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念的財富化之路

那些所謂完成資本原始積累的富人，常掛在嘴邊的話是，賺錢其實很簡單。而那些經濟拮据的人，總是抱怨賺錢太難，能有多複雜就有多複雜。 市場的情形是，誰能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質量，給更多的人提供商品或服務，誰就更有錢財。以此來看，娛樂明星比學院哲人賺錢多，就沒有什麼不好理解的。既可在圖書館收藏，又能擺在街頭車站機場書攤和超市的書，肯定是暢銷書，作者名利雙收。否則，曲高和寡，沒有市場，不可持續。某種程度上說，越是俗的事務和活動，越有市場。越有市場者，越有名利，也越有話語權和影響，就越被看成不一般，也就變得越來越不俗。大俗者，大雅也！ 19世紀丹麥哲學家克爾凱郭爾曾這樣寫道：「只有向後看才能充分地理解生活。」是的，「向後看，我們認為自己知道所發生的一切。」人們一再追問和探討：西班牙和葡萄牙開始遠洋航海時，當時以中國和印度為中心的亞洲區域，遠比當時的歐洲富有和文明。尤其是1405年到1431年，明代中國曾有七次大型航海活動，早於西班牙大規模遠洋航海90多年，為什麼沒有持續下去，更沒有演化出工業革命呢？ 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恐怕要歸於天朝帝國的孤傲與自負，在一種自認為優雅的氛圍中走向了封閉。在一種「海戰乃商賈之事，與君王威望無關」的態度中，亞洲人大都不關注海權和海軍實力，從而幾近完全喪失了制海權。鄭和下西洋，僅是炫耀赫赫天朝威名，以賜予蠻夷淵博學識、接受崇敬和進貢為己任，無關商賈貿易。因而，如此大規模的航海，卻全然沒有金錢計算的概念，一切只屬於皇家官辦，結果只能是成本遠大於收益，極具脆弱性，不具可持續性。這樣的活動越奢華，花費越大，也就越容易使自身走向終結，甚至極端，那就是銷毀船隻，視一切航海活動和海上貿易為非法，最終走向封海，閉關鎖國。 歐洲人的航海冒險和所謂地理新發現，就只有明確的世俗目標：財富獲取，為此而不惜採取可以想到的一切手段。航海費用不僅僅來源於皇家資助，更主要來源於社會各類集資。這就是為什麼股份制企業的組織方式，最早興起於航海貿易企業的原因所在。金錢計算的理性，確保了資金來源的可持續性，也就確保了航海冒險的可持續性。 他們當然也有講優雅的時候，那是核心精英集團為了確保其社會主導地位而極力避免世俗化和普通化所故意採取的手段。西方宗教神權統治期間，書寫文字只准用晦澀難懂的拉丁文，教會阻止白話譯本的《聖經》面世，為的就是確保並鞏固僧侶與教會對書面語言的壟斷，防止因廣泛閱讀所帶來的新知識和異端思想的傳播。然而，一旦書面用語白話化，習慣用語廣泛被採用，尤其是印刷術出現後，思想的傳播大大加速，知識就從少數僧侶與統治階層的壟斷之中跳出來世俗化，普及化了。這大大促進了財富創造、經濟增長、政治變革和社會發展。 不錯，科學創新和基礎理論確實基本產生自優雅的學術殿堂裡，不可能一開始就為普通大眾所能掌握。然而，再先進的科學知識和高新技術，如果不是為了人類的世俗目標，也將無用；況且，如果走不出學術的象牙塔，不被廣泛的大眾所知所所用，就意味著不能轉化成生產力，對於財富創造和社會發展而言，也就沒有什麼價值了。如果沒有18世紀和19世紀上半葉大量英國工匠的努力和配合，英國那些先進的科學知識也斷然轉化不成工業革命的力量。從這個角度看，不妨說，科學技術轉化成生產力的過程，就是一個世俗化的過程。 在一個為種種世俗化目標奮爭的社會裏，並不意味著沒有好奇心、靈感和衝動，恰恰相反，這樣的社會充滿了好奇心和異端思想，以及財富創造的衝動與激情與持續不斷的靈感。因為，好奇心和敢於持有異議，是催生新思想的兩個無論怎麼評估其重要性都不為過的主導因素。一個社會缺乏了好奇心，也就失去了學習衝動和能力，不再放開眼界，沒有了激情和靈感，最終走向內斂、封閉、淺薄、停滯、衰微，甚至滅亡。 正因如此，那位大學問家馬克斯•韋伯在1919年嚮慕尼黑一批青年學子發表《以學術為業》的演講時，對那種認為從事庸俗事務的商人不需要激情和靈感的偏見大加批判：「一個商人或大企業家，如果缺乏『經商的想像力』——即想法或靈感——那麼終其一生，也不過是那種只適合於做職員或技術官員的人。他絕不會是一個在組織上有真正創造力的人。」 由此，那些稱賺錢簡單的富有商人，基本是以給更多人提供商品和服務為手段而完成積累的人，也是甘於最世俗化的人；那些還在抱怨賺錢難的人，恐怕是還沒有為更多人提供商品或服務的人，或者離世俗化還有不小的距離。當然，理想的狀態是雅俗兼得，但這首先是一個世俗化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