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以此文祭奠那些在"反右"運動中遭受長期迫害並虐待致死的無數冤魂！獻給那些遭受長期迫害今天仍然堅強地活了下來的風雨漂零的生靈！更獻給那些"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中國看客！--題記
一、幾個必須釐清的基本概念
"反右"是一場扼殺中國人良心和靈魂的逆向淘汰運動，它把中國知識份子進行了一次集體性的精神謀殺和肉體消滅，把所有中國知識份子進行了一次去勢閹割，是一次抽去國人脊樑骨的"陽謀"，是一段令所有中國人都應該牢牢記取的歷史悲劇。
由於長期的"法西斯語言符號系統"的強制灌輸，在現有的中文環境下，許多基本概念已經產生了很大的混亂。邏輯學上有一種重要的現象--差之毫釐，謬之千里。也就是說，大前提和小前提是建立在明確清晰的概念基礎上，一些基本概念被搞亂之後，就使整個邏輯推導過程變得毫無意義，也使一些詞彙變得難以使用。也由於本文的討論涉及到一些特定名詞，如果不將這些特定的概念進行必要的註釋，將使讀者感到突兀。所以，在討論這些問題之前，有幾個基本概念需要釐清或加以註釋：
1、筆者原來是用《他們以精神自虐、人格扭曲、靈魂迷失為"秦希斯制度"獻祭》為題目。初稿寫出來之後，專門徵求過一位右派朋友的意見。他閱讀之後，感到這個題目對他們當年遭受的靈魂煎熬、精神折磨、肉體摧殘有調侃譏諷之意味。遂改為現在這個《一場以扼殺民族靈魂為目的的現代坑儒運動--"陽謀"五十年祭》。
不管筆者改用什麼題目，文章的脈氣是不好更改了。否則，必須推倒重來。從本文的氣脈主線來看，這絕不意味著筆者對這些苦難的人們進行嘲諷。恰恰相反，而是通過對當年的社會環境和文化氛圍的還原分析，來討論這一奇特現象產生的社會原因，並對他們抱以深深的同情。
2、所謂秦希斯制度，是許多中國學者的共識，即為毛澤東所說的"秦始皇加馬克思"的一種制度，也是對毛澤東"百代還行秦政制"的一種表述。這個制度揉和了秦始皇的皇權專制和希特勒的軍國強權，再加上斯大林的血腥恐怖之產物。它是人類歷史上對人類最嚴密的控制和奴役的一種制度。也就是今日中共所說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在這種空前嚴酷的秦希斯制度下，當年的大部分右派，紛紛以妥協退讓來保全身家性命或後路，這是符合人性的行為，是值得同情的，而不是求全責備。
3、按照中文的一般理解，本文標題中的"儒"，一般是指知識份子。而所謂的知識份子，我認同俄國和法國學者對"知識份子"一詞的原初定義。即指那些對人類命運和社會未來有終極關懷，對社會弊病有批判精神，對國家和民族前途有責任擔當，對政治腐敗、民生黑暗有鞭撻的道德勇氣，有獨立人格，有正義感，有一定的學識素養，能進行獨立思考的人們。
如果把社會比作一艘航行在茫茫大海之上的巨輪，知識份子不是船長，但他們時刻站在船頭，警惕地瞭望前面的航程。一旦發現漩渦和暗礁，就拚命地吶喊示警，以免巨輪陷入災難之中。而不是目前這種泛泛化的概念--即有一定的知識和技能，就統統地泛稱之為知識份子。有一定的知識和技能，也許是一個出色的技術專家，也許是一個優秀的工程師，但絕不是知識份子。
很不幸，這些站在船頭瞭望前程、並拚命吶喊示警的人們，卻被中共當局視為破壞其"安定團結大好局面"的異類，視為洪水猛獸，恨不得除之、驅之、縲紲之而後快。
更為不幸的是，今天中共的九名政治局常委，全都是一些半桶水式的技術專家或工程師之類的貨色。他們缺乏基本的人文素養，缺乏有關人類自由、尊嚴、幸福與社會和諧的基礎知識，有的甚至是一竅不通。只知道手忙腳亂地"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只知道保有特權而攫取特權利益，只知道在腐朽的專制體制上彌縫補漏。他們駕駛著中國這艘巨輪在茫茫的大海上航行，卻不許知識份子站在船頭吶喊示警，更不能容忍知識份子對其施政指手畫腳。他們哪怕把這艘巨輪駛進毀滅性的漩渦之中，幾乎是一致性的木知木覺。
