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9-12-28 22:29:53作者：
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教授巴裡·埃肯格林 (Barry Eichengreen)，曾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高級政策顧問、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學術顧問委員會主席。他對經濟危機深有研究，其著作《黃金鐐銬：金本位和大蕭條》，被認為是國際上研究1929-1933年大蕭條的經典著作之一。
今年4月6日，他撰寫的關於此次金融危機和大蕭條對比的文章，一週之內被下載十萬次。日前，他來滬出席亞洲開發銀行，和上海社會科學院聯合主辦的『21世紀亞洲區域主義機制：中國的視角』國際研討會，並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
迪拜世界不會像雷曼兄弟
文匯報：迪拜世界的債務危機，引發了關於第二輪金融危機的擔憂，目前看來這種擔憂似乎是不必要的，您怎麼看？
答：我覺得還會有更多的金融問題產生。源於美國房地產市場的問題，是從房產蔓延到了金融系統，然後再到政府。現在，我們的政府不得不大量舉債，引起了人們對於這些債務的擔憂。
在迪拜，我們看到同樣的事情發生了，而且進程非常快。它首先也出現在房產部分，隨著那裡的酒店、摩天大樓在內的房產市場的崩潰，問題就轉到借貸給房產公司的大金融公司，人們擔心問題會否進一步轉移到政府，進而影響到整個迪拜政府和阿布扎比。
當然，這次不會像雷曼兄弟一樣，引發那麼嚴重的金融問題，這是一次更小的衝擊，相比美國，迪拜非常小。但這次債務危機還是給我們一種提醒:表明其他國家也會有問題，比如希臘、冰島都可能碰到類似問題，而且其衝擊會比迪拜更大，迪拜的問題會提醒人們更加小心了！
文匯報：的確，此前人們一直沒有注意到迪拜，冰島倒是一直被人們提及的。
答：冰島的問題持續了兩年，其原因是冰島和美歐的經濟聯繫非常緊密，美歐出現蕭條，很快就會衝擊冰島的經濟。迪拜更多的是與阿拉伯世界以及印度聯繫在一起，所以情況不一樣。
後危機時代的問題沒有答案
文匯報：您長期專注於金融危機的研究，大家也傾向於將1930年代的大蕭條，和眼前的金融危機加以對比，您怎麼看兩者間的異同？
答：我研究金融危機有很多年了，19世紀發生的危機，包括1930年代的大蕭條，以及過去50年中新興市場遇到的問題。
我認為沒，有一次危機像2007年發生的這場危機那麼嚴重，對全球產生那麼大影響，它是大蕭條以來最大的危機！如果你看全球的狀況，在危機發生的第一年，各方面都和大蕭條一樣嚴重。
與大蕭條的不同，在於危機第一年以後的表現。這一次政策制定者對危機做出了反應，他們同時使用貨幣和財政政策，從而穩定了經濟制止了危機進一步蔓延。
而在 1930年代，人們甚至不知道該做什麼?幾乎無所作為。因此，大蕭條會那麼大持續了四年，1929-1932年間經濟持續下滑。所以，兩者最大的不同在於經濟政策。
文匯報：但是1930年代的大蕭條是傳統經濟危機，主要發生在實體經濟領域，而眼前的問題似乎並不一樣，當年的危機帶給我們的警示，到底有多少是管用的？
答：在我看來，發生大蕭條的原因，和此次金融危機的原因是相似的。1920年代，在大蕭條前，美國的佛羅里達州(而不是加利福尼亞州)也出現了房產的過度繁榮，美聯儲的反應是:緊縮此前過於寬鬆的貨幣政策。
當時也出現了全球不平衡的問題。從這個角度看，兩次危機很多因素是相同的、相互疊加在一起的。
目前的全球經濟中存在著結構性問題。對美國來說，應該將更多資源放到出口行業中，將產品更多出口到世界各地。眼下，應該運用標準的需求管理政策來支撐全社會的需求，而改變經濟結構則是明天的事。幫助失業者找到工作，並穩定人們的需求今天顯得更為迫切。
