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韓愈不僅僅是文學家，他同樣是一位很有作為的政治家。只是，他在詩文上的熠熠光輝遮住了他的政治家本色。
韓愈一生，只有57歲(56週歲)，但他25歲中進士，進入仕途，政治起點並不低。29歲的時候成為汴州董晉幕府的小官，算是找到了晉陞的突破點。唐代仕途之路大抵有三種，一是李白那樣的寄望於朝廷應招；二是從地方大員(節度使)的幕府做起；三就是走科舉正途。韓愈在不到30歲的時候獨佔兩項，算是仕途幸運的了。36歲的時候，韓愈就已經升至監察御史。
監察御史品級不高，只是正八品下，但許可權很大。據《新唐書·百官志三》："監察御史十五人，正八品下。掌分察百僚，巡按州縣，獄訟、軍戎、祭祀、營作、太府出納皆蒞焉；知朝堂左右廂及百司綱目。"由此看來，此職其實很有政治前途，但也充滿風險，直言上諫是監察御史的本分，但也同樣容易得罪皇帝和百官。所以，韓愈上了一本《論天旱人飢狀》，就得罪權臣被貶。他任此職不過2個月的時間。
在被貶陽山縣令期間，韓愈的政治才能凸顯出來。一是眾多學子投在韓愈門下，使落後偏僻的陽山地界成為文化重地。按今天的說法，就是提升了當地的軟實力。二是由於韓愈出身貧寒，因此能夠深入民間，主動參與當地民眾的生產勞動，因此在行政上能夠體恤百姓生活。對此，《新唐書·韓愈傳》讚為"有愛於民，民生子以其姓字之。"而且，韓愈在此地一呆就是三年，和蘇東坡一樣，洗去了為京官時的理想主義和文人的習氣，而多了感悟蒼生的現實主義情懷。
憲宗即位以後，韓愈被召回京，為國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期間宦海沉浮，並不是特別得意。但是，在公元817年(元和12年)，韓愈50 歲的時候，韓愈卻做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這年他以行軍司馬的職務，配合宰相裴度平定淮西吳元濟之亂，既有謀略，又勇勐果敢，建立了赫赫軍功。可以說，正是這一仗，表現出了韓愈具有處理軍國大政的能力，從而被唐憲宗任命為吏部侍郎，正式躍入憲宗朝的統治上層。
吏部侍郎在唐朝是正四品的職官，握有實權。必須指出，像韓愈這樣的一介文人，能夠進入決策層，完全是因為他受到了皇帝的眷顧。兩年以後，他卻因為忤逆唐憲宗的好佛迎佛骨而險些被殺頭，卻也是命運的必然。現代人評價此事時，往往批評唐憲宗而同情韓愈。其實這是後人以今擬古並不客觀。有唐一代，既有唐憲宗的迎佛，也有唐武宗的滅佛。但無論迎還是滅，都和皇帝的英明和昏庸掛不上號。而且，史家公認，唐憲宗是僅次於唐太宗和唐玄宗的"中興之主"。歷史上，將相貴冑被皇帝殺頭和貶官的多了去了。因而，韓愈因諫迎佛骨事件被貶，只能說是他仕途的一次波折。而恰恰是這種波折，他在生命最後幾家反而越發彰顯其政治家的本色。
一是在貶官潮州刺史不到一年的時間裏，他作了5件大事：播撒儒教禮儀，興辦教育鄉學；進行稅負改革，減輕農民負擔；打擊兼併地主，給予奴隸人身自由；興修農田水利，造福一方百姓；驅除鱷魚危害，疏濬水路交通。現代潮州成為歷史文化名城和禮儀之地，是和當年韓愈的治理功勞分不開的。
二是在袁州刺史任上，實行"禁隸"之治。新舊《唐書》記載，"袁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入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曰：禁其為隸。"當地人為了感激韓愈的這一行為，建了昌黎書院(今存)表示紀念。
三是在從元和15年到長慶3年(820--823)，韓愈再奉調為京官，先後擔任國子祭酒、兵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品級已是三品大員。期間，曾單槍匹馬，平息鎮州之亂，擔任京兆尹(長安最高行政長官)期間治理有方。
值得一提的是，韓愈人生的最後幾年，無論是行政治理還是執掌最高教育機構，抑或行軍打仗，都是相當有效率，而且政績斐然。政界、軍界、文界三屆通吃，這樣的能人在歷史上還真少見。即便是後人詬病的韓愈諛墓，其實也反證了韓愈在當時的影響力之廣。
因此，現代人評價韓愈，應把握兩點：一是不能因為韓愈的詩文之名而忽略了他政治家和軍事謀略家的歷史地位；二是不能簡單地把韓愈的仕途看成是不得志，實際上是坎坷但很得志；三是正確看待韓愈和唐憲宗的關係。事實上，唐憲宗對韓愈很是器重。在其人生的最後一年，還不忘記把韓愈重新委任為從三品的京官。簡言之，不能因為韓愈的遭遇而貶低唐憲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