再打個比喻，讓技術專家和工程師來製造原子彈，這些技術專家和工程師也許對製造原子彈的工藝流程比較熟悉，也能忠實地完成任務--即把原子彈製造出來。這些僅僅知道忠實完成工作任務、而不管製造出來的原子彈是用於毀滅人類還是造福人類的技術專家和工程師，是不能算作知識份子的。只有那些能思考並擔當原子彈是用於毀滅人類還是造福人類這類問題的人們，才能算作知識份子。
4、所謂毛共，是指毛澤東所創立和堅持的、以"公有制"崇拜為基本特徵的馬列原教旨主義的共產黨。鄧小平之後的共產黨，雖然將毛的親信家人一網打盡了，且在實質上完全否定和背叛了毛澤東的馬列原教旨主義，但鄧小平卻要在表面上死死抱著毛澤東的木主靈牌，來體現其政權的"合法性"。否則，鄧小平之後的政權，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本文為了將鄧之後之中共政權與毛澤東時代之中共政權相區分，所以用"毛共"來稱呼毛澤東時代的馬列原教旨主義的共產黨，用"鄧共"來稱呼鄧之後的共產黨。
"毛共"是一個集合體的概念，除了毛澤東之外，當然也包括了劉少奇、鄧小平、彭德懷、林彪、陳伯達等人在內的黨政大員。當年的劉少奇、鄧小平、彭德懷等黨政大員，正是"反右"運動的干將和急先鋒。儘管他們在後來也遭受到幾乎與右派一樣的非人迫害，但不能逃避他們喪盡天良、草菅人命的罪責。
特別是鄧小平，由於異常賣力地喪盡天良、助紂為虐，因而當胡耀邦大力為右派平反時，儘管120萬的右派中『注』，沒有一個是罪當其罰，全部是被冤屈的。但鄧小平卻硬著脖筋橫蠻狡辯曰--"反右是完全必要的，只不過不該擴大化罷了"。還說"不准叫‘平反'，只能叫‘改正'"云云。
5、所謂"陽謀"，是當年的毛澤東面對國人的指責--"反右是毛共言而無信、食言而肥的陰謀"時，毛澤東則以"這不是陰謀，而是引蛇出洞的‘陽謀'"來蠻橫狡辯。當有人指責毛澤東是暴君、是秦始皇的時候，毛澤東聽後，不但不像歷代昏君、暴君一樣勃然大怒，反而是哈哈大笑著說："秦始皇才坑了460個儒，我殺掉的右派，何止46萬！我要超過秦始皇一百倍一千倍。你們說的遠遠不夠，還要我自己加以補充......"可見毛澤東的厚黑無道，可見毛共官僚集團的邪惡無恥，可見黨文化的嗜血冷酷。
6、五七年被劃成右派的人，絕大多數其實是貨真價實的左派--即認同中國共產黨暴力篡奪中華民國政權，認同馬列主義階級鬥爭邪說的基本主張。而那些貨真價實的右派，早在中共篡政竊國過程中，不是流亡港臺和海外，就是被中共在歷次鎮反、肅反等政治運動中，被有組織地以"反革命"的名義殺戮殆盡了。
二、"中國右派綜合症"
雖然反右在五十年前已經鳴金收兵了，但"右派"一詞卻被收進了牛津辭典裡--這是中國文化對世界文明的"偉大貢獻"。
當年的毛共，先是誘使和脅迫知識份子"向黨和政府提意見"，並信誓旦旦地鄭重保證："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則改之，無則嘉勉"、"絕不進行秋後算賬"......
當年的知識份子，歷經"思想改造"、"三反"、"五反"、"鎮反"等無比殘酷的整人運動後，他們本來已被修理得像是驚弓之鳥，始終是膽戰心驚而不敢說話了。於是各級黨政官僚輪番發動，以"對黨是否真誠"來向他們施壓......而當一些知識份子在不斷"啟發"和施壓下，說了一些意見之後，也被允許刊載在黨控的報刊上，而沒有遭到立即整肅。他們被憋屈得幾乎要窒息的心靈，終於觸發了他們的放言議政......
總體上來說，當年的大多數知識份子，由於受時代的侷限，受中共單向性宣傳的欺騙和愚弄，他們對共產黨的邪惡本質還缺乏認識。他們在思想上，在感情上，一直對共產黨感恩戴德，並對之抱有幻想。在他們在遭到嚴酷的批鬥後，往往是一聽到自己被扣上"反黨"的帽子，就極為反感，並從內心深處不能認同。且真誠期盼共產黨通過他們的意見回饋，來改正缺點和錯誤，把國家治理好。因此，他們當年的大部分言論，確實屬於魯迅所說的--"老爺，您的袍子髒了，請脫下來洗一洗吧"的範疇。
儘管如此，仍然觸痛了毛共的逆鱗。毛共於是使用了"空前"或許不會"絕後"的"陽謀"，對這些放言議政者進行了秋後算賬式的嚴厲整肅和殘酷迫害。
毛澤東一聲"反右"令下，眾多黨政官員紛紛為虎作倀、助紂為虐，紛紛背親賣友、落井下石，唯恐落人之後，影響自己的官帽前途！而眾多的右派們，雖在開始階段，確實有不少人進行抵抗和反駁，但隨著精神虐待和人身迫害的一步步升級，到了後來，則幾乎是整體性的以精神自虐、人格自殘和靈魂自戕來保全性命......
