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9月22日，新華社在播發"國務院任免國家工作人員"的消息中稱，"鑒於在多家奶製品企業部分產品含有三聚氰胺的事件中，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監管缺失，對此，局長李長江同志負有領導責任，同意接受李長江同志引咎辭去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局長職務的請求。"
三鹿毒奶事件不是一般的質量事故，可以稱得上新中國成立以來最惡劣的質量事故了。它選擇下手的對象是人群中最弱的幼兒，將近30萬幼兒的身體遭受戕害。該案嚴重影響民眾對於政府的信心。
我當初認為，李長江再無翻身之日了，恐怕只能在良心的折磨中度過餘生了。萬萬沒有料到的是，政府竟然這麼快就啟用李長江，而李長江竟然也接受了。這兩個"料不到"，實在突破了我對政府信用底線以及人的良心底線的預設。
頗具諷刺的是，李長江新職是領導全國"打黃掃非"，讓我不僅要揣測政府的用心：難道是要讓李長江將功補過，管好民眾精神消費品，去抵補對於民眾生活消費品的監管不力麼？
如果再聯想近些年來，各類引咎辭職或被免職的官員們紛紛獲任新職或"異地就職"，我們真地要相信政府對待有問題幹部，的確是慈悲心腸，貫徹了老毛當年所說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
2003，北京市市長孟學農因對疫情控制不力而引咎辭職，2007年復出為山西省省長了，後時運不濟又趕上襄汾潰壩事件而再度引咎辭職；
2004年安徽阜陽發生"毒奶粉事件"，很多官員被問責落馬，後來怎麼樣？原市長劉慶調任安徽省環保局局長，原工商局副局長楊偉調任安徽一個地級市工商局副局長，原衛生局副局長丁麗玲調任阜陽另一個局的副局長；
2005年吉林發生松花江污染事件，危及下游人民的飲水，甚至殃及俄羅斯，國家環保局局長解振華因此引咎辭職，2006年就復出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
2007年山西發生黑磚窖事件，被撤職的原臨汾市堯都區副區長段春霞，後改任堯都區區長助理，被撤職的臨汾市洪洞縣原副縣長王振俊，後改任該縣縣長助理；
2008年初，遼寧省鐵嶺市西豐縣"進京抓記者事件"爆出後，西豐縣委書記張志國被勒令辭職。同年11月，張志國又被任命為瀋鐵城際軌道交通工程辦公室副總指揮；
2008 年5月，四川汶川發生大地震，在全國哀悼日期間，山東省濱州市工商局長邵立勇用公款組織幹部到武夷山旅遊。被曝光後，邵立勇被免職。中央紀委、監察部稱， "山東省濱州市工商局無視中央有關規定，置地震災害給國家所帶來的困難於不顧，置全國人民深切悼念遇難同胞的情感於不顧，組織公款旅遊。嚴重敗壞了黨風政風，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形象，影響極其惡劣。有關責任人受到嚴肅處理，完全是咎由自取。"但是不久，邵立勇異地任職，身份換成了威海市工商局長。山東省工商局相關負責人稱，調任邵立勇不違反規定。
2008年6月，貴州"瓮安群體性事件"震驚海內外，原縣委書記王勤因處置不當而被撤職，不久，調任黔南州財政局副局長。
2008 年9月，三鹿毒奶事件令國人聞奶色變，為此，部分官員被免職，包括國家質檢總局食品生產監管司副司長鮑俊凱、河北省農業廳廳長劉大群等，然而，幾乎與此同時，被免職的官員紛紛異地就職，劉大群改任河北邢臺市市長，鮑俊凱則升任安徽省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局長，由副局級變為正局級。
現在公眾則看到李長江的復出，由此推測，當初被免職的石家莊市委書記、副書記等一干官員們的復出，也是指日可待了。在結石幼兒們索賠無門的情境下，這幫負有不可推卸責任的官員們的復出，也算是"中國特色"之一種吧！
仔細觀察並比較中國官員們的落馬，你會發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只要不是觸犯黨紀國法，不被判刑，就會有新生的機會。
以權謀私、貪污腐化，觸犯法律，政治生命也隨著自由的喪失而結束。如成克傑、胡長清以及許宗衡等；
而另一種過錯，或決策失誤，或失職瀆職，致使公眾利益遭受嚴重侵害的，則往往被輕責，事後再受重用。如上述復出官員們。
這裡面隱藏著怎樣的一種邏輯呢？在我看來，對公眾利益受損負有領導責任的官員們的"原諒"以及"重新任用"，是對民意的極大輕視和踐踏。也從反面表明，民意在某些人眼裡的確"輕如鴻毛"。
用權力去交換金錢，當然要嚴辦；但使用權力不當，致使公眾利益（包括財產權和生命權）受到嚴重侵害，更應該嚴懲不貸。
在三鹿毒奶事件中，被判刑的甚至被剝奪生命的都是三鹿奶廠員工以及供應商們，這固然是他們咎由自取，但沒有一個負有監管責任的官員在其中，已經是很不公平了，現在居然這幫官員們陸續在復出，在小民（尤其是那些結石幼兒父母們）看來，真得是要"氣結"了。
在民主社會裏，不管因為何種原因致使公眾利益遭受侵害的官員，唯一的選擇就是道歉辭職，離開政治，另辟人生道路。他知道，在洶洶民意面前，戀棧不可能，日後復出也基本無望。
那裡是選票至上，政客們匍匐於民意腳下，而在這裡，一切唯權力馬首是瞻，權力最無情，也最強勢，它總是公然強姦民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