文匯報：那麼，您是否同意「我們已經步入後危機階段」的說法？
答：如果你說的後危機時代，是指我們是否解決了所有導致危機的問題，那麼回答將是否定的！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的金融系統還沒有穩固，世界經濟尚未平衡。讓中國消費更多，讓美國儲蓄更多，這類問題仍有待解決。這些問題的解決，才是判斷是否進入後危機階段的先決條件。
文匯報：既然說兩次危機的成因相似，那麼眼前經濟學，為什麼還會面臨難以預測危機的挑戰呢？
答：這些相似的因素，都是在事情發生以後才看清的，危機前要看清這些就很難。比如說，我認為中國的確需要認真對待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上的泡沫，並採取更多措施來應對。因為，我們很容易將這些泡沫，同2006年美國市場發生的一切聯繫起來，並提出類似的警示，畢竟兩者之間只相隔三年。
但是，如果要把這些同 1928年的情況加以對比聯想，就很困難。因為，大多數人都沒有經歷那個年代。我們只能從歷史教科書上來學習並吸取教訓，而實際上，並不是每個人都會讀歷史書的。
在我看來，關鍵問題出在群體心理上。關於這種群體心理，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有過一個非常好的表述:那就是 「非理性繁榮」 (irrational exuberance)。
他在1996年就提到這一事實：當市場上漲時，哪怕我們根據歷史經驗已經得出這是一個泡沫的結論，人們仍舊會找各種各樣利好因素，來解釋市場為什麼會上漲，並編造各種解釋來證明市場仍舊是健康的，儘管事實並非如此。
由於每個人都在賺錢，都非常高興地看到市場的上漲，自然就會傾向於認為那些解釋是合理的。
根據我的研究，通常來說:危機不可能是一個原因導致的，而是兩到三個因素結合在一起所致，不同因素結合在一起，就會以不可預料的方式發展。所以，眼前所經歷的危機沒有哪個人能成功預測到。
耶魯大學教授羅伯特·希勒 (Robert J.Shiller)預測到房價會下跌，但是並沒有預測到整個金融危機、紐約大學教授努裡埃爾·魯比尼 (Nouriel Roubini)，預測了美國貿易赤字的不可持續性，他的赤字將會縮小的結論是對的。但是，他也沒有預測到整個事件。
所以，這類預測是很難的，如果你每天起床後就開始預測金融危機，總有一天你會猜對，但這並沒有什麼實際價值。
新興市場國家大有作為
文匯報：根據您的研究，新興市場在此次危機中，又表現出怎樣的獨特性呢？因為上一次亞洲金融危機發生時，哪怕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沒有提出很好的辦法。
答：過去，1997和1998年在新興市場發生的危機，其嚴重程度比美國的次貸危機其實更厲害，原因在於:政策制定者，不能做出什麼來恢復經濟。
當時，比較典型的新興國家政府，已有非常嚴重的財政預算赤字，使用財政政策的空間很小，加上很大部分債務要用美元結算，所以他們不可能讓本幣貶值或降低利率。
而這次面對危機則有了非常大的不同，因為新興市場國家的政府可以起作用了，他們沒有美元負債的壓力，當經濟下滑時他們可以降低利率，而不用擔心這一舉動對匯率造成影響。
所以，在新興市場發生的變化，不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起了什麼作用，而是新興市場國家自己建立起了保護機制，當他們需要使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來穩定自身的經濟時，他們可以有所作為。
文匯報：外匯儲備大量增加，又是一個非常具有爭議的問題，對此您怎麼看？
答：擁有大量美元是一件好事，可以讓新興市場國家在危機中保護自己，當出口商和銀行需要美元時，隨時都可以拿到，但是這同時也加劇了全球的不平衡。