當然，在反右過程中，確實有許許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湧現出來。他們激烈地反抗暴政奴役和非法迫害，反抗這種人妖顛倒、黑白不分的殘酷現實。但由於毛共對媒體的嚴密控制，使人們很難獲知這些無名英烈。而刊載在報刊上的文字，則是許多大名鼎鼎的大右派是如何如何地"低頭認罪"的文字。如在批判劉冰雁先生的大會上，就有一名不是右派的剛烈勇士，他感到這個社會沒有任何希望和光明，於是以當場跳摟自殺來表示抗議等等。
也由於毛共的思想警察、言論特務、出版管制和新聞檢查制度的異常嚴酷，從而使得許許多多的英雄人物和可歌可泣的動人事跡、都被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之中。
世人所能看到的，大多是那些當年在國民政府時代豪氣如虹的許多大牌知識份子，雖然敢於點著蔣介石的鼻子開罵，但他們一落到了共產黨的手上，就紛紛作了"小媳婦"，只能俯首帖耳、低眉順眼地過日子。連那些最有骨氣和勇氣的人，也只能在內心深處表示不服，但在口頭上卻要老老實實地"認罪伏法"，而不敢對獨裁者有所側目？
當年的世界各國人士，對毛共把中國社會捂得像鐵桶一樣黑暗的新聞管制體系還缺乏認識。以至當時的世界各國人士，紛紛看不懂這些中國的知識者。他們滿腹迷惘地看著這些中國的精英階層，但看來看去，仍然是一片迷惘。於是在一些著名的西方媒體上，出現了這樣一副寓意深刻的眾生圖（漫畫）：一邊是各級官僚的凶狠批鬥，一邊是眾多右派口中大聲地叫喊著：我有罪！我該死！皇恩浩蕩兮！謝吾皇之賜死！
在許多人眼裡，要不是冒出了一個聖女林昭，那麼中國反右的運動，只留下了"白茫茫，大地一片真乾淨"的蒼涼荒蕪。
有好幾年，我也是傻傻的想--假如當年多幾個像林昭一樣的鬚眉丈夫，也許反右運動就不是那麼一種悲慘的結局；假如當年多一些像林昭一樣的勇士，也許林昭也不會當成異類而虐殺致死；假如沒有在反右運動中將中國的知識份子一網打盡，那麼大躍進之後數千萬人被活活餓死的慘劇就不會發生，文革也不會發生得那麼慘烈和持久；假如當年的中共不是把中國捂得像鐵桶一樣黑暗，那麼"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這個詞彙，就不會在過了幾十年之後才在歐洲出現，而是以"中國右派綜合症"來命名了。這又是一個為中華文化增光添彩的歷史"壯舉"，這不是"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的又一個有力左證麼？
當然，歷史沒有後悔藥吃，歷史也不能假設。
在我深入地對反右運動進行分析之後，我對當年右派所遭受的苦難和折磨，也就多了一些理解、同情和寬容。
儘管"反右"運動已過去了整整半個世紀，儘管許多當年的當事人已紛紛作古，今天仍然健在的，大多是風雨飄零、夕陽暮鼓。但巨大的精神折磨和心靈戕害，已深深地鐫刻在這一代知識份子的心靈深處，並繼續影響著今天的知識份子的良心責任和道德勇氣。所謂"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也。
更有少數右派在歷經磨難之後，對中共當局對之施以小恩小惠，就感激涕零。對共產黨把長期捆綁在他身上的繩索鬆了松，從而使他們變得舒服好受了一些，他們竟然是感恩戴德、涕淚橫流。於是，這些人一見到有人揭露毛共的罪惡，就痛心疾首，就怒不可遏地為毛共文過飾非......
在我所接觸到的一些右派朋友中，他們之中的絕大多數人，直到今天，仍然是小心翼翼、心有餘悸。
如我妻子的老師蔣金科先生，當年，也因為他當年的"輕信、幼稚和缺心眼"而"響應黨的號召"提了幾條意見。使快要從清華畢業的他，被關進了牢房。一關就是二十多年。二十多年的牢獄生活，戕害了他的身心，使他子女尚未成立，就英年早逝。他人品高尚，富於正義。他學識淵博，見解精深。他待人真摯，樂於助人......他的英年早逝，使我痛失了一位忘年的摯友。他於一九七八年獲得"改正"後放出，已經是滿頭銀絲。剛放出來的十多年裡，他見到穿制服和幹部服的人，就條件反射式的鞠躬、哈腰、低頭、讓道，嘴裡還嘟嘟喃喃地不停念叨。看到他這樣，我就鼻子發酸！
他在監獄裡，因為有文化，被分配擔任相對優遊的倉庫保管員。那些沒有這種機遇的人，所受到的心靈戕害，實在難以用筆墨來描述......
我的這類忘年的右派朋友們，每當看到像我這樣的後生晚輩初生牛犢似的放膽言論，便紛紛以過來人的口氣數落和教訓我曰：殷鑒不遠啦！你們年輕人不懂......
我當然明白他們對我的關心和愛護，但我也為他們嚴重的"中國右派綜合症"而心酸和悲涼！
是什麼原因造成了這一奇特的心理現象？有什麼樣的神奇魔力，讓他們直到今天仍然膽小慎微、心有餘悸？我一直在思考，一直在琢磨......
