖然是政府幹部家屬，也不能例外，甚至要靠榆樹葉和野菜賙濟才能打發日子。然而，年幼的劍平是在充滿革命精神的教育和熏陶中長大的。她生動地記錄了當年母親是如何讓她感受到在新社會有棉襖穿的幸運，教育她看著毛主席的畫像，做毛的好孩子，她父親則是如何在菜園裡像一個農民一樣澆大糞的。而她的哥哥姐姐們在學校裡則被告知資本主義國家中兒童的不幸和悲慘，以便對新中國充滿感激之情。不過，對於劍平，真正的溫暖和每天的快樂來自她的奶奶。這位纏了足的古稀老人，才是她的救星和全家的頂樑柱。她照顧著五個孩子，每天操持家務，跟著做官的兒子，卻要變著花樣做摻者野菜的窩頭，但從無抱怨。「父親曾經和我們講奶奶從前在山村裡的日子。每天他醒來看見奶奶坐著紡線織布，晚上和奶奶道晚安時，她還是坐在那裡不停地幹活。父親從小跟著奶奶走東奔西，對她的無窮的精力總是驚訝不已。挑豬食，打草，砍柴等重活，對於一個成年壯漢也是個挑戰，可是奶奶卻全包了下來。她所依侍的，不過是一雙不滿四寸的小腳。」劍平說，奶奶這個稱呼，她每天喊不知多少遍，對她而言，這可不是祖母的一個通稱，而是專門給她來稱呼她的奶奶的。在這一段敘述裡，我們好像讀到了作者這個童年時代最最珍貴的記憶，以及隨之而來印入心頭的人生價值觀念。更加重要的是，劍平暗示了在即將到來的「革命」暴風雨中，當她的父母被批鬥和關押的日子裡，是忍耐和沉默的奶奶把全家團結在一起，用看似平常和微弱的人性抵抗了瘋狂，以堅韌對抗了苦難和壓迫。
1966年8月，當劍平進入小學時，中國變成了紅色的海洋。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運動很快影響到每個人。身為黨的幹部的劍平父母成為一場新的革命的標靶。在一場批鬥會上，紅衛兵對著劍平擔任中學黨支部書記的母親叫喊：「我們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這個口號她太熟悉了，當年土改時，她不是也這樣對地主這樣鬥爭的嗎？她拒絕承認任何罪名，因為她一生對黨忠誠，跟著毛主席走革命道路。在一陣混亂和推搡中，她抗辯，她汗流浹背，終於昏死過去。此後，她被關押在學校，不斷地寫檢查，被批鬥。在她幾乎要「過關」的時候，劍平的父親（當時已經是白城市主要黨政領導）被戴上了大叛徒和走資派的帽子，隔離審查了。一天，紅衛兵組織了一次大型批鬥會。劍平的父親站在靠近臺中央，和幾位市長書記一起接受批鬥。「紅衛兵輪番毆打他。他的鼻子流血不止。那裡有當年被日本人打斷的老傷。紅衛兵可不管這些，其中兩個把他的頭硬往下摁，父親胸前的鋼筆也折斷了。墨水和衣服上的鮮血攪在一起。」劍平的母親被進駐當地的軍人代表叫去談話。那位年輕的軍人向她推去一張「離婚申請」，逼她簽字，「劃清界限」，否則就是自絕於黨和人民。母親斷然決絕：「我有五個孩子，他們不能沒有父親」。結果，她再次被隔離。
在這樣困難的時刻，劍平的奶奶做了一個決定，要去探望被關押的兒媳。兩里路對於八十多歲的奶奶來說，遙遠而艱難，而且，這樣的探訪簡直是一種反革命的示威。可是，奶奶打定了主意，殺了一隻雞，做了一鍋湯，在劍平的攙扶下，三步一歇腳，五步一停留，硬是闖進了禁閉室。「奶奶不識字，可她知道母親身處患難之中。她弄不明白什麼政治運動，可她深知自己的媳婦是個好人。就像相信和愛自己的兒子，她也是這麼想自己的兒媳的。政治的亂局改變不了她老人家的想法。假如有的話，那就是促使她用行動而非言語表示出了她對親人的愛和支持。」。「在農村，我見過數不清的壞天氣，奶奶緩慢地說道，到頭來，一切都過去了」。「奶奶臨別前對母親說，我真弄不明白這個世界是怎麼了，可我一定會活到你和我的兒子平安回到家裡這一天」。在回程中，「奶奶看上去累極了。她走得更慢了，停頓的間歇也更久。每走一步，好像都要花上大力氣。不過我知道，在奶奶脆弱無力的外表下，她無所畏懼，充滿了意志。我拉著奶奶的手，為自己在她身邊而驕傲」。
