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 : 正當中共及其政權愈益強化打壓民主自由趨向時，和解思潮卻賣力地表示「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仇恨和敵人意識都是要不得的，「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罪惡可謂大矣！和解思潮認為需要「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從而「恢復人與人之間的互愛」，建立「不同利益不同價值的和平共處」，還要為這一切提供「柔軟的人性土壤」，提供「符合人性的激勵」。這樣的和解之論究竟對誰有利？誰需要它以緩解自己迫於維權抗爭的壓力？中國和解智庫於2008年3月與5月在北京召開衝突與和解問題座談會，暢行無阻，會談紀要，照發無誤，而被「改正」的1957年右派，均垂垂老矣，哪怕坐在一起聊聊也被警察告戒、驅散，登載這些右派老人回憶文章的《往事微痕》被查抄、沒收。把兩種不同待遇對比一下，敬請那些積極奔走「和解」的諸公靜下心來想想：這是為什麼？
（一）
劉曉波君在《我的最後陳述》中向世人表示「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即便為此被指控，也無怨言」。他說：「 我沒有敵人，沒有仇恨」，不止於此，他還要「以愛化解恨」。這一自我陳述馬上得到響應，稱這種「沒有敵人，沒有仇恨」的感情為「大愛」，是「中國本土的核心價值觀」，而且，「和西方的普世價值觀並無區別」，「都是倡導大愛、和解、寬容和消除仇恨的人類價值觀」。不過，我以為，應該明確這種價值觀只是對人類社會的倫理關係的一種界定，是對人類特有的道德準則的一種概括。它在宗教活動中有著鮮明表現：修善戒惡，愛人如己，尊崇神旨，苦度人生，這些都屬於感情境界中的道德修養，它與人類社會因利益的不同而形成的社會關係有嚴格區別。
人與人之間因諸種複雜關係而形成不同的利害矛盾，由此構成的社會關係是決定社會面貌的根本因素。
當這些矛盾涉及共同的、公共的利害關係時，容易達成一致原則，比如城市交通規定靠左行駛，所有人都會認可、執行。當這些矛盾涉及彼此衝突的利害矛盾時，如果雙方實力對比懸殊，會依實力強者的意願得到解決，比如中共土改，也可因雙方實力不相上下而得到妥協，比如國共兩黨 1945年簽訂雙十協議。當利害關係不能調和、不能互讓時，只能依據社會矛盾的發展規律予以解決。社會上不同的利害關係具有不同的價值判斷，因而具有不同的價值觀。這樣的價值觀與社會倫理關係的價值觀，由於各自的社會功能不同，兩者不可混淆。
以「沒有敵人」、「以愛化解恨」為突出標誌的朝野和解思潮之所以行不通，原因在於它企圖以倫理觀、道德觀去解決應該由社會矛盾觀才能解決的任務。認為只要奉行「以愛化解恨」，就可以「拆除黑暗的專制社會和光明的公民社會之間的鴻溝壁壘」，迎來所謂「人人相愛」的和諧社會，這種構想只是白日作夢而已。
還說，「以愛化解恨」，「人人若堅持這樣的核心價值觀，不就很容易實現孫中山先生倡導的‘天下為公’和‘走向共和’ 嗎？」不錯，孫先生確實有「天下為公」的理想，以實現「大同」為目的。「大同」是2500年前孔子構思的理想社會，以「天下為公」，「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與當時的「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相對照，在孔夫子的年代，這種「天下為公」的描述已經是不能再現的烏托邦，何況孫中山更無力實現，現在這股和解思潮居然拿出2500年前的烏托邦進行招搖，太沒有時代感了！
（二）
中共自毛澤東主政後，所造冤孽可謂大矣！無需細數，約略估計，被迫害致死、被虐待身亡者6000萬至8000萬。一個個鮮活的生命無端地結束於中共屠刀之下。由於強迫徵糧、不准乞討，只得扒光樹皮、割屍自啖以致活生生餓死者就不下4000萬。毛、鄧、江、胡手上沾滿百姓鮮血，各有各自的血債。
為了掩蓋血腥的殘酷，中共製造了眾多意識形態外衣，把自己打扮成中國人民「大救星」、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社會前進的「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的「發明者」。但是，剝開畫皮，露出真相，「大救星」成了大獨裁者，「總設計師」成了推動權力尋租、養肥特殊利益集團的罪魁禍首，「三個代表」成了出讓祖國領土的大賣國賊，「發明者」成了鎮壓維權運動和異議人士的毛氏左派。中共建國60年，從高度極權到後極權主義，專制統治力量儘管不斷衰落，但是，保守和反動勢力始終在黨內處於主流地位。