三、"中國右派綜合症"的成因分析
出現這種"中國右派綜合症"的奇特現象，以筆者淺見，主要有以下七個層面的原因：
第一，毛澤東在青年時代，因為對自然科學知識一竅不通，而又十分狂妄自負，因而飽受知識界的嘲諷和輕賤。在他通過陰謀手腕掌控黨權並篡奪中華民國政權的過程中，也一直受到黨內"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理論上的壓制。嘲笑他是"山溝溝裡的馬列主義"，是"流寇作風"等，從而激發了終毛一生對知識份子進行激烈報復和瘋狂迫害的病態心理。
毛的這種病態心理，與共產黨弱智愚民的宗旨不謀而合。共產黨為了強制灌輸馬列邪說，為了將馬列邪說奉為"顛扑不破的真理"，就必須扼殺國人的民族精神和靈魂智慧，就必須消除國人頭腦中的歷史記憶和現實的參照物，就必須消除國人胸腔中的良善美德和正義質量，就必須對人民施行嚴厲的思想鉗制和言論控制，而讓人民失去辨別是非善惡的能力，以便宗奉馬列邪說。
兩者的不謀而合，從而營造了一種對知識者進行鄙視、迫害、甚至大肆殺戮的特定文化氛圍。什麼"知識越多越反動"啦！什麼"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啦！並大肆嘲笑知識者的形而上思考是"馬尾巴的功能"，數十年如一日地堅持批判"形而上學"，以消除國人的哲學思考和邏輯思維能力......張國燾大肆殺戮知識份子，賀龍肖克也在洪湖地區大殺特殺，毛澤東則更是殺人不眨眼，親手炮製了一系列血腥恐怖的迫害殺人運動，如大殺"AB團"、"延安整風"運動中的"審乾和抓特務"等、肅反、反胡風、反右、四清、文革等等。這就是共產黨這頭怪獸的發情期。
實際"革命"經驗也明確告訴這些泥腿子毛共：有知識、有良知、有文化、有骨氣的知識份子，往往不好駕馭，甚至會成為其"革命"的巨大阻力。知識份子理所當然地成了毛共的眼中釘、肉中刺，成了"黨文化"必須進行歧視、迫害和清除的"罪人"。
只有把知識份子打翻在地，把知識者的社會威望徹底消除，讓整個社會只剩下那些"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人們，才能鼓動人民互相仇恨，才能使社會群盲徹底做到--黨讓你去迫害某人，你毫不猶豫，上去就是一棍子下來；黨讓你去殺戮某人，你毫不思索，抽出刀子就捅了進去。並將這種血腥暴戾，披上"革命性"的法衣。
只有消除知識份子的社會威望，或者乾脆地予以消滅，才能達到鼓動人民的相互仇恨的目的，才有利於灌輸馬列邪說。從而達到"捉起螞蟻子打架"的目的，而對人民進行分化瓦解和恐怖控制。只有這樣，才有利於暴力篡奪中華民國政權，才有利於穩固其血腥恐怖統治。
在這種文化氛圍下，"思想改造"、"反右"、"文化大革命"等以迫害知識份子為目的的運動，是"黨文化"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結果。
第二，毛共建政之後，只經過短暫的"國民經濟恢復時期"，接著就開展了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從而把一切生存資源都"公有化"了。而這個公有化，又以"官僚特權所有制"為實質表現形式。也就是說，中共變私有制為"中共官僚所有制"而已。
眾所周知，私有財產制度的建立，是人類文明的重大進步。尊重他人的勞動成果，是人類社會得以和諧運轉的倫理底線。而中共建政之後，認宗西方的馬列邪說，鼓吹通過恐怖暴力來獲取政權，來攫取他人的勞動成果。從而漠視人性、人道和人權的普世價值，仇視私有財產制度，其實質就是仇視和反動人類的文明進步。
也因為，私有財產是保障每個人的自由和尊嚴的物質基礎。沒有私有財產這個物質基礎，人的自由和尊嚴、獨立人格、批判精神等等，僅僅是奢談和空想。
毛共建政不久，經過社會主義改造之後，將中國公民的一切政治資源、精神資源、生存資源都牢牢掌控在毛共特權官僚集團的手中。真正達到了毛澤東夢寐以求的目標--"聽話的，就給飯吃；不聽話，就不開飯。"從而從精神靈魂上，從物質財富上，完全控制了全國人民，使全中國人都成了毛共的奴隸。
中共建政之後，還全部砸碎了中國知識份子憑以謀生的文化藝術作品的市場交易體系，如稿酬制度等，而代之以知識份子的各種專業協會制度，並在各種專業協會裡，對這些知識份子發放固定工資。如文聯、作家協會、畫家協會、音樂家協會等等。
當年，這些知識份子看到自己有了旱澇保收的固定收入，心裏很是高興和滿足。但他們卻是在不知不覺之中，就把自己的脖子伸進了毛共的圈套裡去了，並被一步步勒緊。毛共的真實意圖，乃是為了把中國的知識份子全部關進狗籠子裡去，把他們統統地像狗一樣養起來。必須搖尾乞憐，才能討得主子的恩賜；必須奴顏媚骨，才能獲得憑以養家餬口的那根"骨頭"。
中國的知識份子，雖然有"以天下為己任"的優良傳統，但在毛共異常酷烈的極權專制的奴役控制下，也只能老老實實作犬儒，只能奴顏婢膝地看中共官僚的臉色行事。否則，就失去一切生存資源，而變得一無所有。在這個控制體系下，何談獨立思考和批判精神？何談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從而造成了中共建政之後，我華夏古國幾乎變成了一片精神的荒原、文化的沙漠。知識份子被邊緣化，幾乎成了中國社會的垃圾。
