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敏感期麻煩今年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六四期間，自5月30日至6月7日，燕北園派出所警員和小區保安聯合24小時在樓門口值班。值班地點張傘，擺桌椅，飲茶抽煙，一如正式上班。在此期間，我差不多每天下樓一次。樓西頭牆根有幾平米空地，我在那裡種了辣椒、南瓜、絲瓜和向日葵。每次下樓我都提水一桶，澆一澆我種的這些植物。值班人員會走過來跟我閒聊，以確保在他們視線之內。這幾天我哪裡也不去，不去買菜，不去會朋友，下樓也僅限於到我的"菜地"，從不走出更遠。不是不可以，可以，但須告知值班人員，征其同意。若去與朋友聚會，他們還要向上級打報告，等待批准。我嫌麻煩，不想"求人"，於是就克己。
第二次就是前面提到的他們的"國慶"。第三次是歐巴馬訪問華期間。12月12日，L約見我，說據可靠消息，歐巴馬來訪，已把我列入某個採訪名單，希望在此期間不接受採訪，不出門，出門請告知，也不要與守望教會聯絡。當時守望教會正被逼迫，大雪天在海淀公園門口守主如崇拜。我回答說，放心吧，沒問題，這些小紅線不值當我踩。我心裏說，如果是歐巴馬總統約見我，我無論是要踩紅線的。要惹就惹大麻煩，小麻煩不值得我惹。16日，歐巴馬到北京，小區保安上崗。不再設值班地點，而是在樓門口走走站站。18 日下午三點，L電話告知，歐巴馬已離開北京，我可以自由行動了，謝謝配合。
寫道這裡，手機響了，此時是12月22日早上八點四十。寫曹操曹操到，是L，說請到居委會一下。明天劉曉波案開庭，上面有佈置，自下午1點至25日不要外出，如外出，請知會，有"專車侍候"。真是天有不測風雲，剛說完今年共有三次這樣的麻煩，想不到臨年末了又增加一次。
2009年只剩最後一週時間了，還會發生什麼呢？無論發生什麼，記下歷史長河中的這荒誕的點滴，為未來中國留做紀念。
今年我寫的文章不多，共寫了約五萬字，近四分之三的時間都花在翻譯上了。翻譯總字數約26萬字，其中約10萬字是為一個國際基督教哲學學術會議翻譯的十餘篇會議論文，其餘約16萬字是翻譯的一部西方簡明倫理學史。這兩個"活兒"都有嚴格的時間限制，會期限制和出版時間限制，因而整個翻譯期間都緊張。翻譯可能不比自己寫作累心，但比後者累眼。完成這倆"活兒"之後，我的視力有明顯下降。
翻譯的活兒是去年年底接下來的。當時寫作力衰退，每月幾乎沒有收入，引起家庭恐慌。恰在這時，有朋友幫助聯繫了這兩個翻譯的活兒，緩解了家庭恐慌。感謝上帝！讀碩士研究生時期我曾翻譯過一些單篇文章，像此次這種 "大規模的"翻譯則尚屬首次。完成這兩件譯事之後，我對於閱讀嚴肅的英語出版物的興趣和信心都大大增加了，值得感恩。
在這一年，翻譯、寫作的同時，我還在繼續向北大校領導討說法，要求恢復我的工資工作。去年年底，北大新校長就任後，我兩次寫信要求重新"審理"我的舊案。 1月14日，北大人事部的D姓副部長在電話裡告訴我，我寫給校長的信和校長的處理意見又退回校領導了。我問退給那位校領導了，答曰吳（志攀）書記。2月 19日，我又電話問詢吳有何指示，D答曰：恢復工作這條路在北大沒有先例可援，吳書記說可以重新申請北大的職位，像一位新的申請人那樣，向學院申請，由校領導批准。戴並且說，他這是代表校領導正式回答我的復職復薪要求。
此前曾有其他校領導提出過類似的建議，我不同意。我不是新人，我是北大的老人兒！但是此次我願試著走一遭，理由就不細說了。3月20日那天，我到北大新聞學院見X院長。她告訴我，吳書記來電話要她不要管這事，因而她做不了什麼。吳在做兩面派，前臉指出一條路，後臉又讓人把這條路堵死。怎麼可以這麼做人！一氣之下，我回家就寫了《給北大獨裁者吳志攀的公開信》。吳志攀長北大實權十來年，如今在北大一提吳，人人都是"嘁，就他？哈哈哈。"做官做到這份上實在太可悲，我就是討飯、吃屎都不會做這樣的北大校領導。
2005 年春天是吳親手操刀處理我的case。在我離開北京赴美訪學的當天，他就派人把"自動離職通知書"送到我家，並且命人查閱我的檔案，看是誰推薦我進北大當老師的，要大搞株連。真可笑啊！2005年秋我訪學期滿回國之後至今，一直沒有放棄向北大要求恢復工薪。不久前在給在日本東京機場抗爭的馮正虎先生的信中，我表述了我之所以這樣做的邏輯："他可以遵循他的邏輯制裁我，我一定要按我的邏輯不依不饒。這樣做，最起碼，可以阻止他以同樣的手段再加害其他人。上海官方不會再以類似的招數製造第二個馮正虎，北大的反動勢力不會再以類似的套路製造第二個焦國標。每個（遭受不公義的）中國人都像厲鬼一樣難纏，都像秋菊一樣要說法，中國更就適合人類居住了。"此外，我還想為歷史留下一個行為文本，讓後人從我的這個親歷文本中得悉這個時代曾發生在北大諸位校領導群體裡的猥瑣、卑鄙或高尚。你既在今天過足官癮，就得準備著為明天付出歷史代價。
2009-12-22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