正當中共及其政權愈益強化打壓民主自由趨向時，和解思潮卻賣力地表示「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仇恨和敵人意識都是要不得的，「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罪惡可謂大矣！和解思潮認為需要「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從而「恢復人與人之間的互愛」，建立「不同利益不同價值的和平共處」，還要為這一切提供「柔軟的人性土壤」，提供「符合人性的激勵」。這樣的和解之論究竟對誰有利？誰需要它以緩解自己迫於維權抗爭的壓力？中國和解智庫於2008年3月與5月在北京召開衝突與和解問題座談會，暢行無阻，會談紀要，照發無誤，而被「改正」的1957年右派，均垂垂老矣，哪怕坐在一起聊聊也被警察告戒、驅散，登載這些右派老人回憶文章的《往事微痕》被查抄、沒收。把兩種不同待遇對比一下，敬請那些積極奔走「和解」的諸公靜下心來想想：這是為什麼？
（三）
劉曉波君在《我的最後陳述》中提到他被當局拘留時受到的優厚待遇：溫馨廣播，‘悔悟’雜誌，飯前、起床、睡覺均有音樂撫慰，「為在押人員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環境」。管教對在押人員的尊重和關心，「讓人感到溫暖」。特別是劉管教，「真誠，正直，負責，善心」，實感幸運。基於此番經歷，劉曉波說：「我堅信中國的政治進步不會停止，我對未來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
與這種拘留時的優厚待遇相反，中共對自由人士、異議者的拘留、打壓卻十分兇惡。獄卒用拖把頭捅入婦女陰戶亂搗，用電棍直入男人肛門電擊，這樣的殘酷迫害數不勝數。劉曉波從高智晟致中央的信中就可以看到對這種酷刑的揭露，他卻在《我的最後陳述》中說什麼「人權已經成為中國法治的原則之一」，「對不同政見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為什麼不顧事實地美化中共暴政？
海內外輿論指責中共當局扣押劉曉波為非法，劉卻以在拘留時受到優厚待遇為根據，勸世人不要誤解中共，鼓吹當局是善良的、人道的。如果有人指出這不過是與當權者表演的一出雙簧，劉曉波君，你將何以自辯？
（四）
朝野和解論的產生有相當深刻的社會根源，試作簡短剖析。
自毛澤東開始，對知識的摧殘、對知識人的折磨由來已久。以改造思想的名義毀滅知識者的精神支柱是毛的執政要點。一代知識精英沒有一個可以逃出這一浩劫。如今重讀那些知識名人的自我批判，令人汗顏。劇作家沙葉新把它概括為：「檢討是精神的酷刑、靈魂的暗殺、思想的強姦、人格的蹂躪，它剝奪你的尊嚴，妖魔你的心靈，讓你自虐，讓你自污，讓你自慚形穢，讓你自甘羞辱，讓你精神自焚，讓你靈魂自縊，讓你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讓你自己唾自己的面孔，讓你覺得你是世界上最最醜陋、最最卑下、最最錯誤、最最必須改造的人」，目的「就是要你放棄自我、放棄思考、放棄檢驗、放棄批判，決不容許有絲毫的出格之念，有半點的存疑之想；就是要你作馴服工具，讓你永遠和政治權威、和欽定教條保持一致，這樣就有了‘隱定’的社會局面，就有了‘一致’ 的政治方陣，於是，天下太平，江山永固了。」
發動以知識人為目標的政治運動，用「階級敵人」的緊箍咒套牢不馴服、不順眼者。反胡風運動、反右派運動、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都是如此。被整肅者或被囚牢，或為賤民，終生不得翻身，親友皆受牽連。甘肅酒泉市永登縣夾邊溝勞改農場曾關押右派887人，反革命898人，壞分子（反右時從工人中揪出的右派載壞分子帽）438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68人，貪污、違法亂紀分子78人，還有與領導頂嘴被捆綁而來沒有檔案的，也有在大學被拔白旗的大學生，還有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共3000多人，大飢荒時先後被活活餓死多數，據說只存活130多人。可見，知識者不僅不能有自己的思想，而且不能掌握自己的生命權。
1989年六四大屠殺徹底絞殺了青年知識界僅有的一絲活躍氣息，從此，中國成為無聲世界，只有一黨專政的喇叭在擴散音響。以後，一部分知識精英被收買，成為御用文人，大部分知識人則遠離政治，養生為主。
知識力量壓制、被打散才使官民、朝野實力對比懸殊。這種狀況使人們產生一種幻覺：如果統治階層萌生仁慈意識，產生恤民情懷，收斂暴政，開啟文明，豈不是可以誕生為政的新路？「以人為本」、「和諧社會」，這種統治意識的宣告正是為了欺哄公眾對當權者有親如家人的錯覺。在當權者來說，這是堅持一黨專制的策略；在市井小民來說，這是放棄維權鬥爭的藉口。在此基礎上，官民和解、朝野互親的思潮不斷湧動。和解的倡導者認準自己的主張可以「拆除黑暗的專制社會和光明的公民社會之間的鴻溝壁壘」，當權者則認準和解思潮的氾濫有助於迷亂群眾視聽，延長一黨專制的壽命。簡言之，這股和解思潮是在中共摧毀了知識人的精神支柱、扑滅了知識人的求生意志並且絞殺了青年知識界的活躍力量的基礎上產生的，與當政者和解是知識精英走投無路的一種選擇。它向人們提示知識界的軟弱性。
中國不可能產生索爾仁尼琴，也不可能產生薩哈洛夫，根本原因就是中國共產黨是以流氓無產者為基本群眾，以一群軍閥為骨幹，以狂妄的帝王野心家為領袖的政黨，它所具有的排斥知識、排斥知識階層的本能遠甚於蘇共。明乎此，才能意識到代表平民的知識者任重而道遠。
（2010.2.19）