第三，毛共建政之後，除了馬上改寫全部歷史、以適應其灌輸馬列邪說、消除中華民族之歷史記憶的需要外，還一環緊扣一環地、在全國建立了一套組織化的社會控制體系。特別是1953年糧食統購統銷制度建立之後，毛共幾乎把中國變成了一座龐大的集中營。被關押在這個集中營裡面的人，不僅僅是無權無勢的平頭百姓，那些勢焰熏天的中共官僚，也被牢牢地控制在其中。
在這個集中營裡，離開了共產黨的恩賜，就沒有任何生存資源。絕大部分生存物質都採用憑票供應的方式。買糧食，要糧票；買肥皂，要肥皂票；穿衣服，要布票；坐車，要介紹信；外出，要路條；住宿，要證明；看病，要醫療證等等。在此基礎上，還建立了對公民進行特務控制的"檔案制度"，還建立了嚴重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城鄉二元隔離的"戶籍制度"，把所有中國人牢牢控制在共產黨官僚的掌心之中，把整個中國變成了一座真正的"人民監獄"。否則，隨時都可以用"現行反革命分子"和"流竄犯"的名義關進大牢。讓人們"躲，無處躲；藏，無處藏；逃，無處逃"。只能畫地為牢，任由專政機器的奴役和宰割。
在這樣一種高度組織化控制的社會裏，當年的許多右派，雖然內心不願屈服，但因為慮及到家人今後的悲慘處境，理所當然，他們會不寒而慄。只好在口頭上表示認罪和臣服，以獲得當局的"寬大處理"，以改善家人的生活境遇。
第四，中共建政之後，一直汲汲於批判"資產階級的人性論"，汲汲於批判"資產階級的人道觀"，汲汲於建立"黨文化"的思想控制體系，汲汲於強調"黨性"而鼓噪"做黨的馴服工具"等等。
所謂黨性，按照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說法，千言萬語，總歸一句話--那就是"黨叫幹啥就幹啥"。
這樣一種所謂的"黨性"，其實就是奴性和獸性混合物，是奴性和獸性的新瓶裝舊酒而已。黨要把知識份子打翻在地，你必須把老師和學者（叫"反動學術權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黨要你父（母）子成仇，你必須父（母）子成仇；黨要你夫妻反目，你必須夫妻反目；黨要你兄弟相殘，你必須兄弟相殘；黨要你骨肉相棄，你必須骨肉相棄。並在你的師長和親人遭受共產黨的殘酷迫害時，卻不能抱以任何同情憐憫之心，反而要求你與之徹底"劃清界限"。否則，就是黨性不強，就必然受到嚴酷的迫害。
經過這種"黨性"的強化馴育之後，中國人原有的倫理道德體系被徹底地否定和顛覆了，而建立起一個"一切以黨的需要為轉移"的價值體系。"黨"，幾乎成了一個比上帝還要上帝的抽象怪物。
按照一般人的心理--當一個人處於異常的艱難困苦、疾痛慘怛的絕境下，會情不自禁地在生死抉擇之間徘徊。這時，只要旁人給予些許關愛或安慰，就使這個人看到人間的真情和溫暖，就使這個人覺得人間還值得留戀，從而激發了他活下去的勇氣，從而救下了一條性命。相反，則促成了他痛下決心，盡快結束自己的生命，以與這個醜陋而冷酷的世界決絕。
經過十多年的"黨文化"的增益和積累，經過"黨性"的強化馴育，人性、人道和人權的價值觀，早已被酷烈的秦火焚燒一空。在這種情況下，開展反右運動，對於共產黨來說，早已是輕車熟路、駕輕就熟了。
而眾多的右派們（只有極少數例外），只能面對家人的紛紛背叛，面對親友的紛紛出賣，面對同事或好友的落井下石。他們在這個是非顛倒、人妖不分的冷酷世界上，是顯得那麼的孤立無援！是顯得那樣的絕望無助！他們飽經心靈的折磨之後，只能紛紛地繳械投降--我有罪！我該死！
第五，正如法國大哲學家孟德斯鳩所說--"民主政體的統治原則是德行，立憲政體的統治原則是榮譽，專制政體的統治原則是恐怖。"由於中國歷經兩千多年的專制恐怖統治，中國知識份子只能在恐怖政治的重壓下苟活喘息，只能依附於專制機器上討口飯吃，從而使得"生存智慧"和"保命哲學"異常發達。相對的，比較缺乏獨立人格，缺乏自由思想，缺乏批判精神，缺乏對真理、正義、良知、美德的執著，缺乏對人的自由與尊嚴的堅守。所以，從嚴格意義上來說，中國的大多數知識份子，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知識份子，最多算是"准知識份子"而已。
在這種"生存智慧"和"保命哲學"異常發達的知識份子群體內，人們一直相信"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秉持"窮則獨善其身"。一直汲汲於"識時務者為俊傑"，一直堅持"世無道則隱"的人生哲學。在這種"生存智慧"和"保命哲學"異常發達的人格下，當年的大多數知識份子，一遇上共產黨的蠻橫批鬥，儘管開始試圖抗爭，但經歷一定時間的批鬥折磨之後，就紛紛地以認罪和退讓來保全性命。而少數幾個堅持真理正義、執著道德良知的人，就立即遭到共產黨的肉體殺戮和精神消滅，也就不足為奇了。
第六，由於中國極權專制社會的權力金字塔結構，從而產生了一種維護這種等級秩序的儒家學說。後經宋儒進一步將這種儒家學說引申擴展之後，這就產生了一種"專制理論倫理化，家族倫理專制化"的社會結構。通過這種溫情脈脈的"專制理論倫理化"之後，專制文化已深入了中國人的骨髓之中，就很難認同基督文明之"平等"的價值觀。