新興市場國家需要做的，可能是向中國及其鄰國學習建立一個儲備池。我瞭解到，「清邁協議」的簽訂，就是要讓每個國家都從儲備中拿出一億美元，放在一個池子當中。當一個國家需要使用的時候，就可以從中取出一部分用後歸還。
這樣一來，每個國家就不需要自己儲備了！這就像你不需要自己有一輛自行車，而可以借來使用那樣。
今年4月6日，他撰寫的關於此次金融危機和大蕭條對比的文章，一週之內被下載十萬次。日前，他來滬出席亞洲開發銀行，和上海社會科學院聯合主辦的『21世紀亞洲區域主義機制：中國的視角』國際研討會，並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
迪拜世界不會像雷曼兄弟
文匯報：迪拜世界的債務危機，引發了關於第二輪金融危機的擔憂，目前看來這種擔憂似乎是不必要的，您怎麼看？
答：我覺得還會有更多的金融問題產生。源於美國房地產市場的問題，是從房產蔓延到了金融系統，然後再到政府。現在，我們的政府不得不大量舉債，引起了人們對於這些債務的擔憂。
在迪拜，我們看到同樣的事情發生了，而且進程非常快。它首先也出現在房產部分，隨著那裡的酒店、摩天大樓在內的房產市場的崩潰，問題就轉到借貸給房產公司的大金融公司，人們擔心問題會否進一步轉移到政府，進而影響到整個迪拜政府和阿布扎比。
當然，這次不會像雷曼兄弟一樣，引發那麼嚴重的金融問題，這是一次更小的衝擊，相比美國，迪拜非常小。但這次債務危機還是給我們一種提醒:表明其他國家也會有問題，比如希臘、冰島都可能碰到類似問題，而且其衝擊會比迪拜更大，迪拜的問題會提醒人們更加小心了！
文匯報：的確，此前人們一直沒有注意到迪拜，冰島倒是一直被人們提及的。
答：冰島的問題持續了兩年，其原因是冰島和美歐的經濟聯繫非常緊密，美歐出現蕭條，很快就會衝擊冰島的經濟。迪拜更多的是與阿拉伯世界以及印度聯繫在一起，所以情況不一樣。
後危機時代的問題沒有答案
文匯報：您長期專注於金融危機的研究，大家也傾向於將1930年代的大蕭條，和眼前的金融危機加以對比，您怎麼看兩者間的異同？
答：我研究金融危機有很多年了，19世紀發生的危機，包括1930年代的大蕭條，以及過去50年中新興市場遇到的問題。
我認為沒，有一次危機像2007年發生的這場危機那麼嚴重，對全球產生那麼大影響，它是大蕭條以來最大的危機！如果你看全球的狀況，在危機發生的第一年，各方面都和大蕭條一樣嚴重。
與大蕭條的不同，在於危機第一年以後的表現。這一次政策制定者對危機做出了反應，他們同時使用貨幣和財政政策，從而穩定了經濟制止了危機進一步蔓延。
而在 1930年代，人們甚至不知道該做什麼?幾乎無所作為。因此，大蕭條會那麼大持續了四年，1929-1932年間經濟持續下滑。所以，兩者最大的不同在於經濟政策。
文匯報：但是1930年代的大蕭條是傳統經濟危機，主要發生在實體經濟領域，而眼前的問題似乎並不一樣，當年的危機帶給我們的警示，到底有多少是管用的？
答：在我看來，發生大蕭條的原因，和此次金融危機的原因是相似的。1920年代，在大蕭條前，美國的佛羅里達州(而不是加利福尼亞州)也出現了房產的過度繁榮，美聯儲的反應是:緊縮此前過於寬鬆的貨幣政策。
當時也出現了全球不平衡的問題。從這個角度看，兩次危機很多因素是相同的、相互疊加在一起的。
目前的全球經濟中存在著結構性問題。對美國來說，應該將更多資源放到出口行業中，將產品更多出口到世界各地。眼下，應該運用標準的需求管理政策來支撐全社會的需求，而改變經濟結構則是明天的事。幫助失業者找到工作，並穩定人們的需求今天顯得更為迫切。
文匯報：那麼，您是否同意「我們已經步入後危機階段」的說法？
答：如果你說的後危機時代，是指我們是否解決了所有導致危機的問題，那麼回答將是否定的！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的金融系統還沒有穩固，世界經濟尚未平衡。讓中國消費更多，讓美國儲蓄更多，這類問題仍有待解決。這些問題的解決，才是判斷是否進入後危機階段的先決條件。