文革還在繼續。當劍平一家終於打聽到，父親被關在本縣的軍營時，孩子們思念更加強烈了。可是，探訪父親比奶奶衝破紅衛兵把守的學校困難得多。持槍的軍人守衛著軍營，裡面關押的都是走資派。不到十歲的劍平自作主張，一次又一次地去求輪流值崗的軍人放她進去，也一次次地碰壁。終於，她得到了機會，「鑽進」了營房，見到了父親。「六個月沒見到父親了。敲門前，我屏住了呼吸。沒有人應門。我小心地推開房門，探進頭去張望。門移動的咿呀聲引起了裡面的人的注意。四雙眼睛盯住我困惑的樣子。他們看來至少和我一樣驚訝。這些從前的領導幹部，當今的走資派，披頭散髮，鬍子拉碴。沒有人說話。我認出父親坐在較遠的一個角落的鬃繃床上。他張開了嘴，可是一句話也說不出。」這就是一個七八歲的兒童和父親見面的情形。雖然沒有血淚，但是和她父親挨斗被打一樣，令人心酸。劍平的父親是共產黨中的所謂「三八式」幹部，即在對日抗戰中參加革命的無產者，屬於等級僅次於紅軍時期加入革命的高級幹部。當毛髮動的新的革命運動對年輕人發出號召，打倒他當年的追隨者的時候，不管如何宣傳對他本人和黨的忠誠，在一個小女孩的眼裡，落魄失意的父親所代表的理想和事業，已經和她奶奶所代表的老百姓的人性常道全然違背了。
劍平的回憶錄是對她成長的年代和影響她價值觀的種種事件的追憶。在某種程度上，這些回憶也是作者整理自己對於歷史評價的思路，努力去理解父輩的執著，並且撫平在那樣的環境中受到的傷痛和委屈。她為了寫這本書，花了八年的時間，以訪問當年的親朋來彌補回憶可能有的的不足和缺失，以親情為表達的人性溫暖在書中一以貫之，串聯了他們家三代人，在文革歲月中的創傷和磨難。這是一個她個人的成功，也是對於文革歷史文獻的貢獻。從陳佩華的初始研究到現在，近半個世紀間，海內外出版了各類相當數量關於文革的著作。在文革研究於大陸仍然存在某種禁忌的環境中，鄭念的《上海生死劫》，張戎的《鴻》，巫一毛的《暴風雨中的羽毛：失落在混亂中的童年》，蔣吉麗的《紅領巾》等，以英文原創為文革歷史補白，再被翻譯成中文；楊小凱的《牛鬼蛇神錄》，康正果的《我的反動自述》則是相反，在中文版引起注意後，被譯成英文。其餘目前只是中文版的，其著者，早先有梁曉聲的《一個紅衛兵的自白》，近來則有李干的回憶錄《迷失與求索》。劍平的新著在存錄文革歷史的文獻方面，繼承了前輩和同時代人為歷史存真的傳統，以坦率和真誠，回憶童年，而且不迴避父母的革命歷史，尊重其始終如一的選擇，把重點放在家庭和作為革命者的父母面對困境時，在家庭關係中的人性和平常一面，看似缺乏重大歷史層面和畫卷的深刻性，實際上留下了令當代人和歷史學家思考的空間：一個人的命運，尤其是政治的命運，在歷史的大潮中，有時是一種偶然的介入和必然的人生軌跡的集合。個人的選擇，在政治制度和權威體制下，是有限的和被動的。因此，其政治生涯和公共行為，雖然最為明顯，也常常成為歷史記錄和判斷的焦點，但是，這些並不等於一個個人的全部。假如忽視了個人在家庭和其它私下場合裡的人性質袒露的一面，歷史的分析就不至完整。事實上，正是由於這為人忽視的人性暗流，文革雖是中國人的災難，卻不能將中國完全打垮。毛的力量可以使中國翻天覆地，令人性扭曲，但其一旦歸西，中國的復甦並未等待多久。在這一方面，陳佩華的學術著作中記錄的四個紅衛兵是如此，劍平回憶錄中的奶奶父母弟兄姐妹也是同樣，雖然他們的經歷在文革中的遭遇完全相反。