儒學，從本質上來說，僅僅是一種為人處世的倫理學。而倫理學僅僅是哲學的一個很小的分支，根本夠不上哲學的層次，那就更加夠不上信仰層面的資格。但中國人在幾千年儒家文化的強制灌輸下，卻把儒家學說拔高為信仰層面的東西來信奉。從而產生了一種大謬不然的文化結構。
儒家學說被幾千年強制灌輸之後，孔孟之道就構成了中國人人格的基本元素。墨子提出的"兼愛"的觀念，尚且受到孟子"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的嚴厲指責，何況基督文明"博愛"之價值觀？
由於基督文明提倡上帝的子民"一律平等"的基本觀念，這就更使深受專制文化熏陶的中國知識份子對其寇仇視之。這就使得基督文明在中國的傳播，僅僅停留在下裡巴人的層面上。而對於作為中國社會價值導向的士大夫和縉紳階層，則難以產生任何實質性的影響。
在基督文明的社會氛圍下，知識者皓首窮經地執著真理和探索宇宙奧秘，是一種榮耀神的高尚事業。他們的很多形而上鑽研和探索，雖然在當時看不到它的價值，但在後來卻閃耀出人類智慧的熠熠光輝，照亮了人類的未來和前途，從而為人類文明做出了極大的貢獻。而在基督文明的社會氛圍裡，這些皓首窮經地執著於真理探索的人們，也能獲得社會的普遍尊敬。
而在以孔孟之道為文化傳統的中國，孔孟之徒一遇上形而上的問題，就逃避，就繞道走。如"子不語怪力亂神"、"不知生，焉知死？"等等。在以孔孟學說為精神信仰的中國社會裏，要是有人像在基督文明社會中那樣地執著於真理探索和宇宙奧秘的鑽研，將被這個社會視為瘋子和異類，而遭到公眾的唾棄。
在一個缺乏基督文明熏陶的國度裡，人們汲汲於"學以致用"，汲汲於"陞官發財"，汲汲於"學得文武藝，售與帝王家"，汲汲於追求自身的"出人頭地"，從而缺乏對真理和正義的執著，缺乏對人類自由與尊嚴的堅守，缺乏對人類命運的終極關懷，缺乏對社會未來、民族前途的形而上思考......從而產生了大量的急功近利的現實主義者，產生了大量的見風使舵的機會主義者。
對於缺乏基督文明熏陶的中國人來說，中國的落後貧窮，確實讓不少先知先覺之士進行了不懈的思索，但他們思索的結果卻是--急功近利地把憲政民主制度視為富國強兵的一種技術手段，而不是把憲政民主制度視為保障人類自由和尊嚴的一種制度設計。
俗話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對於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來說，也是如此。
在一個現實主義和機會主義氛圍濃郁的社會裏，人們汲汲於現實利益的考慮，而不願對那些關乎社會發展和人類未來的問題作深謀遠慮的形而上思考，那麼，就使這個社會、這個民族始終陷入災難化生存之中，而難以自拔。
在一個現實主義和機會主義氛圍濃郁的社會裏，人們一旦遇到必須在堅持真理、追求正義與保全性命之間作抉擇的時候，人們理所當然地選擇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而難以湧現出照亮人類文明的示範人物和閃光事跡，從而難以湧現出堅持真理、執著良知的偉大人格和高貴靈魂。當年的大多數右派，正是處於這樣一種靈魂迷失的處境下，才紛紛妥協退讓，才自虐性地往自己頭上扣屎盆子--我有罪！我該死！
第七，毛共素來是玩弄陰謀手腕的高手。在反右運動中，毛共將那些名震中外的大右派默默許以優待的條件，誘使他們檢討認錯，繼之在黨控的報刊上大肆宣嚷。從而對全國的小右派產生示範效應，產生了巨大的心理壓力。而眾多的小右派，看到那麼多大名鼎鼎的大右派都低頭認罪了之後，感到自己人輕言微，如果再堅持自己的立場，就必然受到更加嚴酷的對待。為謀求自身和家人的退路，只好違心地承認"錯誤"。於是，紛紛繳械投降--我有罪！我該死！
以上七個層面原因的混合，從而把中國社會羅織成了一張十分嚴密的天羅地網，從而把整個中國變成了一個龐大的"古拉格"，使得毛共政權幾乎變成了一架巨大的絞肉機，使得中國人的良心道德和靈魂智慧統統地被絞殺或窒息，使得"反右"運動演化成為一段異常慘痛的歷史悲劇。
當然還有一些其它原因，考慮到本文的篇幅過大，就留給讀者去思考和補充吧。
四、令人心酸的"反右花絮"
筆者雖未親歷慘烈的反右運動，但通過閱讀有關記錄，心情仍然異常沈重。筆者通過與一些右派朋友交談，所瞭解到的一點"花絮"，也非常值得一記。
有人認為--"反右"和"文革"是偶然出現的歷史悲劇。對於這個問題，我很贊同辛灝年教授的觀點--"反右"是毛共這個黨文化膿包的灌膿時期，"文革"則是這個膿包徹底潰爛的體現。因為毛共一直汲汲於培育黨性，即奴性和獸性，而否定和批判人性、人道、人權的價值觀。從而使得中國社會成為一個沒有人性、人道、人權價值的兩腳獸類的叢林，就必然導致"反右""文革"這樣的人道災難的屢屢發生。
在這個膿包的生長和灌膿疼痛過程中，大部分中國人都做了"沉默的大多數"，默默忍受疼痛的折磨，或者是閉眼唸經，或者是跟風盲從。而一部分人為了受到毛共的提拔和重用，於是做了助紂為虐、為虎作倀的幫凶。因此，在反右這個問題上，罪大惡極的當然是毛共，但不能免除普通中國人的罪責，只是罪責大小有所區別而已。
雖然毛澤東一生秉持蔑視和迫害知識份子的病態心理。但經過大躍進之後的大飢餓災難後，毛澤東只好被迫承認--"老九不能走"。