文匯報：既然說兩次危機的成因相似，那麼眼前經濟學，為什麼還會面臨難以預測危機的挑戰呢？
答：這些相似的因素，都是在事情發生以後才看清的，危機前要看清這些就很難。比如說，我認為中國的確需要認真對待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上的泡沫，並採取更多措施來應對。因為，我們很容易將這些泡沫，同2006年美國市場發生的一切聯繫起來，並提出類似的警示，畢竟兩者之間只相隔三年。
但是，如果要把這些同 1928年的情況加以對比聯想，就很困難。因為，大多數人都沒有經歷那個年代。我們只能從歷史教科書上來學習並吸取教訓，而實際上，並不是每個人都會讀歷史書的。
在我看來，關鍵問題出在群體心理上。關於這種群體心理，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有過一個非常好的表述:那就是 「非理性繁榮」 (irrational exuberance)。
他在1996年就提到這一事實：當市場上漲時，哪怕我們根據歷史經驗已經得出這是一個泡沫的結論，人們仍舊會找各種各樣利好因素，來解釋市場為什麼會上漲，並編造各種解釋來證明市場仍舊是健康的，儘管事實並非如此。
由於每個人都在賺錢，都非常高興地看到市場的上漲，自然就會傾向於認為那些解釋是合理的。
根據我的研究，通常來說:危機不可能是一個原因導致的，而是兩到三個因素結合在一起所致，不同因素結合在一起，就會以不可預料的方式發展。所以，眼前所經歷的危機沒有哪個人能成功預測到。
耶魯大學教授羅伯特·希勒 (Robert J.Shiller)預測到房價會下跌，但是並沒有預測到整個金融危機、紐約大學教授努裡埃爾·魯比尼 (Nouriel Roubini)，預測了美國貿易赤字的不可持續性，他的赤字將會縮小的結論是對的。但是，他也沒有預測到整個事件。
所以，這類預測是很難的，如果你每天起床後就開始預測金融危機，總有一天你會猜對，但這並沒有什麼實際價值。
新興市場國家大有作為
文匯報：根據您的研究，新興市場在此次危機中，又表現出怎樣的獨特性呢？因為上一次亞洲金融危機發生時，哪怕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沒有提出很好的辦法。
答：過去，1997和1998年在新興市場發生的危機，其嚴重程度比美國的次貸危機其實更厲害，原因在於:政策制定者，不能做出什麼來恢復經濟。
當時，比較典型的新興國家政府，已有非常嚴重的財政預算赤字，使用財政政策的空間很小，加上很大部分債務要用美元結算，所以他們不可能讓本幣貶值或降低利率。
而這次面對危機則有了非常大的不同，因為新興市場國家的政府可以起作用了，他們沒有美元負債的壓力，當經濟下滑時他們可以降低利率，而不用擔心這一舉動對匯率造成影響。
所以，在新興市場發生的變化，不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起了什麼作用，而是新興市場國家自己建立起了保護機制，當他們需要使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來穩定自身的經濟時，他們可以有所作為。
文匯報：外匯儲備大量增加，又是一個非常具有爭議的問題，對此您怎麼看？
答：擁有大量美元是一件好事，可以讓新興市場國家在危機中保護自己，當出口商和銀行需要美元時，隨時都可以拿到，但是這同時也加劇了全球的不平衡。
新興市場國家需要做的，可能是向中國及其鄰國學習建立一個儲備池。我瞭解到，「清邁協議」的簽訂，就是要讓每個國家都從儲備中拿出一億美元，放在一個池子當中。當一個國家需要使用的時候，就可以從中取出一部分用後歸還。
這樣一來，每個國家就不需要自己儲備了！這就像你不需要自己有一輛自行車，而可以借來使用那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