不同於正式的傳記，回憶錄（memoir/reminiscence）作為一種介於小說和非小說之間的文學體裁，以及自傳中的一個種類，擇取個人生活中的一個片斷（而不必是完整的紀年體），以比較鬆散的結構，敘述與歷史事件有關的個人生活。這樣的體裁，因為滴水見大海，有令作者易於駕馭的一面，但也暗藏了兩個陷阱：其一，如何保持個性化的故事的獨特性。這個問題，如果寫回憶錄者的身份是和重大歷史與文化片段有關的政治家或者社會名流，則往往不成為大問題。否則就會帶來難處。文革對於許多家庭的傷害有類似之處，所以，可圈可點之處就不在情節，而在每個人和家庭對於災難的反應。劍平的這本書以人性為切入口，避免止於具體事件，是其成功之處。但是，作者從童年到青少年生活，也有不少在當時具有相當普遍性的內容。如何既使之貫穿於回憶錄的主線（一個女孩眼中的「文革」），又避免予人零碎和止於個人故事的印象（一個文革中的「女孩」），似還有改進的餘地。其二，如何柔合「客觀記述」（回憶）與「主觀評論」（觀點）並使之平衡。前者是當時性的事實（雖然學界公認回憶錄不是純粹事實的複述），後者是寫作時回憶者的反思和判斷。無疑，兩者存在著貼近過去和拉開距離的矛盾，亦即同時引導讀者進入歷史和回到現在之思考的難題。有的回憶錄，為瞭解決這個難題，甚至乾脆假托小說的方式，則以第三人稱出現的作者本人，可以化入他所回憶的過去，而議論和評判都顯得充滿「歷史感」。比如《當我是個波多黎各人》本書沒有迴避上述內在的難點，所以，相當篇幅對於文革的主觀評論和對於成長中遭遇的歷史交織在一起，讀者的思路也遊走於歷史與現實之中。正因為寫作時的思維水平與視角是主觀的和現時的，不可能用當時的視角，那麼，作者對於歷史的理性評判越成熟越好。劍平對於文革本身歷史的評價和議論，和她的經歷一致，顯示她對此有長久和深入的思考。不過，在涉及一些其它歷史事件時，有些行文雖然只是一筆帶過，卻未能採用比較新的研究動態，比如，在談到1960年代初中國的飢荒時，沿用了「三年自然災害」而且與蘇聯撤銷援助有關的官方說法；書中也提到1930年代以毛澤東為領袖的中共正在為「推翻」蔣介石的政權而鬥爭。事實上，這用來說明1940年代的國共關係較為恰當。還有對蔣介石的抗戰政策國內政策及結果的評論，基本沿用了從前大陸教科書簡單化和政治化的說法。根據目前的新開放的資料，兩岸歷史界都在重新評價蔣的抗戰策略，則此處似不必急於襲用大陸官方的舊說。當然，這些尚屬枝節，和劍平著力所在，尚無直接關係。
劍平在一次訪談中感嘆，關於文革歷史的文獻太少了。讓更多像她的孩子一樣的青少年瞭解那段歷史，是她寫下這部回憶錄的一個動力。文革結束後的三十多年來，許多有良知的中國人在為那段歷史，那段在人類現代歷史上僅有希特勒的大屠殺和斯大林的清洗可比的災難，寫下民間的記錄，日積月累，眾人拾薪，至今文獻不可謂不多。幾乎和劍平的《桑樹下》同時在美國出版的還有李墨英（譯音）的《春雪》。八月十七日的《紐約時報書評週刊》同時刊載了對於《春雪》和另一本類似題材作品《小躍進》（LittleLeadForwardbyGuoYue）的評論。然而，劍平的憂慮還是對的：我們至今尚未猶如猶太民族，全民回憶並留存大屠殺的歷史；我們也還沒有看到中國的索爾仁尼琴。中國人作為一個民族，對於文革歷史，在集體記憶方面，還有許多要做的。可幸的是，新一代海外學人在各自取得專業成就之後，視其在中國成長經歷為珍貴的個人財富，更是中華民族不可忘記的歷史的一部分。他們的寫作提醒人們不忘那黑暗的年代，以及苦難中不滅的人性光輝。和《春雪》和《小躍進》一樣，《桑樹下》也是以青少年為主要讀者對象的。這些英文讀物，除了如同其先驅者一樣，成為英語文學世界的一部分，也為許多在美國出生和成長，以英語為母語的下一代華裔子女，提供了尋根和延續歷史傳統的橋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