不過，毛澤東心目中的"老九"，僅僅是一些技術專家和工程師之類的人物，而不是真正的知識份子。對於那些具有獨立人格和批判精神的真正的知識份子，毛澤東始終視之為洪水猛獸，視為眼中釘和肉中刺，必欲除之、戮之或縲紲之而後快。於是毛共建政伊始，就迫不及待地發動了對知識份子的一波波迫害和洗腦運動。
毛共建政之後的歷次殺人運動，如"劃階級成分"、"土改"、"鎮反"等等，都由毛澤東拍拍腦袋，先確定一個殺人的比例和人數，然後再分解佈置到各地具體實施。從來就不理會那些被殺之人是否冤屈？
各地官僚在毛共這個恐怖體系下，為了討得主子的高興或賞識，必然是變本加厲地大殺特殺。一直殺了個人頭滾滾、血流成河，以體現其"革命性"和"黨性"，以免受到"黨性不強"和"革命性不高"的指責或清洗。
其實，中共的"革命"，不是指社會變革，而是指"取人性命"的果敢性。敢不敢大肆殺人，是其"革命性"的一貫說法。這就是"奴才比主子更壞"這種社會意識的溫床和土壤，是嗜血恐怖、冷酷凶殘這個惡性病毒的良好培養基。
在這次"反右"運動中，仍然是由毛澤東拍拍腦袋，然後確定了一個5％的比例。下層奴才為了在主子面前邀功請賞，乃變本加厲地雷厲風行。實際執行結果，全國被劃成右派的人數達到了120萬人之眾，全國右派的總體比例達到了20％。有些反右運動的重災區，右派比例竟然高達50∼60％。出現這樣大的差異，關鍵取決於單位頭頭對反右運動是否"積極性"高，是否"黨性"強，是否"革命性"足。
在這種事先確定比例人數、並層層加碼分解落實到具體單位的自我增益的恐怖體系下，有的人被劃成"右派"，是因為為了完成上級佈置下來的任務--這些抬頭不見低頭見的同事們，只好沒完沒了地"開會討論"和"組織學習"，實在不好意思將任何人劃為右派。正在長久討論的過程中，有一個人尿急得實在憋不住了，只好出去小解。但等他小解回來後，右派帽子就給他戴上了。
也有一些人，是主動為單位領導"分憂"，來完成上級規定的劃出右派的"政治任務"，就玩笑著跟頭頭說："大家都不願意劃，任務怎麼完成？把右派給我好了，盡快結束這沒完沒了開會，以便正常開展工作......"於是他就成了右派了。但他萬萬沒有想到：一個無關緊要的"右派"帽子，竟然會造成他日後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慘結局。
在反右運動中，除了這120萬正式右派之外，還有很多無法統計的"不帶帽右派"、"編外右派"、"漏網右派"等等。還因為執行"在工人農民中原則上不劃右派"的最高指示，不少頭頭看著一些工人農民不順眼，就借運動的"東風"，將這些人劃為"壞分子"。他們也一樣受到"勞教"的對待。他們飽受歧視和迫害，飽受了二十多年的屈辱悲慘生活之後，到他們正式要求甄別平反之時，很多地方的負責官僚竟然敷衍搪塞說："當初對你們就沒有被正式劃上右派嘛！如何去平反昭雪？這沒有依據嘛！如何操作？"。
如山東大學校長陸侃如，是一位才華橫溢的文學史家。他有幸到懷仁堂聆聽了毛澤東的講話，如坐春風，如沐甘露。回到青島，他就召開九三學社的會議。在會上，他鸚鵡學舌式的傳達了毛澤東的講話--"我贊成撤銷學校裡的黨委制"。結果，他傳達的這句話，竟成了"向黨瘋狂進攻"的有力罪證，他也成了"陽謀"的犧牲品。
如著名教授畫家美術理論家高爾泰先生，他事先嗅出了"引蛇出洞"的氣味，他於是"看什麼樣的大字報，我都不表態。有人稿（子）長，見我沒事，請我幫抄幾張，我拒絕。有人貼出呼籲書，許多人聯署，要我簽字，我也拒絕。我想，我不沾這個邊。在整個鳴放過程中，我自始至終，一言未發，一個字也沒有寫。想不到第一個被揪出來的右派，就是我。"（引自高爾泰《尋找家園》）
當年被劃成右派的人，最少的只有16歲。許多天真幼稚的中學生，因為口無遮攔而成了一個個右派。而中學生中被打右派的人，大多是素質比較好思想比較開放的人。而成為"右派"，卻沒有任何客觀標準。只要各級黨委書記看著不順眼，或一時不高興，一顆公章蓋下去，他就成了右派了。既完成了"揪出右派"的任務，又可以借之整肅異己，真可謂是一石雙鳥。各級黨官都樂得討取"積極反右"的封賞，哪管別人是否冤枉。
毛共素來善於玩弄"陰陽手"的伎倆，且"兩手都要硬"。以欺騙國際社會，以矇蔽國內人民。在他們武力征服大陸後，對於那些被俘的國民政府官兵，一方面，他們十分週到地優待那些著名的高級將領，並施以特赦後的高官厚祿，以體現毛共的寬大仁慈......同時又對那些被俘的和原來從抗日戰場退役下來的低下層官兵，以"歷史反革命"進行大肆殺戮。
這一次毛共發動的反右運動，他們照樣是熟車熟路地使用了這種"陰陽手"的手腕--即對那些著名的大右派，只要他們積極配合毛共的"統戰伎倆"而低頭認罪，就既不關押也不罷官地優待起來。而對那些沒有多大名氣、且不會引起國際國內關注的小右派，則施行了嚴酷的苦役虐待或非法的關押。
當年，廣東有關部門將全省右派送去青海服苦役。二十多年之後，右派終於獲得了平反。於是廣東有關部門急匆匆趕去青海將人接回來。但他們到了青海一打聽，竟然沒有一個人活著，全部變成了纍纍屍骨，都被淺淺掩埋在一堆堆"土饅頭"之中。廣東有關人員心有不甘，於是質問青海人：哪怕是留下一個人，也好讓我們接回去交差嘛！青海人則毫不客氣地回敬廣東人說：當年把他們送來這裡，難道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被流放到甘肅的右派，也好不到哪裡去。僅僅一個酒泉附近的夾邊溝農場，在飢餓得虛脫的條件下，還發瘋一樣提高勞動強度，還要讓這些極度虛弱的人們"一天等於二十年"。結果把關進去的2500多人累死、餓死和折磨致死了個精光。僅幾個倖存者得以逃生。蘭新鐵路從屍骸橫陳的夾邊溝農場的遠處經過，過了好多年之後，列車開過，旅客們還莫名其妙地聞到一股股屍臭漂進車窗，但不知道來自何方。那裡的右派死光之後，農場也被迫解散了。
