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儲蓄"過高"，已是國內外一個相當普遍的共識。現在的爭論焦點，在於這個問題有多嚴重，要怎樣去解決。讓人寬慰的是，中央政府有多個政策工具可以幫助解決這個問題。
問題有多大，大家並沒有形成一致意見。樂觀派認為，中國的高儲蓄率是一種正常現象。這一派所關注的往往是家庭部門。中國家庭確實存了很多錢，大約相當於收入的30%到35%。這個比例肯定不低，但與處於同等發展水平的其他亞洲經濟體相比較，其實並不算高得離譜。中國人還需要為其退休生活、子女教育和健康突發狀況的資金來源而發愁。政府可以建立一張社會保障網路來降低存款需求，但這需要時間。
認為政策加劇了中國儲蓄過剩的一派，所看到的往往是其他方面。比如他們認為，過去10年家庭儲蓄水平並沒有增加多少，所以不能解釋為什麼2003年以來，中國的"過剩"儲蓄問題突然形成。其實，這種"過剩"儲蓄正是中國巨大貿易順差在國內的反映。
其他人關注的是近幾年經歷巨大增長的企業部門、特別是出口部門。中國出口商在全球市場贏得了巨大的份額，由此帶來的收入不能足夠迅速地用於支出或投資──儘管中國投資水平極高。所以這些收入最後又回流進美國證券市場。如果這算是對中國"過剩"儲蓄問題的一個診斷，那麼就有一個相對直接的治療辦法：讓本幣升值。人民幣升值將有助於抑製出口，減少企業利潤並增進平衡。
目前為止，這場討論中還有第三種失衡未曾談到：政府本身在近幾年大幅增長的"過剩"儲蓄。政府儲蓄至少是兩種趨勢的結果。首先，政府收入在2008年經濟危機以前的10年大幅增長。在經濟繁榮期，任何政府的稅收收入都會更高，但這並非事情的全部。另外的情況是，自1994年以來，中國政府已大幅改進其徵稅方法，受此影響，從1995年到2009年，稅收收入增速平均超出GDP增速5個百分點。
從顯示經濟體內資金流動狀況的官方資金流量數據來看，政府總收入佔GDP的比重從1994年的底部水平16.5%上升到了2007年的24%。這些數字與官方預算數據不符，從預算數據來看，比例要低一些。但資金流量可能包含了未予報告的預算外收入，包括目前為止以地方政府為最大受益者的土地拍賣收入。2009年的土地拍賣總收入可能超過了人民幣1萬億元（合1,700億美元），這相當於中央與地方政府收入官方數據的17%。
第二，雖然政府開支也有所增長，但未能趕上收入的步伐。據資金流量數據顯示，在上世紀90年代末，中國政府將收入的15%至20%左右用於儲蓄，而到了2007年，這一比率已經穩步升至44%。雖然政府投資肯定是來自這些儲蓄，但是政府支出滯後的趨勢還是一目瞭然。
在2008年末，全球需求的崩盤以及中國巨額經濟刺激計畫都給中國的失衡現象帶來了巨大衝擊。2009年中國經常帳戶盈餘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率已經從2007年的11.3%和2008年的9.6%降至7%左右，降幅達4個百分點。
同時，中國的"過剩"儲蓄也相應下降。在企業層面，公司盈利、特別是出口企業的盈利受到了影響，收入出現下滑。大規模經濟刺激方案使得國有基建類公司從銀行借入重金併進行投資。在收入縮水和投資加大的雙重影響下，公司儲蓄出現了下降。
政府部門也上演了相似的一幕。雖然在稅務部門的艱苦努力下，中國政府在2009年還是實現了收入增長，但增幅只有8%至10%，與23%的支出增幅相去甚遠。這導致中國出現了佔GDP約3%的財政預算赤字，這一全民消耗儲蓄的過程也在蠶食此前的"過剩"儲蓄。
現在的風險是，隨著經濟復甦，政府的儲蓄問題再度顯現。為避免該問題，方法之一是限制政府收入，特別是從家庭中獲得的收入。舉例來說，中國政府可以改革農村土地的徵用和出售政策。現在，當地政府和開發商壟斷了利潤，而家庭應該從中獲得更大份額的收益。中國也可以下調勞動密集型服務業企業的營業稅。目前這一稅項是基於收入、而非盈利進行徵稅，這種做法非常有害。好消息是政府有意將其轉為增值稅。
另一個可以採取的策略是提高政府在家庭層面的開支。2009年，政府在醫療、教育和其他福利服務方面的開支佔GDP的比重已經從2002年的4.9%提高到了7%。但是中國政府還應該做得更多。雖然中國政府現在在為九年制義務教育埋單，但政府應該考慮由國家承擔起高中教育的費用。有半數中國農村孩子在15歲之後就再也沒學上了。
新的農村醫保系統也應該獲得更多資金。目前在可保險疾病的治療費用中，只有10%至30%能夠得到報銷，各地政策還有所不同。允許外來務工人員參加城市保障體系是另一個解決辦法。
如果政府儲蓄可以減少，那麼將對未來十年的中國經濟增長大有裨益。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麼中國的失衡危險將捲土重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