我不知道那些當年的管教幹部們，這樣大規模的、"合法的"謀殺中國的知識者，是否能夠有所醒悟和良心發現？但我至今沒有看到這類懺悔表示的隻言片語。也許他們目下正是中共"勞苦功高"的離休幹部，正拿著高薪悠哉游哉，正邁著方步委蛇委蛇！
1982年，甘肅省在嚴格保密的條件下，批准甘肅醫學院到夾邊溝農場舊址去挖掘完整屍骨作實驗和教學用具。醫學院原答應辦貨人"按件付酬"，後來發現農民獲得完整的人骨太容易了--根本無需挖掘，只在農場大門不遠處的第一道沙梁子底下，隨便揀了一天就夠了。便要求修改合約，減低按件計酬標準。農民們指責醫學院賴賬，醫學院則指責農民騙錢。雙方一衝突，秘密就公開了。（引自高爾泰《尋找家園》）
世人往往驚悚於納粹集中營的陰森恐怖，但比之於中共的勞改勞教"集中營"，有過之而無不及。只是在這個密不透風的鐵屋子裡，世人難以獲知而已。
經過反右運動的嚴酷整肅之後，剩下的那些沒有被劃成右派的知識份子，也統統地被打入了社會的最底層，成了人人喊打的"臭老九"。他們只能低首下心、夾著尾巴做人。從而抽掉了國人的脊樑骨，砍掉了中國社會的腦袋，以利於共產黨的愚民統治，以利於營造出一種"全民族只用一顆腦袋思考問題"的社會氛圍，造就了一種"一個人發瘋，全民族遭殃"的政治體制。
經過整人運動的多次循環，經過反覆的逆向淘汰，特別是經過"反右"運動對民族靈魂的扼殺之後，整個中國社會，幾乎只剩下那些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共產黨官僚和社會群盲。真正實現了毛共夢寐以求的"黨叫幹啥就幹啥"的目標。
但隨後爆發的大躍進運動，馬上就讓全體中國人付出了極為慘痛的代價--在一個既無自然災害、又無戰爭的和平時期，竟然餓死了四、五千萬農民。連一貫草菅人命、殘民以逞毛澤東，都被嚇得哭了起來--"怎麼辦哦？中國要出李闖王了！"
也令中共政權至今聞之心悸變色，而不敢回顧，也不許人民反思。
五、應該吸取的歷史教訓
中國大眾在"明哲保身、莫談國事"的哲學下，在"各人自掃門前雪，勿管他人瓦上霜"的觀念中，在"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思想體系裡，眼看著這些社會的良心和民族的精英遭受非法迫害，他們大都做了"沉默的大多數"，或者是跟風盲從，也舉起右手跟著中共官僚胡亂叫喊--打倒、砸爛、踏平、炮轟......但過了不久，這些人就被大批大批地活活餓死，接著又在一波波政治運動之中被一次次地利用和拋棄，始終陷入災難化生存之中。
一個把知識份子打入十八層地獄的社會，一個以"知識越多越反動"作為統治宗旨的民族，是一個沒有靈魂的民族，是一具行屍走肉。而一個沒有靈魂的民族，反覆爆發大躍進、大飢荒、反右、文革、殘害自由信仰者等人間慘劇，是順理成章的邏輯。
通過"反右"這一萬分沉痛的歷史現象，我希望今天的中國人，能夠從這血淚斑斑的歷史中，學到一些寶貴的歷史教訓--懂得保護我們這個社會的良心和精英，懂得珍視我們這個民族的靈魂，也就是等於珍視和保護了我們自己。而不是甘當麻木不仁的看客，而不是始終抱著"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處世態度，而不是只懂得在極權專制的縫隙中刨抓食物，而不是對自身悲慘生活的境遇徒嘆奈何，而不是對腐敗黑暗的政治逆來順受，而不是企圖在酷烈專制的荒漠中努力去營造自己的溫室，而不是只滿足於作一名木知木覺的華老栓，或者只滿足於做一名貪婪凶殘的康大叔。
鄧小平說："忘掉過去，一切向前看"，他還說"歷史問題宜粗不宜細"。對於這兩句混賬話，我要堅決地說"不"！因為一個不善於總結經驗教訓的民族，是一個沒有長進也沒有出息的民族。
今天的共產黨當局，用盡一切手段來抹去這斑斑血跡，是為了不讓中國人民知道他們的妖孽本質。
今天的共產黨當局，還想方設法阻撓人民回顧這段悲慘的歷史。是為了讓中國人民在"傷口還在流血、心靈還在疼痛"的時候，就變得"一無所有"。把我偉大的民族，變成一群只懂得蠅營狗苟、木知木覺的牲畜，變成一個率獸食人的民族。以利於他們的腐敗和反動統治。
慘兮！中國120萬右派！！
傷哉！中國500餘萬"知識份子"！！
悲夫！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中國人民！！！
痛矣！荼毒我民族精神和靈魂的馬列秦火！！！！
註：中共官方一直宣稱是55萬多名右派，但據丁抒先生《陽謀》一書（修訂版）考證，當年胡耀邦看到120多萬右派遭受非人的迫害，害怕公布出去會對中共政權產生極為負面的政治影響，於是摸摸腦袋，就宣布為55萬了。
初稿於民國96年2月6日
定稿於民國96年2月27日
首發於《人與人權》http://www.renyurenquan.org/ryrq_article.adp?article_id=627
首發稿與本文略有區別，因為最終修改的文字已來不及排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